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社会在长时间演化下形成的“群体性格惯性”。」

打开这扇门

“日本人吃鱼因为是岛国，日本人排队不插队是因为社会教育好。”这句话你可能听过，也可能说过。

但如果深入思考，会发现它遮盖了一个更复杂的命题：“一个国家的人，为何‘大致如此’？”

那些重复出现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社会默契，是因地理导致，还是隐藏着更深的文化代码？

这就是“国民性”这个词要回答的问题。它和人种无关，和智商无关，也和政治立场无关。

但它一直在决定大大小小的事，一个社会用怎样的语气说话，面对冲突是回避还是抗争，对待权威是服从还是挑战，对陌生人是冷漠还是热情。

这些问题，很多人可能从未认真想过。

国民性是惯性

要理解“国民性”，第一步是撕掉它的“阶级脸谱”。

很多人谈论国民性时，常常上升为一种批判：“XX人懒”“XX人不守规矩”“XX人自私”等等，听起来像是在谈素质，实则是一种“文化刻板印象”。

学术上的“国民性”不是道德高下的评判，而是整体社会长时间演化下形成的“群体性格惯性”。

比如德国人守时，不是说着德国人比别的民族“更道德”，而是一种工业社会下对“效率-规则-信用”三者长期强化的结果。

反过来，中东不少国家时间观念相对宽松，也不是他们“懒散”，而是高温气候和人际交往强依赖感情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优先级不同，自然对时间的感知也不同。

国民性和个人性格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但大多数人在公共空间、面对不确定情境下，会表现出可预测的集体反应模式。这就是国民性的底层逻辑，文化集体潜意识下产生的惯性行为与思维倾向。

它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中习得的“应对方式”。这些方式未必高效，也未必普适，但它们“适配”了那个民族的过去经验。

这，才是我们今天谈论国民性的合理姿势，不挑毛病，也不自嗨认同，而是回顾惯性，理解由来。

历史如何塑造“共性”

群体性格的背后，是历史的温度计和地理的测压计。

来看几个国民性的经典来源机制：

1.地理因素：地广人稀的美国鼓励了自治、自我负责的价值观，因此美国人个体意识强、抗干预；地少人多的日本则强化了秩序、规范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集体意识。

2.宗教路径依赖：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塑造了西方社会重视诚信、公平、契约精神的集体行为框架；伊斯兰教强调宗教信仰嵌入社会结构，因此在很多阿拉伯世界，法与道德常常合一，形成“道德裁判式”的公共判断逻辑。

3.历史记忆：中国长期以农业社会为主，土地稳定、人情社会，强调关系与循环；而法国长期受启蒙理性熏陶，注重辩论与制度争议，因此法国人平均“情绪表达权力感”极强，吵架是一种表达，争论不见得是坏事。

4.国家治理路径：俄罗斯数百年的沙皇专制与中央集权，使得“强人政治-被动服从”成为国民性一部分，而瑞士则因自治传统与代议制度成熟，从构建上就向“理性协商-去中心化”方向走。

这就像一块块文化地质沉积，每一层都写着这个族群在过去如何应对挑战，灾荒如何应对？外敌来了怎么办？公共资源怎么分配？情绪什么时候该压抑，什么时候可以释放？

每次集体的选择，都会在下一代身上变成“自然”反应。时间堆叠久了，便成为今天你在机场、在地铁、在网络评论区里，能一眼看到的“某种熟悉行为”。

也就是说，国民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过去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鲁迅为什么反复谈它

如果把“国民性”作为一个文化命题来看，中国人谈它，不能绕过鲁迅。

严格意义上，“国民性”这个概念引入中国，是晚清那批留学生在日本接触到的，被翻译过来时常与“民族性”“民族魂”“精神性格”等词相交织。

真正让这个词深入人心、成为批判中国社会深层问题的手术刀，是五四时期，是鲁迅。

一位清醒的批评者，把“国民性”当做改造民族生命力的切入口。

鲁迅到底在反对什么？

不是中国人作为“人”的本身，而是那种在特定社会历史结构下长期形成的麻木、犬儒、懦弱、自大而怯懦的集体行为样式。

这些话放今天说，很可能被贴上“辱华”的标签。但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一种深切的“自省型愤怒”。

从《狂人日记》那个满脑“吃人”的幻想，到《阿Q正传》里对精神胜利法的深刻解剖，鲁迅精准地把笔伸进一种“病灶”：我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于把屈辱合理化，把怯懦浪漫化，把哄骗当智慧，把服从当美德？

这是他写国民性时的最大洞察。

他对中国人“看客”的描写，也常被今天引用。“一群看热闹的人，冷漠围观，不愿伸手，只求不惹祸上身”。这是他笔下群体性格的写实，也是一个百年前知识分子对“文化病灶”的孤独解剖实验。

鲁迅不是抽象地批判，而是站在结构性根源上反问：在怎样的制度、教育、习惯中，这种集体人格得以一代一代地延续？

而他终身悲观的地方在于，国民性不是靠一次激情就能改变的，它像草根在田底，顽强、低伏、反复自生。

今天回望鲁迅的角度，有几点值得重新思考：

1.他批判的是非理性，不是非西方。他不是鼓吹“崇洋”，而是在反思，在什么样的文化机制里，人能够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完美。

2.他重视“文化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使极度悲观，也不断尝试唤醒更有力量的社会性格，比如悲悯、清醒、负责，而非靠想象力逃避现实。

3.他笔下的“国民性”是过程，不是定论。阿Q也不是一开始就阿Q，他是环境使然，世界逼他扭曲、逃避、遮掩。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识破的“集体盲区”，是否真的已经消失？

微信群聊里遇到冲突还劝“忍一忍”；职场里“讲真话”还是容易变成“情商低”；子女长大开始质疑父母教育模式时，父母会说“你以为我们那时候能选？”

这些细节，其实都是国民性惯性在当代的回响。

从文化心理学视角看，鲁迅其实提供了一个极重要的观察方法：不是看“我们怎样”，而是看“我们为什么这样”。

不在道德上自我否定，而在方法上冷静反观。

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审视鲁迅，其实是建立起一种文化反身性能力。这可能是知识分子的真正产值，不仅告知世界是怎样的，更留下一整套“如何看见”的工具。

如何识别“集体人格”

国民性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它“无形，但又无处不在”。

不像法律那样有文件、不像制度那样清晰，它藏在你每天眼见耳闻的常态中，但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如何识别它，可以用一个经典心理学的对照模型：相对价值感+群体压力+情绪处理方式。我们逐一来看：

1.相对价值感

你对“成功”定义是什么？功成名就？家庭美满？挑战极限？

比如，美国社会习惯于用个人奋斗来定义价值，而韩国、日本等文化中，“被他人认可”往往比内心满足更重要。

这两种价值排序，影响着社会教育、职场文化与家庭沟通。

2.群体压力机制

越强调集体荣辱，个体越容易回避表达不符主流的意见。

中国社交场合中普遍在意“不扫别人的面子”，而在英国则相反，人们可以礼貌地在餐桌上持明确反对意见，这源于各自社会对“群体意见关系张力”的接受度不同。

3.情绪处理方式

遭遇失败时，是归咎于自己、环境，还是他人？

美国社会重视“激励话术”，用正向语言鼓励个人，而日本文化则允许一定的“悲观内省”，但不鼓励外放发泄。

可以看出，你的情绪表达、你的价值排序，你的群体偏好，你的冲突回避程度，还有你对“异类”的本能反应，其实都不是完全基于个人体验，而是集体惯性的溢出。

你以为是“我就是这样”，其实是“我们都被这样影响”。

全球化的冲击

到了今天，“国民性”的统一性正在被稀释，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得更“分裂”了。

互联网、社交媒体、全球就业、跨国恋爱、留学移民，这些都在不断“吞噬”传统国民性的边界。特别是在年轻一代身上，这种断层极其明显：

• 新一代更强调“个人表达”而非“群体一致”；

• 全球审美和消费主张趋于统一；

• 传统家庭结构松动，原生文化控制力降低；

• 社交平台去中心化，让“意见领袖”取代“文化长辈”。

一边是国民性“惯性”的继续作用，比如考试焦虑、面子文化、职场权威；一边是个人身份越发多元，强调“我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国民性开始出现“断裂带”。

新加坡社会学家黄从周曾提出“文化混合人格”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在多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可能内在拥有两套甚至多套文化反应机制。

他们在家庭中展现东方顺从，在朋友圈中释放西式自由，在工作中又切回高执行的社会面孔。

这说明，国民性不是命运，更像是模板。

你可以默认使用，但你也可以自觉选择别的版本，并为此承担新的适应成本。

走向审美而非批判

未来的趋势是，国民性会越来越像语言、饮食、审美那样，成为一种文化的“表达方式”，而非“道德判断尺度”。

这一点很关键。

因为过去我们常常陷入两个极端。自我贬低式民族批判（比如“中国人就是有劣根性”），或狂热自恋式民族优越（比如“我们的人民天生勤劳善良爱劳动”）。

这两种都是对国民性的误读。

它本该是中性的，就像“意大利人的浪漫热情”“芬兰人的沉默理性”“阿根廷人的激情奔放”，你不会认为谁更好或更差，而是像欣赏风格一样理解：哦，这是一种不同的社会节奏与行为美学。

当我们走出“谁优谁劣”的框架，国民性就不再是用来批判的“帽子”，而是理解彼此的“钥匙”。

对外，这意味着跨文化交往时更有耐心；对内，这意味着对自己“理所当然”的行为也能产生观察视角，从而避免成为自己的盲点。

你不必羞于自己是“中国人”，也无需讽刺“欧美人”。这些都是时代与结构筛选出来的社会适应方式。

不做比较，才可能真正理解。

不盲目仰视或贬低，才能平视地，看见世界真正的复杂与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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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T9QjF2ZuC2r9TV3jZ5qRw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