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实力体现在它的金银储备上，而国家要强盛，就要尽可能多地出口商品，少进口商品。」

01财富=金银=权力

几个世纪前，如果你曾路过欧洲的王宫，听见国王们正在谋划“如何让国家变得更富有”，答案几乎总绕不开一个终极目标：让国家的金库堆满金银。

这个思维不仅主导了十六、十七和部分十八世纪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策略，更深植于国家制度的骨髓。这一整套观念和实践，被后人统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简单说，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学和国家战略的“合体式思维”。

它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体现在它的金银储备上，而国家要强盛，就要尽可能多地出口商品（赚外汇），少进口商品（防止银子流出）。

贸易顺差、殖民掠夺、关税壁垒、制度化的垄断、国家力量干预市场等，都是这个理论下的“标配行动”。

它不是一部系统理论著作，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自封创始人，更像是欧洲各国基于长期经验和权力诉求的总结。

既是行动指导手册，也是意识形态武器。

今天的商业竞争、国家干预、谈判桌上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拉扯，很多影子仍能追溯到这场深埋在历史厚土中的思维大潮。

很多人把重商主义当作“早期殖民时代的老黄历”，实际它的核心逻辑并没过时。

在今天，借着贸易战、产业政策、国企补贴、“地缘经济”的高热度，变了模样地回来了。

02国家干预的信仰

重商主义是一个国家主动干预经济的总纲领，它的出发点很现实：不相信市场能够保证国家利益。

今天我们熟悉的“自由市场”是亚当·斯密之后的产物，而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年代，市场只是工具，而非信仰。

政府既是裁判，也是球员。

国家要保护本国的工厂、航运、矿业、农业等核心产业，哪怕以立法方式设定贸易限制、设定配额，也在所不惜。

比如英国为了扶植自己的毛纺织业，一度直接禁止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法国的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柯尔贝尔更是将国家变成工厂的老板，制定产品规格、奖罚制度、出口激励措施，打造“法国制造”的国际美誉。

重商主义带来的不只是关税和补贴，它更是一整套“国家—企业—市场”的权力标准重构。在这里，政策不是用来修正市场失灵，而是用来精准制造市场。

直到今天，那些用“国家资本主义”、“产业主导计划”、“政府主导技术投资”等方式进行战略布局的现象，都或多或少继承了重商主义的基因。

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里看到，一场国际纷争打到最后，总会从军事转向关税，从外交抵制变成产品出口限制。

字面上看不到“重商主义”，但它就在纸背之后。

03金融的焦虑根源

为什么重商主义这么重视金银？

因为在货币体系尚不发达、银行信用体系脆弱的年代，金银是唯一能跨国流通的支付工具。

金子在那个时代，不是象征财富，它就是财富。

今天刷卡买家电，整个交易过程有层层担保制度；而十八世纪的一场国际贸易，实打实的是：一床荷兰的床单换十磅西班牙的白银，少了谁的钱袋子都无法活下去。

基于此，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普遍患有一种名为“金银流失恐惧症”（Specie Drain Anxiety）的病。他们普遍将金银流入视为国家繁荣的信号，而金银外流则意味着国家正在被“掏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重商主义国家普遍追求贸易顺差。

多出口等于多赚金银，多赚金银等于国家更强。而进口呢？买得越多，自家金子流得越快。

关税壁垒、进口限制，说到底就是给国家的“金库”加了一道锁。

这套以“金银为核心”的货币焦虑，今天表面上被银行本位、信贷货币体系取代，但骨子里的类似焦虑其实并没有消失。很多现代国家在谈经济主权、金融安全时，还是会回到一个问题：真正属于国家自己的，是哪一部分财富？

从这个角度看，“金银焦虑”也许已经过时，但“财富焦虑”本身不会过时。

04重商主义的当代低配版

重商主义就像“国家主动掏钱扶持某个产业，以换取更大的国际主导权”的祖宗模式。在今天的名词库里，对应的词包括：

• 产业政策；

• 补贴型出口；

• 国家主导基建输出；

• 战略性物资保护；

• 技术封锁+本地替代；

• 贸易壁垒与本国优先政策。

比如，美国政府扶持芯片制造业，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表面上鼓励创新，本质上是为了应对来自亚洲对手的冲击。再比如，日本多年扶持本土农业，坚持高价收购稻米，用高关税保护农民收入；其实在自由贸易体系里，这是“违规”的。但它做得坦然。

重商主义的“升级版”则运作得更高级：

• 不直接拿现金补贴，而是通过税收减免带动投资；

• 不建立国有企业，而是设置政策进口替代机制，让私人资本“自觉听话”；

• 不公然搞贸易保护，而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加设条款进行限制。

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偏爱这一路子。原因也很简单，目前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市场作弊”这么简单，而是直接关系到能源、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半导体和国防等领域的控制权。

大家都意识到，不能只当产业的搬运工，还得掌握价值链的定价权。这一核心控盘思维，就是从重商主义一路演化而来的。

别以为重商主义是老派落伍的标签，它只是披上了科技全球化后的新外套。

很多国家嘴上喊自由市场，背地里其实是最大牌的重商主义玩家。

05最强批评：亚当·斯密

历史从不会单边运动。

在重商主义盛行几个世纪后，一位思想改变世界的苏格兰人站了出来。《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最大的“功绩”之一，正是对重商主义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和拆台。

斯密指出，财富不等于金银，而是国民所能享受的商品和服务总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GDP（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指标）。

国家不是财政金库的主人，而是要为全民福利服务的“守夜人”。

他反对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认为市场有其内在理性，价格机制能有效配置资源，鼓励分工和竞争。

在斯密看来，重商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头重脚轻，把储备金错认为了国家繁荣，把对他国贸易施压当成理性发展战略。

这种思维不仅扭曲了市场，也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冲突。

他甚至批评那些只盯着“出超”的政策，称它们人为地扭曲了经济结构。比如一个国家拼命出口，抑制消费，这可能会导致厂商无心内需升级，产业无法现代化。他认为，自由贸易可以让商品流通最优化，而保护主义只会导致资源错配。

斯密虽然提出了自由市场的逻辑，成为后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线，但重商主义从未彻底退场。尤其在多极对抗、技术竞争、全球化退潮的环境下，当国家生存被再度摆上谈判桌，重商主义依然是老将出战。

06重商主义的现实教训

从中世纪的金银本位，到今天的技术主权、稀土控制、能源制衡，重商主义的“模板”已经被现代化、金融化、数字化。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追求的从来不是词里包括的那个“商”字，而是背后的掌控力、话语权和国家秩序设计权。

为什么这么讲？

想象一家企业成功向海外输出产品，赚到了利润。但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相应的金融体系、信用工具、利益分配系统和产业政策支持，这笔钱可能流进了少数寡头的账户，或者迅速以资本外逃的形式绕回原路。

也就是说，真正的重商主义不只是“赚了”，还要“守住”、“用好”，并由国家统一调度资源，确保扩张变成结构性优势。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一些最典型的主权投资基金、主权技术研究机构、国家战略实验室，哪怕公开打出市场招牌，实质上是高度政治化、军事化、制度化的操作。

不是悲观，而是现实。

但与古典重商主义的“一出一进、一进一战”相比，当今重商回潮背后多了很多变量：

• 市场情绪的波动远超政府调控能力；

• 技术比资本更难垄断；

• 制造业的全球链条已经深到难以拆解；

• 舆论、网络、数据成为了新的战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自由市场”是一种理想，谈“战略重构”是国家语言。

是否认同重商主义不再重要，它早隐藏在复杂的政策之中，以删改过的面貌操纵着国际经济秩序。

重商主义的教训，不是让我们回归封闭和排他，而是要认清国家行为的边界逻辑与长期路径。从国家视角理解产业，从利益结构理解政策，从国际规则理解行动，这可能才是超越情绪的思维升级。

不然，我们不仅读不懂历史，更读不懂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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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oWaTmObiH80SqD0Buzg9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