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在2025年开学典礼上的发言，转自史迹 FudanCHT微信公号。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党委副书记（兼）。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年9月提前一年攻读硕士研究生，2005年9月取得硕博连读资格，2008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13年12月晋升副研究员，2019年12月晋升教授。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等，古籍整理著作《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附壶关录）》、《五代十国墓志汇编》，参与整理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主编数据库“唐五代墓志专目”，曾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独自为人文学科鼓掌

文 | 仇鹿鸣

来源 | 史迹 FudanCHT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大家好，首先祝贺大家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成功进入复旦大学深造，同时也感谢大家选择历史学科的相关专业作为今后学习的方向。在一个世纪之前，1925年秋季，复旦大学史学系建立，这也是复旦大学成立最早的院系之一。今年恰逢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为此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大家马上能在校园内感受到喜庆的氛围，欢迎新生同学们积极参与相关活动，了解复旦史学的传统，聆听海内外名家的讲演，接受学术熏陶。 

在这一欢庆时刻，我们也意识到，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及社会氛围的变化，包括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稍微发挥历史学者的长处，拉长观察的时间维度，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挑战绝非近年才有。1959年5月，英国学者C. P. 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他指出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存在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相互对对方存有偏见。 

斯诺当时说30年前这两种文化之间已停止对话，但至少他们隔着这条鸿沟还向对方维持一种生硬的微笑，现在连这种礼貌也没有了，不仅青年科学家觉得现在他们的文化正在上升而对方的文化在退却，而更残酷的是，这些青年科学家知道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份舒适的工作，与此同时那些学英文或历史学的同辈人如果能挣到他们所挣的百分之六十就算幸运的了。从斯诺讲演的时间上溯30年是1929年，差不多从本系建立的时候起，类似的危机就已若隐若现，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每一次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都曾洋溢过类似的乐观氛围，人类可以通过某种更“科学”的方法来治理这个星球，比如今天称为算法的东西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进而轻忽人文学科的价值。 

与科学不同，人文学科的边界和作用不够明晰，往往成为被指摘的理由。当然我们不难举出人文学者改变世界的例子，比如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是欧洲联盟最重要的设计者之一，尽管如今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欧盟的种种不足，但它依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联盟，消弭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各国间的仇恨与隔阂。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要忘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由一位文科生写的。但我要提醒大家，特别是本科新生，举例并不是一种好的论证方式，因为对方或许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争吵只会让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我们需要在结构上为人文学科的价值提供辩护。大家公认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是爱因斯坦，不仅因为他在科学上的非凡成就，更在于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尽管爱因斯坦曾推动曼哈顿计划，帮助美国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但他也是世界上最早反对使用核武器的人之一。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发现一种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后，同时也应该敏锐地感知到这种力量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反噬，而不是仅仅为之欢呼雀跃。 

最近十多年来，我们无疑能感受到科技进步对于生活的改变，特别是智能手机提供的诸种便利，恕我冒昧，其中很多或可被称为缺少价值观的技术进步。例如大家都观察到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思想日趋极化，往往陷入各自的信息茧房，这与算法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每当打开手机的时候，算法会投我所好，精确推送。如果我的喜好是某种偏见，算法会不断地强化它。但凡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年来立法者、企业家、科学家似乎很少主张在制度上或技术上对此予以限制。事实上，除了效率之外（这是算法最大的功用），我们仍缺少一种共有的价值观让诸种技术进步更有效地服务人群，弥合社会分歧。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应该由人文教育来提供，这也从结构上说明了为何在顶尖大学中人文学科会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大学不仅提供职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完成对于价值观的塑造，而顶尖大学的学生，无论何种专业，在概率上会有更多的机会在各种行业中承担组织者和决策者的角色。如果对近年社会变化有相对客观而细致的观察，不难承认我们人文教育不是过多，而是过少。  

以上说明了人文学科作为通识教育的价值，而在座诸位是选择以历史学科为专业的，人文学科作为一种专业训练，至少在我看来确有不少改进余地，与理工医相比，我们给学生提供训练的强度是有所不足的。因此，我们今年修订了教学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升课程的训练强度。对于本科新生而言，需要调整学习方法，适应大学阶段的教学。 

本系的杰出系友裘锡圭教授在怀念他的导师胡厚宣先生的文章中曾提及周谷城先生的一则轶事，大意是周先生讲课不好懂，通过课代表，同学们希望他能讲得好懂一些，周先生听了意见，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学的教学与中学不同，同学们应该努力适应新的情况，不能要求老师把讲课降低到中学的水平，他用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我就是要你们不懂。”此事在我看来，很好地说明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根本区别。中学教育是一种标准化教育，以掌握为目标，通过熟练度来区分高下，大学教育的本质是培养研究者，要在对前人研究有充分掌握的基础上探索未知，未知就是“不懂”。各位如果有志于成为研究者的话，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大量的专业阅读，扩展自己知识的边界，而不要去追问考试的范围和重点是什么。 

在座的同学，尤其是本科生，仍处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岔路口上，一方面需要通过学习来认识所选择的专业，确认进一步的深造或就业的方向，另一方面，在认清自己的兴趣与能力之后，勇敢地去探索人生中的无限可能。我们鼓励学生有专业意识，但无需为专业所局限。在座各位的年纪，除了做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显得有些太老之外，做任何事情都还不晚。但我希望无论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今后几年的人文训练能够在各位人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这包括但不局限于借助广泛而有深度的阅读建立起对过去和现实的知识体系，而非通过检索或等待AI的投喂；能够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辨析不同来源的记载或信息，探究真相，在此基础上理解历史中的世界与当下社会。 

自从近代以来，人文主义已多次遭遇危机，一直面临诸种挑战，但从未被击败。科学、知识、技术等等都是构筑理性的重要部分，但人之成为人的关键，是运用理性的能力，我相信在这方面人文学科依然具有和科学并驾齐驱的价值。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VknlEC54h21rhXl-vuq6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