在2016年、2019年、2022年、2023年这几个与吴谢宇案相关的不同时间节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始终保持着对此案的追踪、采访和调查。作者吴琪、王珊围绕着吴谢宇的家庭、友人、学校、法庭等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大量走访，获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不仅实地探访了当事人生活、工作、学习的环境，更追溯了吴家三代人的家族历史，为公众理解这样一个超出常人认知的极端案件提供了可能。

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发生？在法律的判决之外，我们的社会该怎样理解这样一桩案件？吴谢宇案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最隐秘的伤口。在信息越来越发达、沟通交流越来越便利的当下，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家庭生活中普遍遭遇的困境与挑战？如何在绩优主义的竞争环境中建立、保全完整的自我？

2025年7月11日，诚品书店联合三联生活周刊、三联行读、生活书店，邀请资深媒体人、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以及《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的两位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吴琪、主笔王珊来到现场，从这本书出发，聊聊案件背后的复杂动因和可能的症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读者共同探讨我们的社会该如何理解这样的一桩案件。

01不回避现实

罗丹妮：我以前的编过的原创类图书大致有这几类：一类就是小说家的写作，比如前年我来过咱们书店，双雪涛的短篇集《猎人》新书发布，去年来是林戈声的短篇集《纷纷水火》新书分享。还有一类是非虚构类的作品，比如偏社会纪实的，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黄灯老师的《大地上的亲人》；然后还有一类是比较个人化的非虚构类作品，像杨潇的《重走》，旅行文学的类别。

那《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这本书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它写的不是一个跟作者“我”直接有关的事，对王珊和吴琪来讲，这个事件是跟她们个人无关的，这不是属于她们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一个小说家去编织一个文学性的故事。她们的这个写作跟社会学家在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它并不是要去回应一个社会理论或者是一个问题范式，她们进入的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的公共性事件。她们去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替很多很多的我们去敲开跟这个事件有关的当事人、很多陌生人的门，去探究一个事情的真相。所以她们的工作是有某种公共性和专业性的。但同时，这个工作又要求她们必须带入个人性的、具体的思考和情感。这个案件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报道，是不太可能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背后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这个写作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当这件案子一点一点深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看到的人的命运不只是吴谢宇个人，他的父母以及再往上一代的祖辈。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同事、同学、朋友，一个个浮现出来，你其实能看到一个社会的图景。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并不是说，我们完全解释了这个案件在最后发生的时候吴谢宇到底是怎么想的，决定性的那个犯罪动机的产生，以及犯罪前后他心理机制的变化。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又让这个案件回到了它所在社会的现场，它就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是我特别愿意在这里跟读者分享，也觉得这一类的写作应该得到重视的原因。虽然势必有非常困难的部分和讨论阅读的困难，但是这样的写作应该被大家更多的看到。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在这里的，我们不能够去回避它，但是我们又如何真正具体地去讨论它和反思它？

02零散材料的力量

朱伟：这本书它跟小说不一样，我觉得文学比起社会，可能文学还是显得小吧，社会是一本大书。很多人看过苏童、余华的小说，余华的小说写的狠很多，写这个社会里头，比如《活着》，活得很艰难啊，它是另外一种力量。《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这本书，我觉得它的力量就在于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记者的工作用我的话说就像瞎子摸象：起先对这个案子只知道一个轮廓，然后要去接近真相。一个记者的好奇心迫使他去从一个点再去挖到另外一个点，再去一点点去扩展，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它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它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实的。这些材料如果零散来看，可能并没有特别大的冲击力，但是它最终积累起来以后构成了这么一个惨案。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完整地变成这么一本书，我觉得这在新闻史上面可能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我们过去的新闻报道，一个记者去做一个一两万字的文章可能已经很困难了，因为他不能虚构，他所有的材料必须得有真实的来源。

这书读了以后我是震撼的，感慨在我做主编的时候没有能够做成这么大的一个封面故事，我也没想到有记者能够去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做出一个这么大的社会报道，更重要的是能够丝丝入扣，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对于非虚构写作的一个挺重要的突破。这个报道能深入社会的机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特别可喜的一步。

03探究这个极端案件的意义

吴琪：从杂志、微信上的报道，到成书，我们收到的反馈是多种多样的。让我比较吃惊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会代入吴谢宇的角色，他们虽然对吴谢宇最后行为的极端不能理解，但对吴谢宇的成长氛围，比如从小被极端地要求分数、家庭内部情感交流非常少，他们会比较感同身受，以及他们会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如果他成长中的家庭环境是被规定的，他没有能力改变，那到底这个人成长为一个成年人之后，他有没有主动性？我听下来，好像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中，这个环境决定论和个人的主体性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会说，如果这个家庭，比如说妈妈很洁癖，然后爸爸又是在情感交流等很多问题上是回避的，那孩子能做什么呢？这个孩子他是完全被动的。他好像很难形成一个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比如说他不服从一些规则，他有自己的更作为一个活生生人的这个自我要建立——他如何能建立得起来？如果学校环境也是基本上只看重分数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我们好几代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养育背后，一个人的主体性，到底这个环境的决定因素有多重要？

在做这个稿子的过程中，我们材料是一点点获得的，我写的时候基本上写出一章会给周围关系比较近的同事看一看，他们好几个人都有一个反馈：你看每一处吧，你都觉得这个家庭挺正常的，或者身边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影子，比如说贫穷啊，疾病啊，然后这个孩子作为独生子女，他会觉得有点孤独，但他成绩很好呀，就会觉得非常熟悉。涓涓小流都正常，为何汇集到一起最后来一个极大的恶？前面这些看似正常，其实也是不断让我们在这个调查中投入更多的原因。因为当一个事情跟你生活的这些经验极端不符的时候，它是一个异常。我们看异常其实就是一个猎奇，但这个猎奇其实最后给你的触动是这个故事放下来就完了，对吧？因为那个猎奇它与你的日常生活是不相关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在于它又浓缩了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个不同维度的命题，在最后的这个极端的恶发生之前，它又显得没那么异常，所以它就会使你在这个过程中想到很多周围的人，你会觉得这些影子有很多熟悉的轮廓。最初我只是觉得我不能理解。后来我们也感觉越往下做，越深入地做，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到了时代性。

谢天琴代表的背后的群体，就是60年代上大学的这么一帮人，他们才是小镇做题家，第一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小镇做题家。吴谢宇他虽然来自省会城市，可是由于他只被要求做这种学习的事情，他压抑自己的情感，没有什么生活体验，所以他在见识上就是个小镇做题家，即使他来自省会城市。我们觉得好像身边人类型里头有这样的类型，包括一开始采访的时候，有些材料我们觉得用不进去，没想到最后都启发了我们，就比如说吴谢宇爸爸的好朋友张力文提到他上大学是怎么回事儿。他一家兄弟，他们怎么从山村就一个帮一个，最后都成为城市人。然后包括在凑钱给吴谢宇的这个事情上，吴谢宇不是骗了144万吗，有几十万都是来自父亲好朋友，是好几家人凑给他的。然后其他几个家庭也经历了类似的完全从农村60年代出生的人，上大学，一家人一个带一个带到城市的情况。

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些材料好像离吴谢宇家里很远。在过去的经验里，会觉得我们就听听罢了，好像这些东西用不进去。但是后来当我们写到吴谢宇的大学，突然这些材料就有意义了，你就意识到大学的意味：一个人上升的通道跟过去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对于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大学改变命运。谢天琴的老师说，那个时候家庭条件都很接近，能上大学就很好了，都是天之骄子，家长都很满足，毕业之后全是好的出路；可是现在吴谢宇他面临什么环境——所有孩子的家庭背景、社会资源大不一样，其实这也是经济学残酷的地方，经济学很现实，家庭资源对这个孩子就业以后的出路走向是有很大影响的。吴谢宇的宿舍里，四个福建籍的孩子在北大，彼此四年没吃过一顿饭，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家庭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觉得问了背后就是打探，问了背后家庭资源是不一样的，就是你问了反而这事不好。

王珊：我后来采访了他的一个室友，那个室友硕士出国留学，后来回到了北京工作。当时看到这个室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吴谢宇他没有犯这个案子的话，可能他的这个同学就是他的样子，他的人生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前两天有一个北大法学系毕业的学生，现在也是一位教授，她联系我说，她特别理解吴谢宇大三的时候为什么会崩塌。她说她是法学院毕业的，法学院和经济学院在北大里其实蛮有特点的，如果他们要出国的话，是很难申请到奖学金的，那就意味着如果出国读书，可能要有上百万元的支出。吴谢宇他从小到大，父母给他的教育就一直是说你的成绩要好，只要成绩好、你就可能走上一个人生的新台阶或者说巅峰。但是到他真正要出国交流的时候，他其实看到自己的家庭无力承担这个东西。他那时候也不是第一名了，而是他们班第二名。虽然大家觉得第二名跟第一名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他心里，这个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崩塌，一个是经济的崩塌，另外就是他从小到大都是第一的这种逻辑思维搭建的崩塌，其实这个对他的这种冲击应该是非常大的。

我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大家都说自己多多少少看到了身边人或者自己的影子。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自己，是作者，其实也是一个读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我们文章中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都在处理这种与自我的关系、与小家庭的关系、与大家庭的关系，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是从进入这个家庭里面，开始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我有时候也会在想，一个人的这种自我和命运之间，还有与他的这个处境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它有点像我走到我的这个年龄产生的一个人生的困惑。我从我们的采访对象上面，探究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其实也在面对自己的这种困惑，这是我的感受。

04重新审视“正常”与“不正常”

王楠：我接着刚才吴老师还有王珊的讲，因为我突然想到，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我觉得恰恰《人性的深渊：吴谢宇案》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讨论这个事情。这本书在这样的一种借讲述者自己的呈现、拉开距离去客观向你表述的时候，给我带来了一些启发，就是说，不见得大家都做的事情就一定是好的和正常的。比方说，吴谢宇他母亲就是老师，他家就住在学校旁边，那就意味着实际上他始终生活在一个要面对老师，甚至是一个更加亲密的、不得不面对的老师和一个大一点范围的学校的环境。这个时候他积极努力学习，而且考得非常好——这个事情正常吗？我们会觉得OK，你上学就是要考好分数啊，而且，在越来越卷的情况下，你不就应该当这个宇神去考上北大？这多正常啊。但是，也许恰恰我们应该想一下，原来幸好我的父母不是老师，幸好我家不住在学校里，恰恰是这个松劲儿的想法，或者是空间……比方说还有朋友呢。在这本书里我们没有发现吴谢宇有一个真正交心的朋友。支撑我不断去考、拼，最后还能考上大学，是因为也许我有一个好朋友，我的痛苦都可以向他倾诉。但吴谢宇没有。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这本书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我们理解的正常到底是什么？随着社会的变化、历史的变化，也许大家不知不觉的滑向某种不正常的时候，是需要这样的一本书去让我们跟我们的生活拉开一点距离，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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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