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日本学者连续荣获诺贝尔科学奖（以下简称 “诺奖”）引发持续讨论。然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进入诺奖成果集中爆发期，截至目前已斩获数十项科学类诺奖，且多数获奖成果的研究阶段集中于这一时期。然而矛盾的是，这些看似彰显科技实力的基础研究成果，并未扭转日本自 90 年代起陷入的经济停滞困境 —— 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速长期维持在低位，产业竞争力提升乏力。这一 “诺奖丰收与经济停滞并存” 的悖论，不仅指向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联，更为中国科技创新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镜鉴。

一、日本诺奖成果的属性与转化困境：基础研究的特性制约

日本 80 年代末集中涌现的诺奖成果，本质上多属于基础科学研究范畴。基础研究以探索自然规律、揭示科学本质为核心目标，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经济效益间接性的典型特征 —— 其价值往往需经过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转化” 的多环节传导，才能最终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这种 “长链条传导” 特性，决定了基础研究成果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存在显著时滞，而日本 90 年代经济停滞的爆发，恰与这一时滞形成了 “时间差”：彼时获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尚处于理论验证或初步应用阶段，未能及时形成可规模化落地的产业技术。

进一步看，日本诺奖成果的领域集中性与应用门槛，进一步加剧了转化难题。从获奖领域分布来看，日本诺奖多集中于医学、特定化学分支等领域 —— 这些领域的研究虽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与技术外溢潜力（如医学研究推动生物医药技术进步、化学研究为新材料研发奠定基础），但技术转化需突破更高的资金门槛与技术整合门槛。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需投入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资金用于临床试验、生产线建设，且需整合医学、工程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资源；而日本在 90 年代后，受泡沫经济破裂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能力下降，政府亦缺乏统筹全产业链资源的体制机制，导致大量基础研究成果 “锁在实验室里”，难以跨越从 “理论” 到 “产品” 的鸿沟。

这种转化困境的核心，在于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缺乏 “有效衔接机制”。基础研究提供的是 “0 到 1” 的理论突破，而经济增长需要的是 “1 到 N” 的技术扩散与产业应用。当社会无法为基础研究成果提供跨越应用门槛的资源支持与体制保障时，即便诺奖成果再多，也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 “引擎”。

二、技术转化的关键变量：体制能力与应用场景的适配

日本的困境从反面印证了：技术转化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基础研究的质量，更取决于是否具备适配的体制机制与应用场景。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恰是这一逻辑的正面例证 —— 高铁的原始技术源于德国、日本等国，但真正实现技术落地、规模扩张与全球领先的，却是中国。其核心原因，在于中国 “全国一盘棋” 的体制优势，能够有效突破技术转化的资金门槛与规模门槛。

从技术转化规律来看，许多前沿技术（如高铁、芯片、新能源等）具有 “规模经济” 特性：短期内投入大、收益不明显，但达到一定应用规模后，成本会显著下降，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会呈指数级提升。这种特性决定了个体经营户、中小企业甚至普通市场主体，难以承担技术转化的前期风险与巨额投入 —— 唯有依托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公有制经济体制，通过政府统筹规划、国有资本引领、全产业链协同，才能实现 “长期主义” 的投入与布局。中国高铁的发展中，政府通过制定国家战略明确发展方向，国有铁路企业整合研发、建设、运营资源，集中攻克列车控制、轨道材料等关键技术，最终在短短十余年实现从 “引进消化吸收” 到 “自主创新” 的跨越，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

这种体制优势的本质，是解决了 “短期收益与长期价值”“个体能力与集体目标” 的矛盾。相较于日本以市场为主导、企业分散决策的模式，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体制能够将分散的资源集中于战略性领域，为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提供 “兜底” 支持 —— 即便短期内看不到直接收益，也能持续投入资源突破技术门槛，直至形成规模化应用。这种能力，正是日本在 90 年代经济停滞期所缺乏的，也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够实现 “弯道超车” 的关键支撑。

三、中国基础研究的战略必要性：从 “跟跑” 到 “领跑” 的必然选择

面对日本诺奖成果与经济增长的悖论，一个核心问题随之产生：中国是否需要大力开展基础研究？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从技术发展规律与国际竞争格局来看，基础研究不仅是科技创新的 “源头活水”，更是中国实现从 “跟跑” 到 “领跑” 的战略必选项。

首先，技术追赶存在 “天花板”，基础研究是突破 “无学可跟” 困境的唯一路径。在科技创新的 “跟跑” 阶段，中国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当中国的技术水平接近全球前沿时，“引进技术” 的空间将逐渐缩小 —— 发达国家不会将最核心的基础研究成果与底层技术对外输出，甚至会通过技术封锁、贸易壁垒等手段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正如美国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技术限制所表明的：依赖外部技术的 “跟跑” 模式不可持续，唯有自主开展基础研究，才能掌握科技创新的 “主动权”，避免陷入 “卡脖子” 的被动局面。

其次，技术外溢的必然性，要求中国成为 “0 到 1” 的创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外溢是客观规律 —— 任何国家的先进技术，最终都会通过人才流动、产业合作等方式扩散到其他国家。如果中国仅停留在 “1 到 N” 的技术应用层面，而不具备 “0 到 1” 的基础研究能力，那么当自身技术外溢后，后续国家将凭借更低的成本优势实现 “追赶”，中国则可能陷入 “技术领先→外溢→被追赶→优势丧失” 的循环。唯有成为基础研究的 “源头创新者”，持续产出 “0 到 1” 的原创成果，才能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掌握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最后，中国的体制优势，为基础研究与技术转化的协同提供了可能。与日本不同，中国既具备开展基础研究的资源实力（如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庞大的科研人才队伍），又拥有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体制优势 —— 这意味着中国能够兼顾 “基础研究的深度” 与 “技术转化的效率”：一方面，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支持基础研究，鼓励科研人员探索 “无人区”；另一方面，通过公有制经济体制统筹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技术，实现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这种 “双轮驱动” 模式，既能避免日本 “有成果无转化” 的困境，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结语

日本诺奖成果与经济停滞的悖论，并非否定基础研究的价值，而是揭示了 “基础研究 — 技术转化 — 经济增长” 链条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悖论既是警示，也是机遇：它提醒我们，不能仅追求基础研究的 “数量”，更要注重构建 “基础研究与技术转化协同推进” 的体系；同时也证明，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与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恰是破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在迈向科技强国的征程中，中国既要坚定地开展基础研究，勇当 “0 到 1” 的创新者；也要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打通技术转化的 “最后一公里”，让基础研究成果真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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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