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之后，不仅中国本部人口的重心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运转完成，而且外患的主要方向也由西北迁向东北，这中间天象与农业畜牧业的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还待专家开发启示。我们从已经知道的事实也可以判断，汉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南北对峙，对中国以后几百年历史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当中一个重要的改变则是以后的少数民族能够控制华北的人口。公元936年石敬瑭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算是开这南北对峙之门。宋太祖赵匡胤一生的事业以统一南方为主，可是他“安内”的目的，完全在“攘外”。他曾对赵普说，他有朝一日恢复北方的失土，打算在古北口一带设防，成为日后明朝修筑边墙的根据。《辽史》的记载，契丹还没有进兵中原之际，在浙江的钱镠，就已向他们进贡。以双方距离之远，为什么就要奉蜡丸书，预先打交道？可见得这南北对峙，先声夺人，不是一般的外患可比。也因为如此，宋朝表现着一种竞争性和扩充性，在历史的事迹上是唐末和五代的延长。

五代十国继续着唐末地方分权的趋势，“以部曲主场院”，进展到各节度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无疑的已将各地税收的名目和总额，发展到空前的限度。引用数目字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发现，但是根据各地方志，例如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的《徽州府志》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明确的概念。五代以来很多的制度，也能够由宋朝继续下去。例如枢密院的设置，在兵部之外，枢密使有如现代的参谋总长，直接向皇帝报告，兵部反成了一个管仪仗和民兵的次要机构。又例如三司的设立，以户部管传统的农业收入，盐铁管新型的工商收入，度支管输运和分派，三个单位并为一体，也不始自宋代而由五代开始。

提到这一题目，我们也可以由王赓武的专著继续看下去。宋朝不务虚名，专求实际，在着眼于军事财政与税收的前提下，也捩转了前朝地方分权的趋势，而执行其中央集权；其办法是以中央所统制的兵员构成“禁军”，诸州镇之兵则曰“厢兵”，各地防守的则为“乡兵”。而中央经常抽取下级的优秀兵员，而将自己的老弱淘汰给他们。各地的税收与物资则分为“上供”、“送使”和“留州”。其“使”为军使，也有将各地物资按中央指派分配的义务。

这样一来，宋朝的重视军备与财政，与唐末和五代的藩镇相较，产生了一个相反的后果；藩镇为军阀割据，但是职位世袭，所管的地方又小，所以以部曲管理场院，即是以中下级军官看察财政税收的机构，因为彼此利益之所在，政府与民间有一种休戚相并的联系，和日本的“大名政权”类似。宋朝固然做到“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于上”的地步，但是一个中央集权官僚主义的体制，到底也有它的弊病。

宋朝与少数民族的作战，败多胜少，不仅西夏与契丹所占领的土地不能归复，而且北宋亡于金，而南宋亡于元。以一个人口多、资源丰富、文化程度高的民族与国家，始终不能与外表为劣势的对手抗衡，是历史上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

其间原因甚多。但是今日我们有了长时间远距离的经验，则可以概括的说，北宋与南宋，都已经进入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在什么情形之下一个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我这讲稿一开始就说及低层机构中，各因素要能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其所以能互相交换，是权利与义务相等，公平合法，不是由上级一纸指令行之。可是我们看到《宋史·食货志》提到宋朝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也并不是“贪污”，而是在农业社会里官僚主义之下，私人财产权没有保障，所有的数字加不起来，征兵抽税都全靠由上向下加压力，被征与被抽的，不是公平而应当担负的，而是最没有力量抵抗的。所以统计无法着实，只有数字的膨胀。现在在美国的很多教科书都提到公元1021年北宋一年的收入是一亿五千万（150 million）缗，其来源于《宋史·食货志》里面的一句话：“天禧末……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天禧的最后一年为天禧五年，公元为1021年，所以得到上面的一个数字。据当日时价计算，这数字值金一千五百万两，约等于今日US＄ 6—7 billion。

当日世界上无此集中的财富。其中应收入而在缴库之前早已耗费的不说，《宋史·食货志》里也有很多关于统计无法着实的记载，例如赋税可以预借六年，例如“户口讹隐，不校可知”，又例如“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司马光说兵几十万可以是“讹数”，可见得当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程度，而上述统计也没有实际的意义。

公元十一世纪，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时代，宋朝的财政，就需要商业化。征诸各经济发达国家的例证，其人员与物资既已大量的集中，则必须要民间的商业性与服务性的机构，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但是宋朝时私人财产没有保障，司法独立始终谈不上（即二十世纪也谈不上），数目字的膨胀，反贻害无穷。今日还有些人写书，说得宋朝“商业革命”、“文艺复兴”等等等等，令人无从批评。可是全汉昇的研究，当日开封完全是一个消耗市场，各种物资有进无出；这种收支不平衡的情形能够长期继续，乃是因为大批官僚、教师、学生、医生囤集，开封政府能以收租纳税的方式使不平衡成为平衡。这种现象和欧洲现代的国家相比，也可以说是政治组织早熟，经济组织赶不上，西欧社会无此成例。

因为以上的情况，宋朝的财政是多元的，军事上从动员到作战，其中补给线既长又不确实，反不如北方少数民族以一种单元的经济，简捷的将人马食粮投付于战场。这中间值得我们注意和反省的则是辽与金以后仿效宋朝体制，也都陷于宋人之覆辙。

这种问题，元朝也没有严重的考虑如何对付。蒙古人的政策可以说是自相矛盾。比如元世祖大量的轻租减税，一面又大量的征集人员物资征日本；北方的税制与南方不同，一方面因袭唐宋以来以小自耕农为主要纳税人的体制，一方面又令诸王及后妃公主食采分地；一方面不信用汉人理财，任用回纥人和西番人，可是一到包税政策弄到人人嗟怨，又对他们诛杀不遗余力。元朝被批评为“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在理财的一方面，批评得并不过分。在历史上讲，元朝也只在中国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之间成为一个过渡阶段。

如此各种因素造成明太祖朱元璋创制的财政体系的逻辑，明朝的设施显然是收缩性的。明清财政税收，有很多体制上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孙任以都的文章和陈恭禄的教科书上看到，其税收的幅度小也可以从王业键、Madeline Zelin最近的著作上看出。所以清朝虽有康熙乾隆的开疆辟土，其整个组织仍是内向的和非竞争性的，其详细情形，不是本篇论文所能概述。只是若不如此，中国在1912年民国成立以来，就不会遇到如此一个荆棘丛生的局面。

本文摘录自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从唐宋帝国到明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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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