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屡获诺贝尔奖殊荣？自2000年以来，日本科学家已获得15项自然科学诺贝尔奖，总计超过20位得主。 这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一种“鼓励休闲冒险”的社会氛围——并非一味追求即时效用，而是允许好奇心自由探索。

著作：两位诺奖级学者的对话录

《未来の科学者たちへ》（可译为《致未来的科学家》），由大隅良典和永田和宏两位学者合著。前者于2016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发现细胞自噬机制著称；后者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细胞生物学专家，以胶原蛋白研究闻名。 著作采用对话形式，针对当代年轻研究者的困惑，直指核心： “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实际价值？失败又该如何应对？”

大隅教授强调，科学研究应源于纯粹的好奇心，例如探寻宇宙边缘或物质起源此类问题。这些探究虽短期内可能缺乏实用性，却能带来深刻的智力满足与意外发现。 永田教授则以自身经历为例：大学主修物理，却因短歌诗与恋情而分心，考研两次落榜；毕业后进入森永乳业公司，从事牛奶开发，却私下利用公司资源开展细胞生物学实验——实验室设备杂乱，甚至无人知晓BIOS系统。他曾携试管与显微镜，前往东京大学求教教授：“细胞无法拉伸，该如何处理？”教授闻言，略显困惑：“您这是从事何种工作？”

29岁时，永田毅然辞职攻读研究生学位，后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及国家癌症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在胶原蛋白这一鲜有人关注的领域，他意外发现热休克蛋白hsp47——此蛋白与癌症治疗密切相关，成为其学术里程碑。

大隅教授的求学生涯同样富有个性：童年体弱，常在家阅读俄罗斯文学；大学期间兼职工作，并以同班同学为研究助手。选择自噬课题并非因其“有用”，而是因其作为空白领域的吸引力。最终，这一“闲适”探索揭示了细胞自我清洁机制，奠定诺奖基础。

两位作者一致认为，不应以“是否有益”为唯一评判标准。鼓励从事他人未涉足的领域，并容忍“错误”尝试，方是科学研究的真谛。

诺奖丰收的土壤：20世纪80-90年代的自由氛围

这些成就的涌现，与日本当时的科研环境密不可分。1980年代至199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科研经费充裕，政府干预相对宽松，学者们享有极大的学术自主性。 评估机制注重研究的内在价值，而非即时产出。即使偏离实用轨道，资助亦能持续——这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沃土。

数据印证了这一观点：日本多数诺贝尔奖项目均源于该时期。2015年，日本同时获两项诺奖（大村智与梶田隆章），其核心工作多完成于80-90年代。 iPS细胞之父山中伸弥亦主张“高风险、高回报”路径：他建议年轻学者尝试重要却具挑战性的课题，视失败为机遇。

如今，日本科研环境已然转变。资金趋紧，政策强调“有益研究”，导致学者倾向于“安全路径”，基础领域活力渐失。 潜在诺奖候选人群体随之缩小。 作者感慨：社会的“精神自由度”决定了科学家能否在愉悦中探索。

此非仅限于科学界。企业创新亦然：ARM的低功耗芯片、NVIDIA的图形处理器（GPU）、SK海力士的高带宽内存（HBM）——这些一度被视为“非主流”的技术，最终重塑了时代格局。创新往往源于未被关注的“旁路”而非高效主线。

对我们的启示：平衡效用与自由探索

在中国，科研投入迅猛增长，我们亦追求“弯道超车”。然高压机制下，基础研究易被边缘化，年轻学者或选择保守路径。借鉴日本经验，社会宜培养“休闲容忍”氛围：鼓励“无用之用”，让好奇心自由生长。

当后辈询问“此学有何用处”时，不妨回应：效用为附加价值，乐趣方为本质。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qASc9i-EF3GH5JgNk2TV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