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武汉大学发布讣告：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教育家、有机化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7日15时33分在武汉逝世，享年92岁。
刘道玉同志1933年11月出生于湖北枣阳，1953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被评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先后任武汉大学教务处处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一司司长，兼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二、二十三届理事会理事，武汉市人民政府第一、二届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道玉同志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作为会议秘书长之一参与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与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研究生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在恢复统一高考及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解放思想、锐意创新，为教育教学改革开风气、辟新局，率先推行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武汉大学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道玉同志潜心育人、诲人不倦，为学生讲授《辐射高分子化学》等课程，编写《有机氟化学》教材，在Coor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科学通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系列学术论文，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等奖项。退休之后，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继续关心教育事业发展，致力于爱的教育、创造教育研究，出版相关著作二十余部，为推动创造性人才培养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
刘道玉同志的高尚品格和突出贡献，赢得了广大师生、海内外校友的尊敬和爱戴。他的逝世是武汉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我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深切缅怀刘道玉同志！
刘道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上午8时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殡仪馆天元厅举行。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8年9月－1960年12月，在武汉大学任助教。1961年1月－1963年7月，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任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1962年，武汉大学派他到苏联科学院，攻读有机氟专业。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讲师。1966年5月－1977年4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
1980年代， 在那个短暂、激越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地图上群星闪烁，如果说改革的政治中心是北京，经济中心是深圳，鲜为人知的是，在武汉的珞珈山畔，也同样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刘道玉与他所在的武汉大学锐意革新、成果辉煌，被称为“刘道玉时代”。
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
而刘道玉之所以能缔造这一教育奇迹，不只是他的勇气与改革才能，正如刘道玉对自己一生三次转身的描述：从“拓荒牛”到“杜鹃鸟”到“啄木鸟”——
作为一个教育改革者，首先必须是个实干家，是“拓荒牛”，有担当、有能力；其次，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为教育的至善境界鼓与呼，是“杜鹃鸟”，即使失去了舞台，也不安于现状，对现实不甘妥协；最后，还必须是半个思想家，做错误观念的“啄木鸟”，敢于逆潮流而动，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武大的蔡元培：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
在刘道玉主政武大的时期，学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想自由、民主学风。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刘道玉当时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依然令人感慨，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多次进京恳求、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摸索出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实现了“以学生为本”。
在武汉大学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先生就对全校学生说：“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
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
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
刘道玉还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著名作家野夫就是第二届作家班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当时的武大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5年内若有大的成就，或自愿奔赴边远的，由学校还贷。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刘道玉被称为“武大蔡元培”。在武大校长任上，他一方面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校风；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等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他治下的武大。
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同步，在短短8年时间里，塑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
他惜才如金，曾为杨小凯争取平反、保护赵林不被开除、破格录取野夫、帮邹恒甫筹集哈佛大学的学费；培养出了易中天、邓晓芒等著名学者，陈东升、雷军、毛镇华、艾路明等企业家。
遗憾的是，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准备开始第二个五年规划时，一道撤职令突然传下来，他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
被免职后，刘道玉的日子不太好过。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生病住院都会被拉出来做检讨，但他从没写过一个字。
杨小凯1995年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校领导不但禁止他讲课，甚至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在被免职后，刘道玉还多次受邀出任厦大、暨南、华侨等大学的校长，甚至还有某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心灰意冷地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既然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呢？”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生不做万户侯，死不争半寸冢。“这是他对为官的真正态度。
刘道玉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教育。在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中，他对中国的教育之积弊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
他抨击错误的基础教育是“戕害人性”，对功利化、官僚化、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深恶痛绝，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做事的方式却更像实干家和冒险家，能将空中楼阁般的教育理想，落实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正如刘道玉所说：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
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
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中，刘道玉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归结为十条意见，无一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病根所在：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杜绝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的权钱交易。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独立学院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办分校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科技开发园决不能多，多则必滥。
◎实行教授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让剽窃抄袭见光死。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仅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刘道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正是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正如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略带辛酸的话：“80年代任职的大学校长之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
即便是今天，像他这样敢于直言并且一针见血的教育家依然是极少数。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也在衰退，最麻烦的是他还患上一种书写痉挛症，右手提笔写字就颤抖，吃饭可以，拿刀可以，就是不能拿笔。
“这是天要杀我耶，我这种人不写作了，还能干什么呢？”
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
“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武大的校友里，无人不知刘道玉。关注中国改革教育史的，同样无人不知刘道玉，但在相关的资料与档案中，他却被有意无意的隐去了。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改革举步维艰、温饱都没解决、互联网尚未出现的80年代，刘道玉校长就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教育奇迹，提携了无数青年才俊。尽管中途受阻、壮志未酬，然而他的成就和影响，早已超出校园和时代，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
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尽管武大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然而世所公认：他的生命历程、改革历程，早已与武大、与中国教育血脉相连。
顺命又逆命
在洪流中浮沉的青年骄子
图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
“激进”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色调之一，与同时代那些杰出的头脑一样，青年时代的刘道玉，也经历了从热血到觉醒的痛苦历程。
▍农家少年的「诺贝尔梦」
1933年，刘道雨生于湖北枣阳一个典型的农家，排行老三。他6岁放牛，8岁念私塾，先生为他改名“道玉”。他后来的笔名是“路石”，这种自谦恰正如一则奇妙的人生预言——当一块美玉甘做铺路石，必有无数人通过它走向真理。
幼年教育造就了他淳朴善良、勤于思考的品质。他自小以诺贝尔为偶像，立志成为大科学家，到哪里成绩都是拔尖。
▍热血青年的报国心
少年刘道玉满怀激情，渴望报效国家。尽管对现实有困惑，他仍竭力做正确的事。大学期间参加抗洪，他带病坚守大堤。为了多学知识，他偷偷向老右派请教，去地摊上淘俄英教材。
1959年，作为优秀毕业生的刘道玉被选派留学苏联。出国前的新年，他与妻子新婚，恰逢“三年困难”，招待宾客的喜宴，是从“特殊渠道”买来的一锅糖水萝卜汤。
▍命悬一线，激进洪流中的浮萍
1962年，刘道玉在苏联攻读化学副博士，各科成绩全优。但因为代表留学生发言时触怒苏联当局，第二年就被点名遣返。回国后，他竟成为派系争抢的筹码，自此留学梦碎。
1966年，32岁的刘道玉跻身武汉校委，却无法生出兴奋和作为。目睹悲剧与荒唐，坚守善良的他迷茫了，也成了挨整对象。攻击他的大字报贴满校园，无数次非人折磨、命悬一线，他不得已留下遗言。幸有妻儿相爱扶持，才熬过艰难岁月。
其命维新：他为武汉大学而生，中国教育因他而辉煌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负有使命。刘道玉的使命，就是壮大真理、爱生如子。他革新中国教育，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他的舞台，就是80年代的武汉大学。
▍大转折：主动请缨 重回珞珈
1977年，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冤假错案平反、高考制度重建。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大病初愈，他拒绝了高教司司长的职位，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大，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
对大学里狂热反智、人才凋零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又深知其弊。4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享受讲师待遇，他却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他终于获得机会一展拳脚，开始锐意改革。
▍武大奇迹：人生的高光时刻
刘道玉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学生自治。他摸索出的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插班生等先进制度，被各大高校争相模仿，有的延续至今。
80年代的武大学风自由、英才辈出。刘道玉时代的武大精英，成为中国文化新生的一张张名片：邓晓芒、李百炼、彭富春、杨小凯、野夫、易中天、於可训、张在元、赵林、艾路明、陈东升、葛鸿伟、田源……
▍「生不愿封万户侯」：命也？时也？
1988年，正当武大的奇迹震动世界时，刘道玉却突然被免职。持续近十年的教育奇迹戛然而止，“刘道玉时代”成为历史。
被免职后，刘道玉曾被委任某市市长等高官，但是他专门赴京谢绝任命。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办教育”。也有世界名校发来邀约，他却以“我做不了拉赞助的校长”婉拒。
壮士暮年：拓展生命的新高度
功成身退者沉醉往昔、遭遇挫败者怨天尤人，是人之常情。但这都不是刘道玉。老年多病的他仍在锲而不舍地「与命运搏斗」，拓展生命的新高度——他播下的种子，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爱与美德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当代蔡元培」
步入多病体衰的暮年，刘道玉依然不失“战士”本色：他批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积弊。这些批评虽不失青年时的锐气，却满是长者的悲悯与大爱。
他斥责功利化的教育是“无意义地戕害人性”，对官僚化、背弃现代文明的教育更是深恶痛绝；他理想的大学是，以学生和教授为本，思想自由，学术至上，学风民主，创造不止。
▍没有最好的时代，只有不屈的战士
经历过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落，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他潜心研究教育理论，还成立了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将慈善注入教育。正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三十多年笔耕不辍，但他的所思所写，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而是探寻“何谓人才、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之真谛”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这些作品，是传承、复制珞珈山奇迹的密码。
▍「对理想拓荒，努力改变现状」
2008年以后，刘道玉受熊彼特、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从“破坏性创新”、“管理者的领导力”等角度，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尤其在“如何发现天分、如何培养人”等具体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他对教育的诊断和设想，无一不指向其病根所在。但是他说：“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
▍「实为道玉，却甘做路石」——天才少有，教育家更稀缺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文明之大，在于文化
刘道玉开创的奇迹，常被归因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教育家才能。但真正成就“70年来最好校长”的，其实是他的“教育家精神”：爱生如子，不甘让天才埋没、被戕害的大爱；为民族抡才养士的使命；为捍卫神圣不可侵犯之教育规律的“教条主义 ”。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实为道玉，却甘做路石”的谦卑——天才可能成为改变时代的巨人，但像刘道玉这样的教育家，却成就了无数个巨人。
▍在多变的时代「扼住命运的咽喉」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辉；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却如浮萍一般随激流浮沉；在世纪末“巨轮掉头的瞬间”，只有少数的勇者抓住机遇，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我们无法离开时代巨变的曲线，去思考刘道玉的幸运与不幸，但是他身上的“教育家精神”，与“扼住命运咽喉”的努力，永远值得我们致敬、传承。
刘道玉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美德、真理和爱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致敬一代教育家刘道玉：七十年来最好的校长，一生与命运搏斗
据武汉大学讣告，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7日15:33在湖北武汉逝世，距其92岁周岁生日仅有17天。
1981～1988年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主导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被称为“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珞珈山的奇迹”。
刘道玉曾获全国教学成果一等奖、法国“密特朗总统最高勋章”、剑桥名人中心“20世纪银质功勋章”等国内外大奖，被誉为“当代蔡元培”、“70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
结合刘道玉先生《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珞珈子规啼》等作品，谨以此文简要介绍老先生的曲折经历和伟大贡献，以示悼念和尊敬。
志存道玉，甘为路石——农家少年的诺奖梦
1933年11月24日，他生于湖北枣阳的一个农家，排行第三，取名刘道雨。7岁入私塾，由先生改名“道玉”。他后来的笔名是“路石”，这恰如一则奇妙的人生寓言——当一块美玉甘做铺路石，必有无数人通过他走向真理。
幼年教育造就了刘道玉淳朴善良、好学上进的品质。他自小热爱科学，立志摘取诺贝尔奖，学习始终名列前茅。
青春年少的刘道玉，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杰出人士一样，经历了从热血到觉醒的痛苦历程。
1953年（19岁），刘道玉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满怀赤子之情，渴望投身国家建设。尽管对现实有困惑，他仍在竭力做正确的事。大学期间参加抗洪，他带病坚守大堤。为了多学知识，他偷偷向老右派请教，到地摊上淘俄英教材。
1961年（27岁）元旦，刘道玉与同学刘高伟结婚，正值困难时期，招待宾客的喜宴，是从“特殊渠道”买来的一锅糖水萝卜汤。新婚后不久，他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成为世界有机氟权威伊凡·克努杨茨唯一的中国学生，攻读化学副博士。
1962年（28岁），在苏联科学院留学期间，刘道玉各科成绩全优。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他作为留学生代表参与论战，被苏联当局点名驱逐，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1966年（33岁）～1976年（43岁），刘道玉跻身武汉大学校委，却没有多少兴奋和作为。目睹种种荒唐，他陷入迷茫，也成了挨整对象。攻击他的大字报贴满校园，多少次非人折磨、命悬一线，他甚至留下遗言。幸有妻儿相爱扶持，才熬过艰难岁月。在参观全国大学科研成果展览时，他“为武大的衰落感到羞耻和痛心”。
1977年（44岁），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平反错案、高校重建。
1979年（46岁），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一个月。岁月蹉跎，使他意识到自己和诺奖已经渐行渐远。面对大学里狂热反智、人才凋零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又深知其弊。于是他辞去在北京的全部职务，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汉大学，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
当代蔡元培——为国抡才，为民族养士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负有使命。刘道玉的使命，就是革新中国教育，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他的舞台，就是80年代的武汉大学。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一条消息：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刘道玉在武大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实行导师负责、学生自治，还创建了学分制、转学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贷学金制等先进制度，有的沿用至今，有的无人敢模仿。
为了推动教育开放，刘道玉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很多青年因此获得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80年代的武大，是自由学风的表率。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可以自由创办社团。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若自愿奔赴边远，或者5年内若有重大成就，由学校还贷。“师生拼命钻研，连走路都是跑步前进，图书馆、实验室灯火通明，教授自觉加班。”
在校园里，刘道玉校长和学生、教职工打成一片。学生组织的赛诗会、电影节、话剧社，青年教师的学术沙龙，甚至学校食堂的厨房里，都能看见刘道玉的身影。
有学生因为在校谈恋爱遭到打压，刘道玉认为他没有违法犯罪，拒绝做出惩罚。有学生因为出版刊物遭到整肃，刘道玉一力承担，声称该刊物是自己让办的。学生会公开质疑“刘道玉校长到底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刘道玉也亲临现场，耐心回应质疑。
易中天回忆：“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刘道玉时代的武汉大学。”
1980年代，美国有很多大学想和中国联合办学，但因其教会、资本主义的背景，国内没有大学敢响应。刘道玉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武大因为与美国耶鲁、西东大学签订了姊妹学校协议，引进了很多世界级学术资源。
1985年前后，驻外使馆报告，留学生大多不愿回国。这引起一些人紧张，他们提高留学门槛、限制留学探亲，甚至不给换护照、勒令学生回国。刘道玉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对待留学生的态度，是真开放还是假开放的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些，留学生回流将成为时代趋势。”
刘道玉爱才如命、尊重学者，既有发现人才的眼光，更有保护人才的担当。如果没有刘道玉的“抢救”和提携，很多人才可能早已湮没无闻。
杨小凯，生前被两次提名诺奖的经济学家。18岁因言获罪被判刑十年，在狱中自学成才，出狱后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却没有被录取，在印刷厂做临时工。刘道玉冒着巨大风险，将这颗“巨星”聘为讲师，为他解决平反问题。杨小凯在武大完成了两本教材，在第一次学术沙龙上就讨论了著名的“后发优势”。后来杨小凯申请去普林斯顿读博，因为政审被阻，又是刘道玉写信给时任总理，才让他得以顺利赴美，几年后又设法让他们一家团聚。
邹恒甫，15岁进武大，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第一名，同时获得哈佛、威斯康辛的留学资格。哈佛学费贵了三倍，于是教育部要他念威斯康辛。因导师吴纪先和刘道玉校长竭力争取，他才得以到哈佛读博。回武大后，他与杨小凯在一所简陋的瓦房里，创办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利用节假日，全英文教授西方经济学，培养出上百名留学生。
邓晓芒，初中毕业本可上长沙最好的高中，却因为家庭出身，下乡当了10年农民，回城后又做了5年搬运工，但他靠自学进入哲学殿堂。1977年，他已经29岁，超过高考年龄限制（25岁）。1978年，他报考社科院哲学所遭拒，又因档案被滞留错失武大。1979年邓晓芒再考武大，陈修斋教授向刘道玉高度评价邓晓芒，这才有了后来的“康德研究权威”邓晓芒。
易中天，高中毕业后在新疆插队，考上武大文艺美学研究生，成为胡国瑞教授唯一嫡传。1981年毕业，按照委培合同的“四大原则”（边疆、民族、带薪、配偶），他必须回新疆，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胡国瑞为了留住易中天，打电话要拜访刘校长。刘道玉却说：“应该是我去拜见胡先生。从来只有官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官员。”刘道玉找教育部长蒋南翔求了好几次，又动员五个专业对口的本科生去新疆，才换来易中天留校。
赵林，就读武大本科期间投稿《中国青年》，参与“人生意义大讨论”，宣扬个人主义，遭点名批判。198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哲学研究生，却因“政治不合格”不被录取。刘道玉将他引入美国史大家刘绪贻门下，又保护他留校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金牌讲师赵林”。
张尧庭，师从北大数学大师许宝禄，1957年起被下放到贵州山区改造。刘道玉在教育部时就惦记着他，一当上武大校长，就把他们师兄弟都挖到武大。
刘道玉抢救了很多人才，但是被埋没的人才更多。武大法律系有过辉煌历史，梅汝敖、燕树棠、王世杰、皮宗石、韩德培等法学大师都曾在这里任教。但是1958年，武大法律系就被撤销了。
燕树棠教授是我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熟知世界法系，讲课非常受欢迎。1981年刘道玉去给他拜年时，他已经90岁，无法再讲课，还一直默念“我是反革命，我罪该万死……”
韩德培，1050年代因为讲授“法治”，一直被降级降薪。刘道玉请他重建法律系，为他争取到全国唯一的教授工资上调。著名法学家朱征夫就是出自他门下。
刘道玉重建法律系40年后，武大共培养了2000多名法学博士，其中有数位国家级检察官、大法官，12位大学法学院长。更有无数活跃的律师，承接了国内外的诸多大案要案，为法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陈浩武、陈东升、窦文涛、李百炼、葛鸿伟、毛振华、彭富春、田源、叶汝琏、於可训、张在元……这些刘道玉时代的武大精英，为学术界、企业界、文化界、改革界注入新鲜活力，饱受世界赞誉，成为中国文化新生的一张张名片。武大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数额，常年保持全国第一。
生不愿封万户侯——70年来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
复旦大学教授陈加宽说：“1949前的校长，我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1949后的校长，我崇拜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刘道玉校长的气节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刘道玉追求真理，敢说真话，常常因此得罪人。在亲友眼中，他是一个“正直到不知变通的人”。
1984年，武汉大学与隔壁的兄弟学校因用地纠纷爆发冲突。湖北省某领导强硬地表示，政府要收回土地。刘道玉当众顶撞他：“这是武大1934年向农民购买的土地，地契至今还保存在档案室。自古以来只有政府送地给学校办学，没有政府收回办学用地的。”
1986年8月9日，刘道玉与四名教授乘火车出差，遭遇“霸座事件”，引发海外媒体哗然。上级指示他出面澄清此事为“子虚乌有”，但刘道玉拒绝服从该指示。
1988年2月10日，春节前夕，54岁的刘道玉突然被免职。接到通知前一天，他还在做物理系教学调研。“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师生们非常愤慨，却又无可奈何。一位教授对他说：“道玉，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其实，刘道玉曾被多个名校邀请，还多次接到过某市市长的任命，但是他全都婉言谢绝了。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职位，还拒绝出任市长？要不然，你也能当上一个大官，至少物质条件要比现在强多了。”他却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
那一年，“他生病住院还被拉出来检讨，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但是他拒绝写一个字的检讨。有几个学生身陷囹圄，他毫不避嫌去墙内探望，送去药品和鼓励。
武大的自由学风一去不复返。邓晓芒、易中天、彭富春等等，这些刘道玉延揽的人才，都因遭受排挤渐次离校。1995年，杨小凯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学校负责人不但禁止他讲课，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与命运搏斗的教育家——没有最好的时代，只有不屈的战士
贝多芬在即将失聪时，曾写下这段文字：“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指向的“命运”，恰似刘道玉的人生写照：在激进年代，他随洪流浮沉；在改革年代，他是创造教育奇迹的“中国最年轻大学校长”；在奇迹被迫中断后，他以三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和写作，扼住命运的咽喉。眼力衰退、右耳失聪，右手不能书写，他仍在锲而不舍地“与命运搏斗”，拓展生命的新高度。
功成身退者沉醉往昔、遭遇挫败者怨天尤人，是人之常情，但这都不是刘道玉。经历过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落，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
“隐居”武大期间，他的所思所写，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而是探寻“何谓人才、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之真谛”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
他的研究涉及教育、公益和中国社会，不断有新作品问世，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演讲。 这些作品，不仅是刘道玉等改革先驱追求自由、真理的见证，也是传承、复制教育奇迹的密码。
《珞珈野火集》是一部随笔集。刘道玉在书中追忆了很多重要的人和事，探讨了改革的得失、成才的秘诀。他说，“一个人能否成才，与名师、名校、学位都没有关系。真正的人才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有理想、有悟性、爱读书、能自学、追求真理。”
2008年以后，刘道玉受熊彼特、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从“破坏性创新”、“管理者的领导力”等角度，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尤其在“如何发现天分、如何培养人”等具体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理论的集大成，书中不仅有80年代改革的亲历回忆，还有他没来得及实施的改革计划。全书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是他那份未完的“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
2013年，武汉大学书记韩进读完这份规划后，当面向刘道玉感叹：“校长，如果您的这些改革措施实现了，其影响的不仅是国内，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真是可惜啊！”
刘道玉理想中的大学是——以人为本，独立精神，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创造不止。他还说：“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除了学术研究，他还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将慈善注入教育。
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他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40年来，刘道玉与无数师生保持密切联系，留下22000多封书信。2018年《杨小凯学术文库》首次在国内出版，刘道玉校长为了帮助推广这部巨作，主动向先知书店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包括他与杨小凯往来的信件。先知书店的网店名称“路石甲”，就是致敬刘道玉先生的字“路石”。
直到去世前一年，刘道玉校长仍在和店长讨论他的新书《珞珈子规啼》，这是他亲自编选的教育思想随笔集，对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老先生在序言中说：“90篇文章，有的是学术性的论述，有的是有感而发，但都是我真实思想的记录。”
他抨击功利的基础教育是“戕害人性”，批评高校的盲目合并、扩招是“教育大跃进”，评优排名是“搞公关、助长学术腐败”。对于官僚化、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他更是深恶痛绝。这些批评不失战士的锐气，全都指向当代教育的病根，更充满了长者的忧思和悲悯。
怀念刘道玉，其实是怀念改革
致敬刘道玉，是致敬知识分子的风骨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辉；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却如浮萍一般随激流浮沉；在世纪末“巨轮掉头的瞬间”，只有少数的勇者抓住机遇，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姚国华说：“刘道玉先生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影响着一两代人的悲剧。”
陈浩武说，“刘道玉先生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作为教育家、改革家和专业学者，他的形象都足够饱满、高大。但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他向社会表达正义和良知，他是权威的挑战者，不依附、不盲从、不迎合，把人格独立、自由思想当作人生追求。”
易中天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瑕，而是因为他是一种精神符号和象征。这种精神，就是改革。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我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唯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武汉大学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在官方出版的《湖北专家大辞典》4321人中，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世所公认：刘道玉时期的武汉大学，是80年代改革的先驱，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国家有希望，社会有活力，青年人相信公平奋斗。
我们无法脱离时代巨变的曲线，去思考刘道玉的幸运与不幸，但是他身上的教育家智慧、改革家精神、知识分子的风骨，以及他“扼住命运咽喉”的生命力，永远值得我们致敬、传承。
刘道玉播下的种子，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真理、美德和爱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收藏刘道玉作品集，致敬刘道玉，致敬改革！
原文链接：
致敬一代教育家刘道玉：七十年来最好的校长，一生与命运搏斗https://mp.weixin.qq.com/s/C7h-UwcXufTymYHigOpApw
刘道玉：教育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唤醒思想https://mp.weixin.qq.com/s/2ufNq3H3Yqt9ECHERS-U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