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最初只是一种文学和艺术理论，……（但它）对于有关社会和公共问题的许多思想都产生了影响”（帕尔默：工业革命，P16），“……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潮流之一”（布鲁尼格：革命的年代，P258）。这种影响力表现为对几乎所有与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思想－－如理性、科学、普世价值等－－展开强烈的批判。正是这种影响而非文学和艺术本身，使得我们将浪漫主义单独成篇。

“追根溯源，“浪漫”一词源于拉丁文中的Roma，意为“罗马城”，这可算是词源学的一桩奇事，因为数世纪以来，古罗马人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无疑是，他们是最不浪漫的民族。……（在中世纪，该词）用来指称……特定类型的文学作品，即我们今日仍称的“传奇故事”，那些关于骑士、魔法、爱情的传说，尤其是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传说。……这确实成为浪漫主义兴起时期的标志之一”（费伯：浪漫主义，P4，6）。“1798年，德国批评家与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用“浪漫”一词来描绘当时艺术表现的形式，并特意将这个词与他所说的“前卫的、全人类的诗歌”联系到一起”（希思：浪漫主义，P4）。从此，“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之别成为欧洲人永久的议题”（费伯：浪漫主义，P8）。

要理解浪漫主义，首先得弄清什么是古典主义。“被浪漫主义抛弃的旧秩序……古典主义……（不是）理想化的古典和幻想中的古希腊，而（是）……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作用的实际的古典主义。……（它是）绝对君主制和绝对教会权威之间的同盟。……它的理想越来越没有魅力或生产力，……（因为）它为人类修建庇护所的围栏太窄。它认为社会是静态的，情感是可以压缩的，并且不需要新鲜事物。它选择了那些对它来说最好、最真实、最长久的——君主制、正统、体面的礼节，数学的，艺术和道德的简单规则。……简言之，古典主义赐予的庇护和肯定只是一时的。……（但人们）错把人为和暂时的东西当成是本性和永恒了”（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33，35，36，51）。

就反抗古典主义而言，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是同盟军。但在浪漫主义眼中，启蒙运动所依靠的理性正是古典主义的同谋，所以启蒙运动是反叛军里的内奸。浪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最坚定的拥护者，它们就是革命失败后“革命荷尔蒙”的继承者，“在当时的压抑气氛围中，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往往是政治上被禁止的自由主义的替代物，或至少是它的一种象征”（萨克斯：第九交响曲，P138）。所以他们不对法国大革命作任何反思，更不用说批判了。他们不但继承大革命的精神，还要在所有领域、所有国度发扬光大。

我们需要“区分……作为历史运动的浪漫主义和作为人类性格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首先是）一群生活于1770年到1850年之间被称为浪漫主义者的人……，除了时间之外，是什么把他们联系于一体的呢？”（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7-8）。它是一种人类性格，表现为“……一种无法分类的爱：热爱情绪或印象，情节或故事，耳闻目睹或具体经历过的事情，个人的特性或特殊的习惯……。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浪漫主义者都坚持将感性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等同起来”（帕尔默：工业革命，P16）。这种人类性格，最先呈现于卢梭本人和他的著作，因此卢梭被封为“浪漫主义之父”。

对这种人类性格的推崇，使“浪漫主义十分重视个人，对于有些人来说，它甚至夸大了个人的价值和力量”（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6）。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浪漫主义绝不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学说的个人主义，强调所有个体的权利与欲望，并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浪漫主义关注的是有“天赋”的个体，即天才。“关于原生的或有创建的天赋的思想，……是浪漫主义者另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天赋，就是一种不受客观规律束缚的能动精神，或者是一种经过分析或分类也无法加以充分说明的精神。据认为，天赋能制定其自己的规律与法则。天赋可能是指一个人的天赋，例如艺术家、作家，或者像拿破仑那样的世界推动者。……也可以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天赋，即赫尔德所说的“民族精神”，一种使每一个民族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固有的民族性”（帕尔默：工业革命，P16）。

如此天赋观，对于艺术和艺术家是必需的，也是无害的；对于科学和科学家，可能是利弊共存；但将其用于政治家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必定祸害无穷。“据传，在回应保守音乐家们对他所写的一个非传统段落的批评时，贝多芬曾这样说道：“规则不允许？很好，我允许！”这类宣言（不一定出自贝多芬本人）成为浪漫主义者的标语和战斗口号”（萨克斯：第九交响曲，P56）。贝多芬就是如此才写出传世名作，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也是这样一种心态，结果是血流成河。

浪漫主义从法国大革命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但它是一种哲学意义而非政治哲学意义的自由，一种粉碎一切而不是同时构建秩序的自由。浪漫主义的自由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呈现为强烈的本质上的自我特性，要求打碎一切枷锁，不愿接受任何拘束；另一方面，一旦实施起来，又会祈求于某种利维坦一般的绝对控制力量，这种控制力量以抽象而玄妙的方式得以表达。＂这是浪漫主义内含的一道悖论：个人的想象与渴望，反而引致对无上威权的尊崇－－20世纪初，它正是这样为法西斯主义所用的＂(张昊辰：演奏之外，p90)。

这种自由观从卢梭开始，他通过“公意”这一高度哲学化的概念“……显示了政府与自由相协调的可能性——这是他与众不同的贡献。……卢梭当然不是天底下唯一的浪漫主义政治哲学。费希特和黑格尔经常分担他的罪行。……（费希特认为）自由的意义只可能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当黑格尔把历史的进程归纳为走向自由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于东方的君主，只有他一个人是自由的；然后是古代城邦的阶段，只有奴隶主是自由的；最后是现代阶段，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真诚，并猜想他正密谋奴役他的人民和全世界”（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25，26，29）。

黑格尔自然是真诚的，那是一种哲学家的真诚；他的本意不是奴役，而是真正的自由。但他的自由马上就和绝对精神联系在一起，如同卢梭将自由与公意，费希特将自由与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此一联系，自由就被架空为终极目的，而公意、绝对精神和民族精神就成为现实且必需的制度——换个名号、有了新的借口的专制。

所以，浪漫主义的自由观，一旦演变为政治理论，付诸政治实践，结局不是自由而是暴政。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艺术以外的其他领域，浪漫主义一直被视为一种威胁，“据此推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热爱和德拉克洛瓦对分割色块的热爱同样有害于未来的民主。同样道理，开放的拜伦和保守的司考特爵士在为独裁统治做准备的道路上可以是同党。在他们身体上有一些隐秘而强大的萌芽，日后将注定发展成迫害和军国主义”（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5）。斯塔尔夫人被大革命送上断头台前的遗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指的主要就是浪漫主义的自由。 

科学革命以来，科学一直是歌颂的对象，甚至成为上帝一般信仰的对象。19世纪是一个转折点，人们开始看到科学“丑陋”的一面。“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种（科学与技术带来的）变化。丑陋不堪的工业化城市、矿山与工厂，都让人无法细看”（奈特：现代科学简史，序，P7）。对科学未来的悲观预见也开始出现，玛丽-雪莱的科学作品《弗兰肯斯坦》（1818年发表）就是一个例证，“她把科学家描述成一群巫师的学徒，却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她的观点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共鸣” （奈特：现代科学简史，序，P6）。这种对科学的贬低和悲剧情绪在浪漫主义那里得以系统表达，他们认为科学“……用它冰冷无情的方式，切断天使的翅膀，抹去彩虹所有的魔力。……大英图书馆前院有布莱克创作的牛顿塑像，他正低头看着基石上的几何图形。然而，一个真正的先知应该仰望天空……”（奈特：现代科学简史， P34）。

浪漫主义对科学的攻击，也如同对理性、自由一样，是出于对科学独特的“浪漫主义”理解。他们认为自己是科学的拥戴者，“总体上公正的说，浪漫主义艺术家是科学恭敬的崇拜者，有时甚至是积极的宣传者。……（因为19世纪是）一场生物学的革命。……充分表明了物理和数学的绝对统治已经过去，而模仿这两种科学的理性的统治也结束了。到18世纪末，知识新的分支——人类科学——诞生了：人类学、民族学、动物学带来了新的事实，新的推论，新的思维模式。……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全面撤退了。……生物学与机械理论究竟在什么地方冲突？生物学指出，生命是一种元素而不仅仅是无机的组合”（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58，49-50）。概而言之，浪漫主义通过颂扬生物学和贬低物理学，表达了强烈的有机科学观，以对抗现代科学的基础宇宙观——机械宇宙观。

这种特殊的科学观在歌德身体得到最佳体现，“他在《颜色论》中否定了牛顿关于白光透过棱镜可以产生七种色彩的分析。对歌德来说白光是一个整体。……不难看出歌德的“……整体”的概念有着半神秘主义、玄妙浪漫主义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存在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几乎一直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自然”（希思：浪漫主义，P40，74）。

浪漫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呢？艺术毋庸置疑是最宝贵的一块，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无论是文学、绘画和音乐，都是人类艺术宝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浪漫主义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找回信仰——一种超越宗教的信仰，以此来塑造丰满的自我。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任务是通过寻找他自身以外的足够宽广、能够包容他所有行为的实体来调和自己内部的矛盾。……他再次成为一个信仰的思考者。……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信仰不再是迷信或对宇宙必有第一动因的单调的陈述；信仰是一种智力和情感的需要。……在浪漫主义时代，人们把赌注压在天主教和新教上帝的存在上，压在泛神论、艺术、科学、民族政府、人类前途上：然而每一种模式中的内容都是相同的。解决的具体方式不同只是因为拯救最终是个人的”（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50-51）。“威廉-布莱克认为上帝的人类化身不仅仅只有耶稣基督，还有我们所有人类身上持久的能力：“上帝变得像我们一样，那我们也许可以像他一样”……。1802年，华兹华斯写道：“是我们的灵魂神化了我们”。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则声称“每一个虔诚的人总是渐渐变成上帝””（费伯：浪漫主义，P75）。

而现代文明下的自我确实需要拯救，“现代自我更加关心的都是他在别人眼中显现的方式，而不是充分地了解自己以及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过错。浪漫主义者也是内省的，但是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害怕嘲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指责他们不顾体面地暴露最深处的灵魂。他们经常弄错那些不得不说的话的价值，但是他们不怕犯错，不怕成为他们自己，不怕被愚弄。现在的自我极端害怕这三样东西。……现代的自我失去了信念，同时也随之失去冒险的自愿。它寻求确定的事物，长久和安全的保证，而往往并不相信它们的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是愚蠢的、粗俗的、乏味的和自我中心的，虽然是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明智的、革命性的。它充满了各种观念和计划，这击退而不是激励了学习研究。……他们希望一个单独的系统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P107，117-118），但这种系统只能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平台，只有浪漫主义的精神才能帮助我们寻找各自的信仰与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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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浪漫主义真的是反理性的吗？https://mp.weixin.qq.com/s/6oK83r-0tKgnoUqZRhvnt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