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Joel Mokyr
转自 | 量化历史研究
摘要：本研究提出了“思想市场”的概念，从思想的供给与需求出发，分析了科技进步的制度需求。基于这一概念，这一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欧洲与中国走向不同科技发展路径的原因。欧洲分裂而又统一的特性削弱了对于新思想的抑制，并为新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助力了科技方面的积淀，并最终引向了工业革命和持续增长。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则使得中国的个体知识分子缺乏足够的安全和创新激励，当帝国政府在创新方面转向保守之后，中国的科技创新便衰退了。本文的分析框架为研究科技史及其相应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工业革命在欧洲的产生、大分流等重要历史现象。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量化历史研究（第三、四辑）》（科学出版社，2018 年 4 月）辑刊，主要根据 Joel Mokyr 教授的著作《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Jool Mokyz. A Culture of Growth;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及其在第三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一、引 言
在经济史领域的诸多话题当中，工业革命与大分流是两个长期以来最为大家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恐怕少有其他话题的热度能比其更为持久。一方面，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过去数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现代经济、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并使得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人类也因此得以摆脱收入水平长期徘徊 不前的“马尔萨斯陷阱”，真正实现物质条件的飞跃。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了差异显著的东西方分途——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而未能顺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则停留在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中，在经济上与工业化国家拉开了巨大差距。
造成工业革命和大分流的原因固然众多，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不同的学者也提供了各种角度的分析。然而，却少有研究着眼于工业革命最基本的特征——技术变革。就根源而言，工业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因此，我们需要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欧洲率先发生了这种技术变革？又是为什么，这种变革没有在世界其他的地方率先发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科技史的角度出发，分析造成技术变革的制度因素，并通过比较欧洲和中国的不同情况，试图回答造成这种这种东西方技术分途的原因。
二、“思想市场”与科技史视角
“制度”对于经济学家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历史制度分析是当下经济学分析当中十分热门的思路，有许多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学者都着眼于“制度”概念，试图用之解释包括西方崛起、大分流在内的很多长期经济发展现象。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和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诺斯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述了光荣革命及其形成的法律、政治制度如何保护了私有产权、抑制了寻租行为，从而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 (North and Thomas, 1973)。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们则提供了量化历史的证据，强调产权制度对西方长期发展的重要作用 (Acemoglu et al., 2005;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3)。例如，阿西莫格鲁强调了“命运反转”的现象——大航海时代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其之后长期的经济发展往往相对较差。他们提出的解释在于，自然资源丰富但却不适宜长期定居的地区，殖民者会倾向于建立“掠夺性的制度”, 只着眼于短期的资源掠夺，从而破坏了产权制度，抑制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其他一些资源并不那么丰富但适宜定居的地区，由于殖民者注重了产权制度的建设，其长期经济发展得到了保证 (Acemoglu et al, 2001)。
这些“琳琅满目”的制度分析确实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内容，对于分析工业革命与东西方大分流有着建设性的意义。但是，在这一派 “琳琅满目”的景象背后，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其最为根本的特征是什么？其实答案也十分直截了当——即科技进步、显著的科技变革！因此，在关注和讨论“制度”这个可以宽泛、可以具体的概念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追本溯源”，回到科技本身。换言之，我们应该关注科技发展史，了解科技在工业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科学(science)对于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很多学者已经指出：在工业革命中，至少是在工业革命最初的阶段，科学和科学家似乎并不扮演绝对作用；相反，熟练掌握相关技术的技工可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正是这些技工在实践当中改进了现有的机械，从而促成了工业革命中的技术飞跃。不过，这种说法低估了科学积累的作用。事实上，科学所提供的很多知识仍然对技工的改进起到了指导作用。另外，科学发展和积淀所提供的注重实证和物质改进的文化氛围也对技工进行“务实的改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科学是否在工业革命的发生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类似于在问： 一个装着50%水的瓶子到底是半空还是半满？这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科学在工业革命中当然并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但科学的作用当然不应被忽视。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关注科技史的重要性。
既然要关注科技史，我们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是什么使得欧洲最先实现了稳定而显著的科技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则没有实现？欧洲成功在哪里？是什么制度因素造成了这个结果？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更直接的答案，以免“制度”一词流于泛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科技创新往往不是普罗大众的成果，而为少数知识精英所推动。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回答，是什么样的制度因素，让这一小部分的精英能够积极投身于科技创新，并产生出庞大的力量？
那么，应该采用怎样一个思路来分析这一问题呢？根据经济学家关注激励和市场的思路，我们可以发明一个新的概念——“思想市场”。 “思想市场”是一个虚拟的市场，是交易思想的地方。思想包括了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知识，也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在这样一个不一定存在相关实体（如具体的位置、场所）的市场里，思想的供给方（科学家、知识分子等）生产“思想”，并努力说服思想的购买者接受、“购买”自己的思想，从而得到相应的回报（回报可以是物质的，如金钱；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荣誉）。而市场里的需求方则选择接受某种思想（可以是旧有的宗教观念，也可以是新的科技发现），以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供给和需求最终决定了市场当中的“思想”产出。
和商品市场不同，“思想市场”未必真正存在，但却是一个十分有用的类比。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科技这种 “思想”的最终产出水平。最为直接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正向激励的大小；另一个是负向激励的强弱。正向激励反应在市场里知识创造者所能得到的回报的大小；负向激励（例如，新观念可能会受到旧势力的惩罚）则会压抑知识的创造。由这一思路引申开去，接下来需要分析的是：在不同地区，如在欧洲和中国，这个市场的特质有何不同？其竞争性的差异如何？其进入门槛、交易成本有何差异？市场效率有何差别？分别是怎样的制度因素支撑着市场的运转？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分别从欧洲和中国的方面，讨论“思想市场”的具体状况，并阐述不同的科技发展史如何影响了两者长期的发展。
三、“分裂”的欧洲
开门见山地说，欧洲之所以会出现“新思想”的高产出、科技的飞跃发展并最终走向了工业革命，是因为出现了“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的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启 蒙 精 英 社 交 圈 ”(Republic of Letters)。
“启蒙精英社交圈”是一个形成于16世纪的虚拟的社交圈。社交圈里的成员是当时欧洲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精英包括科学家、医生、哲学家、数学家（其实，也包括一些神学家、占星学家、神秘术士）。这些人有着较为一致的特质——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有文化，即便信教也思想开放。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彼此并不熟识，甚至可能山海阻隔、素昧平生、从未相晤。但在这些欧洲学者之间存在一个国际性的交流网络——他们之间通过书信和交换论文、书册来了解彼此状况、交流科学研究、汇集和保存科学研究成果。正是通过这一网络，知识分子分享和交流最新的科技成果，并形成了十分独特的文化氛围。正如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尽管战火纷飞，尽管政教差异，所有科学和技艺都从启蒙社交圈这种交流方式中得到了共同的支持。这一制度是地球上对抗政治野心的最为伟大的安慰剂。”
特别重要的是“启蒙运动”所塑造的文化观念。这些特殊的文化观念为后来科技的进步乃至工业起飞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些文化观念的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遵循“培根准则”，即科学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务实目标，为人类的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努力。这一务实特点对于科技的提升十分重要，因为这使得“新思想创造过程”区别于其他纯粹为满足思辨需要的旧思想活动（巫术、宗教等）。
(2)应该创造桥梁让科学和技艺相结合，互相借鉴。
(3)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值得向往的，也是真切的，可以通过知识研究实现。
(4)所有的知识、思想，无论新旧，都可以挑战、批评。不存在绝对的权威。
(5)所有的知识、思想都应该不断被检验（如重复实验），使之更为可靠。
可以看出，“启蒙运动”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同时形成了十分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研究氛围。换言之，“启蒙运动”所展现出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思想市场”。这个市场可以有效地促进交流和知识产出。恰是基于这种制度安排，欧洲能够最后走向科技的勃发和工业革命。
不过，“启蒙精英社交圈”和启蒙精英带来的科技飞跃当然也只是一个结果。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一局面的产生？为什么这一局面出现在了当时的欧洲而不是同一时期的中国呢？
一些客观的物质条件当然不能忽视。首先是邮政系统的发展。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法兰克-冯·塔克西斯及其兄弟于16世纪早期在意大利、德意志和哈布斯堡地区建立的统一化、常规化、制度化的邮政系统。这一系统最终发展到了整个欧洲地区。正是邮政系统在16世纪欧洲的发展才使得相隔两地、并不熟识的启蒙精英们的思想碰撞成为可能。没有这样一个相对高效的沟通系统，要想成就“社交圈”是无法想象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因素是印刷业的发展。出版印刷业所提供的书籍、卷册让知识精英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知识资源，这同样 十分重要。
但是，邮政和印刷提供的答案并不充分。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存在着信息的沟通和知识的载具。欧洲的特别到底在哪里？本文认为，这种特别的制度条件在于欧洲既分裂又统一的环境。
一方面，欧洲是“分裂”的。当时的欧洲存在着众多的小国家。这种情况和有着大一统传统的中国很不一样。林立的小国家首先显著削减了知识创造者的负向激励。因为存在着众多的国家，知识分子不会受到单一政权或者教权的控制和胁迫。在一个地方碰壁或受到压迫的知识分子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其他能够接受其新思想的地方，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独立和研究的可持续性。另外，众多的小国也提升了知识创造者的正向激励。数量众多的国家为知识精英提供了数量众多的“雇主”——他们可以游走于诸国，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寻找给予他们最高回报的“买家”。压迫的削弱和预期回报的提升使得“思想市场”的“产出”得以提高。相应的，作为需求方的各国也努力争取优秀的学者，以提升自身实力，或为自身统治增光添彩。
另一方面，欧洲又是“统一”的。显而易见，单纯的“分裂”并不是产生“启蒙社交圈”的充分条件。因为，彼此隔绝的小国无法提供足够的知识分子，也无法促成知识的交流和碰撞。小国对于知识需求的有限性也会通过限制需求而抑制知识创新。因此，另一个维度的“统一”也是重要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邮政系统的发展为这种“统一”和交流提供了条件。大卫·休谟就曾肯定过这种特殊的“分裂与统一的结合”：“在裨益学识方面，没有什么比通过商贸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诸多独立而相邻的国家更为有意义。林立的小国对学识研究大有好处，只因为这限制了统治权力的扩张。”
总而言之，本文认为，能够解释工业革命和西方兴起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变迁并不是更好的产权保护，也不是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同样不是光荣革命。事实上，能够促进“实用知识”的积累和传播的制度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启蒙精英社交圈”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制度答案。而这种制度安排的背后，则是欧洲更为特殊的分裂、统一相结合的环境。“启蒙运动”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其对于工业革命的影响绝不只是“科学对于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有多大贡献”那么简单。不过没有“启蒙运动”，欧洲工业革命的进程会大不相同。这并不是说，欧洲的制度是最优的，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适应需要的安排，从而引发了接下来一系列的变革。
四、“停滞”的中国
中国是另一个与欧洲情况十分不同的案例。在技术史上，中国在维护技术优势上的失败是十分值得讲述的。中国在技术领域前后的巨大反差十分值得关注和讨论。又是什么特殊的制度安排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这就是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之谜”——中国事实上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于技术领域领先世界，却在明清之际发生了停滞和倒退，最终为西方所超越 (Needham,1959) 。因此，关注中国的科技史案例，对于我们研究大分流的产生十分有意义。
首先值得强调的是，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中国的技术是长期停滞的，落后于欧洲。但这并不是事实。在1400年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技术领域以惊人的势头发展与变化，在速度上要远远快过欧洲。事实上，很多中国的发明最终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欧洲寻找到出路。在此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成就。
(1)农业技术的改进
农业上，中国改良了水稻种植的技术。在南方，更好的水田水利技术允许水稻种植迅速扩张。水利机器的应用允许对土地进行排水与灌溉。复杂的水门(sluice gates)、水泵一级库水车控制了水流并且防治了阻塞。据统计，在10—15世纪，水利工程(water control projects)的数目增长了七倍，然而人口只增长了两倍。
中国传统的抓犁在6世纪的时候被可以将土地翻出垄沟的铁犁所取代。铁犁由十一个部分组成，可以调节想要的垄沟的深度。之后，这种铁犁被运用于水田水稻种植农业上。播种机、除草耙和深齿耙在宋元时期被引入，中国的农民学会了运用新的肥料，如城市垃圾、泥、石灰、麻、秸秆、灰烬以及河泥。运用化学与生物学药剂控制昆虫与害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另外，中国农业的独特的特点是印刷了大量的解决农业技术问题的书籍和手册。在隋朝的编年史上记录了八本关于兽医的论文 (treatises) 。 随后，出现了诸如《农桑辑要》和王祯的《农书》之类的杰作。王祯的书包含了300个极为详细的图例，通过这些图例使的重新构造描述中的器具。
中国在利用水力方面很长一段时间里至少不落后于欧洲。早在公元3世纪，中国就已经使用水控杠杆(water levers), 并且创造了翻车（通过在斜槽的末端接纳水，并且打翻它的交互式装置）进行灌溉。早在公元8世纪，中国人就使用了水碓（利用水流力量来自动春米的机 具），到1280年完全使用了垂直水车。
(2)手工业机械的运用
在使用高炉方面，中国领先于欧洲1500年甚至更多，他们可以使用铸铁并且能从粗铁中淬炼精铁。在公元前200年，中国已经知道如何铸铁了，这项技术在14世纪初才传入欧洲。尽管中国确切的冶铁时间不可知；但毫无疑问，在中世纪，中国的钢铁产能以人均计算都远超过欧洲。这种巨大的发展依赖于水利驱动风箱的应用、煤和黏土的使用和高超的金属冶炼知识。当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是：中国的矿石趋于富含磷元素，这会降低铁的熔点，从而使得冶炼更加容易。此外，中国的混合氧化的钢铁生产技术同样领先于西方。
在纺织方面，纺车大概在13世纪的时候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但是中国的纺车更快更先进。中国应用丝、麻、棉来进行纺织，也确实尝试过去发展一些小型的多轴纺车（虽然这与后来欧洲的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车不一样）。复杂的纺织设备甚至出现得更早：在汉代，画织机被使用在编织复杂的丝绸图案上，后来这一技术也被应用在棉花纺织上。到中世纪末期，中国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进行类似于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
(3)定时、定位、航行技术的领先
千年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确定时间。这种观点被李约瑟等学者进行了系统的反驳。在宋朝（10世纪到11世纪），中国的钟表制作工匠就用擒纵机构修建了精准并且巧妙的水钟。苏颂在公元1086年建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中国计时器成就的登峰造极之作。苏颂的水钟可能是最尖端的水钟，不仅可以测算时间，而且可以观测各种天文变化。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水钟是欧洲机械钟表的先驱，但这些仪器的复杂性精读远超欧洲直到约公元1100年。
中国在航海技术上的成就也是显著的。中国在大约公元960年发明了指南针，但是这并不是其唯一的成就。在船的设计与建造方面,中国领先欧洲几百年。在公元1400年以前，他们的远洋帆船装备了多帆桅杆并且在龙骨、船尾柱方面也技术先进。另外，中国还运用水密浮仓来保护船只，以防万一发生渗漏而沉船。这使得中国的船只比欧洲当时最好的船要大得多并且更加适航。
(4)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人发明了纸，这项发明在一千年以后才传到西方。按照中国的记载，造纸术是蔡伦在大约公元105年改进的。但是现代的学者已经证明纸早在蔡伦生活时代的几百年前就已经被使用。而蔡伦是用树皮作为造纸原料的先锋。纸不仅仅局限于书写，高品质的纸和耐用纸可以做成衣服、鞋子以及军队的铠甲。纸钞和墙纸在中世纪的中国就已经被使用。按照李约瑟的说法，早在公元590年，中国的卫生间就普遍地使用纸张，这比欧洲早几个世纪。
中国的印刷术可能是在7世纪末期开始的。最初，中国人使用雕版印刷。在公元1045年前后，毕异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约1240年，金属活字模型在朝鲜使用。欧洲印刷术的发明是否借鉴了中国技术尚存在争议。即使欧洲人独立地发明了印刷技术，中国技术的领先地位仍然不会被削减。
一些其他的例子也证明中国技术的早熟出现在公元700—1400年。精美的瓷器出现在唐代（公元618—906年）。在15世纪早期，南京建造了著名的瓷塔。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漆器、炸药、药品、硫酸铜和金属盐。中国的独轮手推车从公元232年甚至更早就开始使用了。然而，在12世纪以前的欧洲，任何人似乎都没有想到这样做。中国人在四川打深井（可达3000尺）萃取盐水。中国人用风筝进行过载人飞行，比欧洲的尝试早了几个世纪。在军事项目上，在中国弩和抛石机是出色的装备，他们的应用比西方早几个世纪。中国人在大约250年的时候发明了马项圈 (horse collar)，这项发明一千年后才在欧洲找到。在日常生活的舒适与娱乐方面，西方同样欠缺中国世俗却有用的想法与发明，如火柴、雨伞、牙刷、纸牌等。总而言之，在很多重要方面，中国人都做出了重大的突破。有些状况在近几十年才被西方意识到。
但是，中国最终没有变成西方那样。在时间上，大约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的时间相同，中国的技术进程开始减慢并且最终完全停止了发展。中国的经济继续扩大，但是增长几乎是依靠内部贸易的扩张、货币化和向南部省份的移民。一些曾被熟知的技术被弃用，然后被遗忘。在一些情况下，伟大的开端并不一定意味着全部潜能的开发。这个失败的意义对于世界历史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在世界的统治范围之内，中国曾经那样的鼎盛，但最后却退步了。到了1600年，他们的技术落后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显而易见。到了19世纪，中国人自己才感到这种落后已经达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
技术改革效率的落后不能解释为经济的停滞。直到19世纪，中国依旧能够供养增长的人口，显然并没有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然而，这些增长却不再有唐宋时期的技术活力。精确计算中国技术衰落的时间是很困难的。逐渐的后退到了19世纪导致了与欧洲相比绝对的落后。一个经常被引用说明东西方技术差距的例子是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技术先进使英国人能够向中国施加屈辱条约。中国遇到的困境则是：到底应该效仿西方还是忽略它？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选择的是忽略。从1368年的明朝开端，直到19世纪末，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通过人口增长、森林砍伐、商业扩张和集约化农业生产，处于技术持续停滞的环境中。
在一些案例中，中国的技术完全丢失或者被遗忘。计时器便是其中一例，由于技术溢出的影响，机械表被带到了欧洲。而到了16世纪，中国已经没有了对于苏颂的杰作的记忆。他们也从未尝试与由动力驱动钟表有关的任何事。中国人对新颖的仪器表示出兴趣与好奇，但是只是将其视为一种玩具而不是有用的仪器。在远洋运输方面，中国与 西方相比之下的差距是很突出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船厂被关闭，超过两个桅杆的航海帆船被禁止建造。建造巨大、适合远航的船的技术在中国消失。在冶铁业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技术下降。例如，有证据证明冷铸造在1690年被应用在钢铁制作中。但是，即使中国技术的崇拜者李约瑟也得被迫承认：“在现代，中国以竹子与木材为文化。”另一个例子是，缫丝机早在公元1090年就被中国使用，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出口的生丝约35%都是完全手工处理的。这就导致了生产产品的质量参差不一。中国使用煤炭从中世纪就开始了，这曾被马可波罗惊讶地记录下来。直到19世纪，中国的煤炭开采依旧是原始的，开采浅层的矿物。在中世纪与现代中国丢失了一些东西。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技术在向前推进的时候，经常在一些接近突破的地方出现遗憾的停滞。活字印刷没有广泛地在中国使用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即便在活字印刷之后，雕版印刷依旧处于优势地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西方世界拼音文字而言，活字印刷不太适合于象形文字（方块文字）。同样的，我们要如何解释中国的纱厂没有发展出珍妮纺织机呢？中国在明朝出现了消极的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末纺织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如飞梭，一个简单的器具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工厂纺织的效率，似乎从未改变过。
在一些其他的领域，中国则无法发挥其所长。例如，在军事技术方面，在公元10世纪，中国人就在火箭和炸药里使用了火药。尽管他们在爆炸的知识方面具有优势，但他们显然必须向西方学习如何使用加农炮，并且历史证明他们永远失去了发展西式军队的技术。在1514 年葡萄牙抵达中国，中国人对他们的滑膛枪和旋转海军加农炮印象深刻，并且很容易地接受了他们。然而中国无法与西方枪支技术持续保持同步。在17世纪，明朝不得不向在中国的耶稣教会购买加农炮去阻挡满族和蒙古人的入侵。在17世纪20年代，中国的官员不断地建议在中国军队里引入西方的加农炮。但是，直到1850年，中国的军队仍然装备的是16世纪的旧式武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们才不得不向西方购买现代军事武器。
在另外一些领域，中国的进步没有停止，但是与西方的成果相比依旧差距悬殊。在农业方面，中国引进了美洲大陆的新物种，史料中对于新物种的记载是混合的，甜薯与花生被种在土地的边缘，而且大量种植。而旱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如马铃薯与玉米等，尽管具有很多优点但是被接受得很慢。欧洲的活塞泵传入中国，本应该对中国北方的灌溉农业产生巨大的价值，然而，可能是因为铜的价格很贵的缘故，它们却很少被使用——中国在接受方面表现得很不高妙。尽管技术知识在退化，但是仍然出现了由宋应星在1637年写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对中国的技术，从纺织到液压，再到玉石制作等，做了详尽的总结。这部书可能因为政治原因曾经遭到毁坏，其继续保留应感谢于日本的重印。王祯的《农书》也十分相似，其在1313 年出版，但是到了1530年，只幸存一本副本。
总结以上这些以后，我们可以说：中国曾经在技术上遥遥领先，做出过许多贡献。中国后来出现了相对的停滞，并且被欧洲超越。在了解中国在技术史方面的表现以后，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为什么中国的前后表现如此不同？为什么中国最后为欧洲所超越了？
中国为何会落后的问题难于回答，甚至有可能，中国明显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错觉。首先，中国技术缺乏进展，在1400年以后停滞，是相对于欧洲而言的，也是相对中国自身在前几个世纪中的表现而言的。此外，劳动密集型的水稻经济与欧洲的节约劳动力的创新的技术变革是完全不同的。以“欧洲中心”模式的历史变化来看待东方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一种偏见。欧洲与中国的不同不是因为是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欧洲大型的谷物和畜牧场相比小规模的稻田可以更好地实现机械化。真正的不同在于，西方在技术上的创新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像中国，欧洲不仅节省了土地和资本，而且越来越集中地使用土地和资本。欧洲的发明有时是为节约劳动力，有时是为节约土地，有时兼具两者。他们的模式是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
中国为何会落后的问题难于回答也特别体现在一些现有的答案明显的弱点上。这些解释试图回答中国为何在特定领域的创新上失败了。 例如，一种解释认为，中国在棉花行业中使用珍妮纺纱机的失败，是因为这种设备需要三人同时工作，这不适合中国传统的家庭生产 (Chao, 1977) 。同理，海运衰落是海禁派在朝廷政治的胜利。在农业上，相比欧洲缺少肥料是中国生产力停滞的原因。然而，这种答案完全地回避了问题的本质——这无法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畜牧业来获得足够的肥料，也不能解释中国在玉米和土豆的应用方面同样缓慢。也有研究指出水稻种植不能促进机械化，因为水稻的最佳生产规模很小，不适合大规模使用机器；同时，发展水稻机械化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水田里用机器代替劳动力而不减少产量 (Bray, 1984) 。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北方的适宜大规模经营的旱作农业也没有出现机械化。也有研究认为，中国谷物种植农业缺少发展的原因在于人口迁移(Jones, 1981)。国内的人口迁移就像一个“安全阀”：宋代对南方林地的开发提供了扩展的空间，将经营者从技术前沿的扩展中引开，阻滞了技术进步。但是，问题在于，在西方，殖民化与内部迁移并没有影响技术创新。在12—13世纪，当西欧人在易北河以东地区殖民时，其进程似乎同样迅速，却没有压抑技术进步。
对于中国衰落的原因，另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中国的精神构架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在1922年发表的《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哲学关注与对内在灵魂的观视 (Needham, 1969) 。孔子的哲学观注重维护社会内部关系的和谐。但是这个论断是粗糙而不能立足的。在1400年以前，中国不仅有科学，而且科学和技术在一些地方远超西方。在18世纪，在南方大量的森林砍伐和殖民化发生了改变，工业和快速扩张甚至导致相关的土壤侵蚀和环境破坏。在这个领域里，最糟糕的错在于——试图把中国说成是一个不变的实体。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1800年的中国与1300年的中国有所不同，而不是为什么中国与欧洲不同。
一个十分有趣的解释关注了生理或者膳食的因素 (Jones, 1981)。中国曾经以水稻作为主食，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肉类摄取量不足则更加明显。从小麦向水稻的转变，随着中国社会重心的南迁，可能导致了平均营养状态的下降。一个旅行家曾经评论指出，南方的中国人普遍的比膳食很少依赖水稻的北方中国人矮。对水稻日益依赖与蛋白质缺乏增加是否相关尚不清楚，但似乎值得进一步研究。营养不良不仅限于儿童，这很有可能覆盖整个食物生产。在中国食物生产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营养不良导致人口的昏睡和缺乏能量，从而导致群众的不满。另外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当中国的人口重心向南迁移的时候，许多的农业劳动力被带到温暖的水里，并且用人粪作为肥料。这与寄生虫病在欧洲肆虐的时间偶合。使人体衰竭的体内寄生虫感染——特别是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的血吸虫病——可能已经破坏了基于人类生理所需要的充满活力和适应性的劳动力。这种解释似乎是牵强附会的，而且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需要更多的证据。
一种理论试图按照“高级均衡陷阱”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经济的停滞 (Elvin, 1973) 。这一理论认为，中国技术发展的机会受到了人口的制约，人口增长的需求从非农产品转向了农产品。此外，人口压力减少了必需物资（如木材和金属）的供应，减少了技术变革的机会。另外，人口增长导致中国人均收入下降。因此，对制成品的需求下降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有观点认为稀缺阻碍技术变革。这一观点很难与其他事实相符合。在1580—1650年，流行病几乎摧毁了中国，中国人口几乎下降了35%～40%。另外，市场需求的决定因素不仅有人均收入还有总人口。对于后者而言，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发明远比想象的还要有利可图。而且，这一理论虽然强调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却同样没能解释中国的农民在这一时期对钢犁和活塞驱动的水泵的接受缓慢，或者他们为什么不情愿去接受劳动密集、单产高的作物，如土豆。
在分析了这一问题的难点和现有理论的缺陷后，我们或许还是要回到“思想市场”的思路上来，以考察这一思路是否能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一些帮助。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欧洲的分裂不同，中国的大一统特色十分鲜明。正如上文所谈到的那样，在欧洲，每 一个小国只是“思想市场”中众多需求者中的一个。这种情况下，每个单一的政权或者教权都很难限制知识分子的自由，缺乏对新思想进行压抑的能力。同时，众多的小国中也会存在对于新思想有需求的国家，这也刺激了技术创新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情况则十分不 同。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私人的创新行为很容易受到单一君权的压抑。同时单一君权也使得知识分子缺乏“用脚投票”、通过迁移规避压迫和寻找雇主的能力。这或许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在私人发明创造方面的停滞。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单一君权在科技推动方面是一无是处的。诚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都是科技进步，特别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者。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在中国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需要支持农业科技的进步，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不过，中国政府的作用何以在后来消失了？这同样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很难得出定论。不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高度增加，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统治者或者政府可能放弃了对新技术的支持。因为，中国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稳定，而新技术所带来的思想乃至社会变化，可能是帝国所无法控制的。因此，新技术的采用也就与帝国的首要目标相冲突了。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对于科技史及其相应制度安排的观察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工业革命在欧洲的产生和大分流的现象。“思想市场”的思路告诉我们，与科技相关的制度可能对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欧洲分裂而又统一的特性削弱了对于新思想的抑制，并为新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助力了科技方面的积淀，并最终引向了工业革命和持续增长。而中国大一统的传统则使得中国的个体知识分子缺乏足够的安全和创新激励，当帝国政府在创新方面转向保守之后，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就衰退了。当然，这一问题的研究依然是初步的，需要更多的探讨和拓展。不过，这确实提示我们，在经济史研究当中，科技发展需要得到足够的关注。
整理人：黄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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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