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一书，以其宏大的叙事、详实的史料，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现代”的宋代图景。当我们脱离“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深入这段历史的内里，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拥有发达货币经济、横跨海陆的贸易网络、蓬勃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初具雏形的工业生产的商业帝国。

然而，正如书名所揭示的，这场盛景最终黯然落幕，未能引导中国走向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辉煌，更在于其深刻的批判性追问：为何如此一场生机勃勃的文明跃进，最终却“失了速”，沉入历史的河床？

在梳理全书内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宋朝商业文明的落幕，并非源于单一的外族入侵，其根由在于一场深层次的、系统性的“内卷化”陷阱——这场繁荣在旧有体制的框架内耗尽了所有能量，却无法突破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天花板”，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了内敛与保守。

复原了的宋朝商业文明的这绝非传统的“男耕女织”的静态社会，而是一个充满流动性与商业活力的世界。

首先，是“商业革命”下的经济结构质变。宋代农业在占城稻普及、耕作技术改进的推动下，生产力大幅提升，产生了足够的剩余产品支撑一个庞大的非农业人口。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专业化与规模化：江西的景德镇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其生产已非简单的家庭作坊，而是拥有清晰分工的工场雏形；四川的井盐业采用了先进的冲击式顿钻技术，生产深度可达数百米；矿冶、纺织、造船等行业无不呈现出规模化、商品化的特征。这不再是农业的补充，而是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部门。

其次，是金融与市场的深刻变革。宋代面临着严重的“钱荒”，这本身即是商品经济极度活跃的证明。为此，社会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其后又有“会子”、“关子”等，尽管其背后是政府因应对财政压力的金融尝试，并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但这一创举本身代表了信用与金融观念的飞跃。同时，远程贸易和大宗商品交易催生了遍布全国的市场网络，从农村的草市到城市的瓦肆，再到连接四方的商帮，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正在形成。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泉州、广州等港口“帆樯如林、商贾如云”，将中国与整个印度洋世界紧密相连。

再者，是城市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的人口均超过百万，其城市功能已从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转变为商业与消费的中心。城市中打破了“坊市制度”，店铺临街而开，通宵达旦营业，形成了丰富的市民文化。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巨贾通过捐纳或培养子弟科举入仕，试图跨越阶层的壁垒。这一切，都使得宋代社会呈现出一种开放性、流动性和世俗化的气息，与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现代性”征兆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然而，《逝去的盛景》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并未沉溺于对这“盛景”的赞叹，而是冷静地揭示了繁荣表皮下的裂痕与病灶。

外族入侵（如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逝去的盛景》引导我们追问：为何一个如此富庶、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社会，其抗风险能力如此脆弱？答案藏在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之中。

根由之一：国家主义的汲取与“官经济”对民间活力的压制。

宋朝政权奉行“强干弱枝”政策，其商业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财政需求所驱动和塑造的。“禁榷制度”的无所不包——盐、茶、矾、香药等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完全由政府专卖。这种制度为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却严重挤压了民间资本的成长空间。商人往往需要通过与官府勾结，获取“盐引”、“茶引”等特许经营权才能牟利，这催生了权钱交易，却抑制了依靠技术创新与市场效率进行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精神。

同时，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均输法”，其本质是国家试图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最大的批发商与信贷提供者。这种“与民争利”的顶层设计，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国库收入，但从长远看，它扭曲了市场信号，扼杀了私人企业的自主性。商业的繁荣，并未培育出一个足以与皇权抗衡的、独立的资产阶级，反而使得商人阶层更加依附于官僚体系。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卷”：经济总量在增长，但增长的方式是依靠国家权力的不断渗透与汲取，而非生产关系的革命性突破。

根由之二：技术革命的“制度天花板”。

宋代是中国古代技术的黄金时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在此时期得到完善或广泛应用。然而，这些辉煌的技术成就，大多未能转化为驱动全社会生产率持续飞跃的工业革命。

例如，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其应用远不如雕版印刷普及。究其原因，汉字数量庞大，制作一套活字成本极高，加之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使得这项技术缺乏大规模商业化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缺乏一个保护创新、鼓励投资的产权制度环境。任何有利可图的发明，都可能被官府以“与民争利”或“奇技淫巧”的名义收归官营或加以限制。最终，技术的发展服务于帝国的特定需求（如火药用于军事，指南针用于航海），却未能像欧洲那样，在专利法和市场竞争的驱动下，形成自我加速的“技术-经济”范式革命。

根由之三：儒家意识形态的保守性与路径依赖。

尽管宋代儒学发展出了更注重内在修养与思辨的理学（新儒学），但其政治与社会理想，始终是回归“三代之治”的田园诗般的静态秩序。士大夫阶层的终极追求是“学而优则仕”，其知识结构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对商业与技术抱有根深蒂固的轻蔑。本书通过大量史料表明，即便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改革家，其变法初衷也是“富国强兵”，维护王朝稳定，而非鼓励商业社会的无限扩张。

这种意识形态导致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整个社会最顶尖的智力资源，都被吸引到科举考试这一“独木桥”上，致力于研究如何更好地治理一个农业帝国，而非探索新的财富创造方式。当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其最好的归宿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购买土地（回归最安全的农业资产）或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完成从“富”到“贵”的身份转换。这形成了一个内卷闭环：商业利润最终回流到土地和官僚体系，反过来强化了传统的封建结构，而非瓦解它。

根由之四：缺乏对外扩张的“斯密型动力”。

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增长有赖于劳动分工，而分工的程度由市场范围决定。欧洲近代的崛起，与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全球市场息息相关。宋代虽然拥有发达的海外贸易，但其性质主要是“朝贡贸易”与民间互补性贸易的结合。国家的海洋政策时紧时松，从未将海外扩张、开拓殖民地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

当北方强敌压境，财政吃紧时，海外贸易往往成为被牺牲的对象。朝廷更关心的是如何从现有贸易中抽取税收，而非像后来的西欧国家那样，以国家武力为后盾，为商业公司（如东印度公司）保驾护航，去主动开拓和垄断世界市场。宋朝的商业网络是开放而被动接受的，缺乏一种内在的、重商主义的、不断向外拓展的“斯密型动力”。因此，当其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海上贸易又面临东南亚新兴势力的竞争与朝廷的压制时，这条生命线就显得异常脆弱。

《逝去的盛景》最终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悲壮的悖论：宋朝商业文明的许多成就，恰恰成为阻碍其向更高形态跃迁的障碍。国家强大的汲取能力保障了社会稳定与文化繁荣，却窒息了民间资本的独立成长；技术的先进满足了帝国当下的需求，却因制度缺失而无法引爆变革；儒家的理性化维系了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却排斥了任何创新性的思想资源；繁荣的贸易带来了巨额财富，却未能转化为一种走向世界的文明基因。

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宋朝的商业文明在旧体系的框架内，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它内卷了，耗尽了所有可能性。它如同一棵在庭院中修剪得极为精美的盆景，虽然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极高的技艺，却永远无法长成一片冲破庭院的森林。当更为原始、但更具扩张性和掠夺性的外部力量（蒙古）袭来时，这个精致而内耗的体系便难以抵挡。

宋朝的落幕，不是一次偶然的意外，而是一场必然的“失速”。它提醒我们，经济的繁荣、技术的发达，若没有与之匹配的制度创新、思想解放和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终将在历史的岔路口，与真正的现代性文明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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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