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标准的全球化是在漫长的19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前提是欧洲与其他大陆，尤其是与亚洲间的传统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平衡出现了偏差。……（它还）建立在另外两个前提之上：第一，无论欧洲的权力精英代表还是各类全球化个体代理人均相信，如果非欧洲人能吸取优越文明的成果，世界将会变得更好；第二，在若干“世界外围地区”出现了一些也持该观点的社会力量。……它建立在社会进步和世界上各种文化趋于相互接近的乐观思想之上”（奥斯特哈默：19世纪史（卷3），P1513-1514）。

现代文明的全球化传播既要区分于前现代的文明传播，也要区分于早期欧洲文明的输出。先说更为重要的前者，前现代的文明传播一般都是零散的、缓慢的和多向的。如古典文明初期，首先就是单一技术要素即冶铁术的传播，传遍所有文明体需要数百年，而传播的路线也复杂多变。而现代文明在百年间迅速传播到全球，传播的不仅是技术要素，也包括制度要素如经济、法律等，甚至包括思维方式如理性、逻辑等，以及价值观如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而传播路线几乎是单向的。

如上篇已述，早期欧洲文明的输出，凭借的是大航海的冒险与宗教渗透的狂热。此时欧洲文明还是初期现代文明，掺杂着浓浓的古典文明杂质，因此与其他文明尤其是欧亚大陆几大帝国的冲突，更多表现为文化（特）的碰撞，典型实例就是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的恩怨情仇。欧洲人以敬仰与探索的心态，关注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而19世纪现代文明已基本成熟定型，其全球性传播自然自视甚高、意志坚定、方式霸道，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殖民帝国。

现代文明的传播首先是它自身的凝结成型，直到19世纪一个被称为“内部地带”的欧洲才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这个内部地带被“称为“蒸蒸日上的欧洲”，……包括大不列颠，……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奥地利帝国西部某些地区。……（在这一地带呈现出）相同的生活方式和观点，……构成了欧洲人和北美人所指称的“文明世界”或“西方”。……这些欧洲或“西方”文明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主义的。……他们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吃得饱，穿得好，在柔软的床上睡觉，有令人满意的卫生设备；……拥有远洋轮船、铁路、有轨电车，大约在1880年后又有了电话和电灯”（帕尔默：工业革命，P167，164）。

“然而文明的理想绝不仅仅是物质主义的。譬如说知识，……同样被认为是文明的成就——自然科学知识代替了迷信和巫术；地理知识使文明的人据以开始从总体上来认识地球，知道了它大致的轮廓和它多种多样的居民。这种理想也有着深刻的道德渊源，……大约在1800年左右，酷刑即使在思想褊狭的欧洲国家也已废弃不用；合法化的种姓制和奴隶制在19世纪逐渐被西方国家废除”（帕尔默：工业革命，P164-165）。

“……某些纯粹数量上的指标，可用来显示……（现代文明）的进步水平。其中一个指标就是死亡率，……1850年之前大约是25人（每年每千人），1914年降到19人，……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指标是婴儿死亡率。……在1870年以后，这一指标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急剧地下降了。……另外一个指标是预期寿命，……英格兰的预期寿命从19世纪40年代的40岁，上升到1933年的59岁，……还有一个指标是识字率，即超过一定年龄（如10岁）而能够阅读和书写的人的比例，到1900年，西北欧国家的识字率已接近100%”（帕尔默：工业革命，P165）。

现代文明的单向传播是因为“先进”与“落后”差级的显著存在。在欧洲，除了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的内部地带，也还有一个“外部地带”，“包括大半个爱尔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德国、波西米亚和奥地利等国本土东面的整个东欧。……欧洲人世界之外还分布着一个第三地带，即广袤无际的亚洲和非洲大陆”（帕尔默：工业革命，P167-168）。“因此，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P5）。

这两个体系的落差，首先表现在显而易见的物质及生活水平方面，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但要具体描述这两者都非易事。“如果要用三言两语（无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儿去。……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他们的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根本毫不相干。……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但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而且显然即将被淘汰”（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P13-14）。虽然各有各的“落后”方式，但依据现代政治文明标准（民族国家外加立宪政治），它们无疑都是非“现代”的。

“这两大世界之间最清楚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最广义的“文化”上。及至1880年，“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其大多数的男人和愈来愈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写字的能力。……任何大多数居民不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必然会被归类为“未开发”或落后地区”（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P17）。古典文明辉煌如中国清朝，其民众识字率也只能被归于“落后”，更何况还存在裹小脚、太监和凌迟这类极其野蛮和落后的文化传统。

现代文明之所以能迅速传播，首先得力于交通与通讯的迅猛发展。“1789年，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即使最佳情况下也是不方便。华盛顿需要花费十天的时间从弗吉尼亚到纽约参加就职典礼。1914年，铁路覆盖了整个美洲大陆，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已经建好。汽车、自行车、飞机被发明出来。电报、大西洋电缆和无线电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通信方式”（特纳：从卢梭到尼采，P29）。

但交通和通讯只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只是一个基础，19世纪的全球化事实上是由现代文明所有文明（特）要素编织的网，包括贸易、货币、度量衡、时间观念等。以时间观念为例，全球化不但是个空间概念，同时也体现在时间上。1800年或1801年，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人们对所谓新世纪的开始浑然不觉，因为各大文明体都有自己的历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1796年才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在位60年的乾隆帝将皇位传给儿子，后者登基后定年号为嘉庆。所以，所谓19世纪，在开始时还仅仅是一种欧洲观念。但正是在19世纪，世界各地纷纷采用所谓的公历。越南是亚洲最早实行公历的国家，1802年越南统一后，政府出于某些特殊的官方目的，决定引入公历。所以19世纪的结束，就成为全球性的时间跨越点。

另一方面是时间标准的统一。“在19世纪，人类在统一时间测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在世纪之初，全世界的时间测量方法以及受地域和环境制约的时间文化，数量可谓成千上万。而到了世纪末时，世界时制度已在全球确立。……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达成协议，统一采用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世界时或称“标准时”，并以15经度为间隔，将地球平均划分为24个时区”（奥斯特哈默：19世纪史（卷1），P140）。

更进一步是计时技术的发展和统一。“从时间上讲，大约是在19世纪中叶。由机器化生产廉价钟表所带来的“怀表的民主化”，将“守时”变成了一种人人有条件遵守的美德。1875年前后，全球怀表年产量由18世纪末的35万-40万只，增长到250万只以上。……钟表既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西方文明传播的重要手段。……当年，明治天皇奖励年度优秀学生的奖品便是怀表——最初一律是美国制造”（奥斯特哈默：19世纪史，第1卷，P143-144）。

从内容而言，现代文明的传播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欧洲文明在世界政治上达到鼎盛，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并且对欧洲以外的各国人民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由于各个地区在一个全球性专业化生产中发挥着各自应有的作用，……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业已创立起来。货物、劳务、金钱、资本和民间往来差不多不再顾及国界。商品买卖的价格是世界一致的。比方说在小麦买卖中，商人们每天通过电报和海底电缆，追踪明尼阿波利斯、利物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格但斯克的价格，他们到最便宜的地方去买，到最贵的地方去卖。……国际性经济全仗国际货币体系来支撑，而这个体系的基础又是⋯普遍承认的金本位制。……正是对金本位制的认可，以及所有主要国家都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持本国货币这一事实，使得如此流畅的一种交换成为可能。……这个全球性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中心是伦敦”（帕尔默：工业革命，P163，188，186-187）。

自由经济之外是民主政治。“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变成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并通过1870年对罗马采取强大的军事占领而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在由1867年政治妥协而产生的奥匈两元帝国内，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形式上都是立宪议会国家。……至于其他国家，完全可以说，民主的政治结构在每一个地方都显示出进步的迹象。……甚至沙皇俄国在1905年革命之后也接受了一个“杜马”，亦即国民议会。……到1871年，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经争取到成文宪法、个人自由的保障、议会和代表制度，以及对专制主义的限制”（帕尔默：工业革命，P208-210）。

在欧洲以外地区，有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我国清末的各种立宪努力。“1856年，奥斯曼政府颁布一道“敕令”，这是土耳其在19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敕令。它的目的在于给予帝国的全体人民一个奥斯曼国家公民身份，废除国内各级宗教领袖的世俗权力；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无论宗教信仰如何，均有权担任公职。……足有20年时间，他们认真努力地使1856年的改革敕令付诸实施。……并于1870年颁布一部新宪法”（帕尔默：工业革命，P267-268）。

 三大革命与三大主义是19世纪以后现代文明全球化的主要脉络。欧洲扩张凭借着神器是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上），P480，511）。科学革命很快就被视为普世价值而得到广泛接受，新型学校和新式教育就是它最突出的表现。而政治革命的传播，分裂成三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吵吵闹闹，直至今日，仍未停歇。

工业革命虽然褒贬不一，却是最不可阻挡的一股全球化浪潮。19世纪的现代化仿佛就是工业化，世界博览会是其最典型的LOGO。“1851年世界博览会在伦敦郊区的水晶馆开幕的时候，全面的工业化开始了，后来转变成现在的国际秩序”（贝利：现代世界的诞生，P186）。“19世纪的一个新发明是世界博览会。……开创世博会先河的是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1851年），其备受争议的建筑“水晶宫”——一座600米长的玻璃和金属结构的大厅，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伦敦万国博览会之后，一直到1914年，各种世界博览会层出不穷。每一场博览会都以其独特的时空坐标，实现了其特殊的意识形态计划：巴黎（1855年、1867年、1878年、1889年、1900年），安特卫普（1885年，1894年），巴塞罗那（1888年），布鲁塞尔（1888年、1897年、1910年），芝加哥（1893年），根特（1913年），伦敦（1862年，……），列日（1905年），米兰（1906年），墨尔本（1880年），费城（1876年），圣路易斯（1904年），维也纳（1873年）。参观人数最多的是1900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其数量超过5000万”（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卷一），P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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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