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统的中国社会没有成功地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

01 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

在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的人口增长导致耕地及木材、燃料、布匹、金属、耕畜等各种资源的短缺，而廉价劳动力的充沛供给和资源短缺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导致农业生产和运输技术的停滞不前。到18世纪后期，这些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已经走到尽头。

如农业方面，“亩产量几乎达到了最高限度，除非使用先进的工业—科学的投入，诸如良种、化肥、杀虫剂，以及由内燃机或电力发动的机器和水泵。……传统的投入，无论是以灌溉工程、肥料还是以劳力的形式，都几乎达到最高限度。进一步的投入只能导致效益的显著下降乃至负效益”。在缺乏现代工业和科学投入的条件下，无论是改进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还是增加农业生产投资，都只会导致收益急剧递减。其结果是虽然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已达到前近代技术条件下的极限，但人均收入很低。

02 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内卷”说

明清以来的中国农业在传统技术条件下，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而走向劳动密集化，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边际报酬的递减。他认为劳动密集化主要是以农村生产家庭化的形式出现的，亦即充分利用家庭辅助劳动力（妇女、老人和孩童）从事“副业”生产以提高农户年收入。黄还强调，劳动密集化会导致农户年收入的提高，但代价是单位工作日收入所显示出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甚或下降，也就是“内卷化”。黄明确拒绝了“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基本预设，认为江南地区出现的所谓商品化，也就是小农家庭利用低成本的妇女孩童辅助劳力从事收益递减的丝织业，只是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强化了小农经济结构，这跟亚当·斯密所描写的早期近代英格兰的双向城乡交换毫无共同之处，算不上资本主义萌芽。

03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说

彭慕兰通过比较早期近代欧洲和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现在1750年代前后，中国的核心区域与欧洲最先进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具体到人均寿命、出生率、消费水平）和生产力总体水平相差无几。真正使中国和欧洲拉开距离的，是1800年以后大量矿物燃料和新大陆资源（糖、棉、木材等）的利用，疏解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欧洲避免了劳动密集化的陷阱，走上资本密集和能源密集的工业化道路。

是否一个传统社会在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之后，就必然能够朝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演进呢？

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资本主义曾经经历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即所谓“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时期。从18世纪晚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能够成为一股现代化的力量，是现代科学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应用——工业革命的结果。正是科学革命所引起的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使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缓慢的爬行之后，发挥出无穷的能量，进入大机器工业的飞速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从此才真正带来了现代经济成长。人类因此第一次掌握了征服自然、改造人类生活环境的能力，并开始从受自然支配的农业社会逐步进入控制自然的工业社会。

当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并不一定能立竿见影地带来生产技术的提高。对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的工业革命产生巨大驱动作用的新式蒸汽机和纺织机械，都是由各行业的民间技师和工匠在原有器械和技艺的基础上，通过反复实践和摸索逐步改进而来的，而不是由掌握了理论知识的科学家或受过科学训练的工程师一下子发明创造出来的。

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科学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应用所带来的技术突破，而是长期以来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通过逻辑思考、精确测算和反复实验，人们可以在知识和技术上不断取得进步。科学精神已经渗透到欧洲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事发明创造和各种智力事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欧洲各国星罗棋布的学术团体和科学院，经常出现于各地的关于科学知识和发明创造的公开讲座，专利制度对发明创造的保护，特别是生产领域对技术创新的巨大需求，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个社会文化氛围，使直接用于生产的发明创造和由此而来的工业革命成为可能。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各国推广，在整个19世纪，科学理论与生产技术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应用科学也应运而生，并且在20世纪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而发扬光大。

假如我们把眼光从西方转移到非西方社会，是否可以进一步说，任何一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如果可能发生的话），都必然带动现代科学的产生和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导致工业革命和现代化？退一万步讲，就算传统中国已经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是否能够从内部出现工业革命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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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