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英文“Psychology”词根源于希腊语，转为拉丁字符为“Psyche”，意思是“灵魂”或“心灵”，因此从字面上来说，心理学最初就是“灵魂之学”。追溯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特别是探究罗马教父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我们会发现，将心理学称为“灵魂之学”实在是非常恰当！首先，心理学的发展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其次，“灵魂”二字拆开其实有两层含义，“灵”（Spirit）指的是信仰，是来自神的启示、奥秘，“魂”（Soul）指的是人的观念与心智，表现为人的思维、意志等等。换言之，一个代表着希伯来文明中的信仰部分，另一个体现了希腊文明中的理性部分。本章我们将叙述哲学心理学史上“灵”与“魂”的内在关联，以及二者之间如何冲突与反复“拉扯”。
与其他的文化意识形态一样，哲学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强烈影响。罗马帝国后期与中世纪哲学依附于基督教义，从来没有获得过真正的独立地位，希腊教父奥利金（Origen，约185—254）认为，哲学不过是“神学的婢女”。如果哲学家试图背离基督教教义，就会背负异端的罪名。因此，以上帝为核心，以信仰为前提，以《圣经》为依据，以灵修为指向，以得救为盼望，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神学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教父哲学是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形态，产生于更早的时期，即罗马帝国后期。它对待哲学问题一般采取神学的形式，基本特点是超理性或反理性的神秘信仰，既难以理解，又无法证实。教父哲学从古典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营养，但侧重于柏拉图的神秘主义而放弃了理性主义。经院哲学又被称为繁琐哲学，因其讲究繁琐的概念辨析和逻辑论证而得名。早期经院哲学追求形式上的逻辑严谨性，内容却不一定经得起推敲。无论在中世纪的何种阶段，对待任何问题的回答必须符合教会的绝对权威，中世纪的哲学家首先得是神学家。在经院哲学时代，曾出现过一场关于“共相”（universal）问题的大讨论，涉及哲学上的“一”与“多”，逻辑学上的“种”与“属”，可将共相理解为普遍性、共性、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对于“共相”是否客观存在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唯实论”与“唯名论”两大阵营的对立。唯实论者认为共相是客观实体，而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并不是独立于事物而存在的实体，它只是表达概念的名词。唯实论吸收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培养了哲学家的理性精神，促使理性神学产生，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唯名论则将共相视为具体事物的名称，认为具体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这种立场成为近代经验主义的先声。
图片来源：本文作者之一钟笑宇于2025年11月13日在约克大教堂（York Minster）前拍摄
公元1世纪到4世纪，基督教从被打压的地下宗教，到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于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从而合法化，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其确立为罗马国教。一些人专门利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教义进行辩护，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教义，这些人被称为教父。教父们互相进行激烈和无穷的争辩，寻求许多关于信仰的问题的答案，制定、论证和宣讲基督教教义，他们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教父哲学（patristic philosophy）。教父哲学以神秘主义为基调，宣扬狂热的信仰，具有超理性或反理性的特点。教父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分别是以查士丁、克莱门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教父和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教父。教父们以探究哲学和神学问题为主，其中夹杂着一些心理学思想被流传下来，他们最关心两个关于心理学问题，即灵魂是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以及灵魂如何与思维和肉体相结合。
一、 教父哲学对待理性与信仰的基本态度
“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 早期教父的主要任务是护教。一方面，教父通过抨击社会上的种种乱象以凸显基督徒的崇高道德境界；另一方面，教父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对比以凸显基督教的全面或正确，宣称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以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约100—165）为代表的希腊教父多数认同的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查士丁是第一个提出“基督教哲学”概念的人，并将其作为一切希腊哲学的最终目标。他认为希腊哲学是不够完备的，而基督教恰恰是对希腊哲学的一种弥补、提升与再造。这种试图调和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精神的基调是希腊教父的普遍特征。
反理性的信仰主义 相比之下，拉丁教父的态度则更为偏激。著名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 约145—220）认为，“哲学是人与魔鬼的学说”，他主张抛弃一切哲学，以信仰排斥理性，这种试图将理性与哲学敌对起来的基调是拉丁教父的普遍特征。德尔图良认为，理性和信仰是没有关系的，清澈的理智属于人，而炽热的信仰属于神。他强调理性与信仰要分开，只有在理性上被认为是荒谬的东西，才有可能在信仰上是值得相信的。德尔图良有句名言“因为荒谬，所以信仰”，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世界的常识理性是相悖的，而这些与常识理性看起来背道而驰的奇迹、启示等等，恰恰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亦是基督徒应当笃信不疑的奥秘（赵林，2021）。当人类的理性面对神的奥秘发出疑问、感到困惑时，首先应该质疑的不是理性所面对的问题，而是理性本身。德尔图良有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理性就像一个容器，而神的奥秘则如同汪洋大海，不可用有限的容器测度浩瀚的大海，更不可能装下它。也许心理学家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当中“人不可能无所不知”的观点参考了德尔图良的学说？
拉丁教父对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还有一种更为温和的表述，即信仰先于理性，信仰寻求理解。简言之，在理性看来也会有很多信仰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信仰在理性的前面，任何遵循理性的探讨和演说都必然有一个不可追溯的、理性本身不可能理解的公理，理性由于其无法理解就会将公理视为谬误，公理属于信仰，不属于理性。
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确立 涉及上帝、基督和人性三个基本观点：
上帝说 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即同一个主体的上帝呈现出三个独立的位格，三个位格内在相通，但各自的身份、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也是最难以理解的奥秘，任何试图对三位一体进行透彻理解的人最终都会被视为异端。
基督论 关于基督究竟是人还是神的问题也是早期教会的重大讨论话题，基督的神—人二性问题的悖论在于，如果基督是人，那么人是有原罪的，而基督却是没有原罪的；如果基督是神，神是无所不能的，而基督却饱受苦难。早期教会最终将基督神人同性论视为正统，这种观点认为基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
人性论 人性论的核心问题是“原罪”与“救赎，它是基督教的基础，基督教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本罪。因为有罪，所以需要“救赎”，人生在世所有的善行都是为了救赎自己的原罪。
二、 奥古斯丁的哲学与心理学
奥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是罗马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官能心理学的倡导者，主要著作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大约写于公元400年）长篇大论地叙述了他自己的罪恶，其中包括偷窃之罪和情欲之罪。此书因优美的文笔和真挚的情感也被视为文学名著。直到32岁时，奥古斯丁才摒弃了其纵欲的生活，皈依了基督教，成为罗马教会“浪子回头”的典范。奥古斯丁皈依以后，以极大的热情去认识上帝，并以此度过余生。奥古斯丁权威的神学著作标志着中世纪的开始，他本人也因其创立的上帝恩典学说被教会奉为“恩典博士”。他把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融合为强有力的基督教世界观。可以说，他很好地处理了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
奥古斯丁认为心理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在它们为宗教服务时便是好的，否则便是坏的。奥古斯丁的主要哲学思想有：
自由意志 对奥古斯丁来说，意志是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意志是心理生活的根本，其余均为意志的表现，因为意志能够提供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因为人类是善的，他们就应该有能力来选择善，而不是恶。因此，上帝赋予了人类做出正确选择的自由意志，正是自由意志的存在，才产生了个人责任。个人出于责任感，能够感知到自己的行为或选择是善还是恶，这种感知是一种内部感觉，它能够向人传达是非感、义务感和道德感，如果偏离了内部感觉就会产生罪恶感。然而，如果一个人经常从恶弃善，就未必一直会有罪恶感。罪恶感能够通过倾诉或忏悔来得到上帝的宽恕，进而重新过上纯洁的基督徒生活。
内省法 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灵魂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接近，心灵是通过自己认识自己的。对他而言，内省也是除了经文以外唯一可以认识上帝的方法。柏拉图认为，真理必须通过内省才能达到；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内省是个人与上帝交流的一种途径。奥古斯丁的这一观点在教会内盛行，这种内省使得个人远离经验世界，沉浸于纯粹的精神领域。对于心理学早期孕育而言，奥古斯丁的内省法是可以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相提并论的另一个里程碑。
官能心理学 奥古斯丁是第一个官能心理学的明确阐述者，他认为，人的意识具有应对不同心理活动的官能或能力。他将意识的结构解释为记忆、理智和意志这三重官能，认为这三重官能在经验上形成统一，但又是各自独立的。他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
心身二元论 奥古斯丁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是由上帝创造的，灵魂在脑的传递下接受各种感觉并将冲动传至肌肉，使身体做出相应的动作。但是他指出，身体和灵魂是独立存在的，灵魂的官能是感觉、思维、意志等，身体的官能是作为感觉外物的媒介。也就是说，灵魂能够推动人的行为，但不一定会因为人的行为产生变化。
“灵”与“魂”的双重变奏是罗马帝国时期思想的重要特征，它体现为信仰与理性的冲突、预定论与自由意志的矛盾等等，这些争论或许是永恒的话题，永远也没有最终结论。就拿信仰与理性的“较量”来说，二者很难互相说服。有人认为信仰无关理性，例如克尔凯郭尔曾在《恐惧与战栗》一书中提出“信仰之跃”，即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无法证明自己信仰的合理性，选择自己的信仰是一次“惊险的飞跃”。而另一方面，有人则认为需要通过理性的理解才能真正去信仰。比如赵林在《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中以他自己为例，当他与一些基督徒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双方都会感到有一种深层的思想障碍，这种障碍来自信仰的分歧而非理性的分歧（赵林，2021）。他的一些基督徒朋友经常充满善意地对他说：“你对基督教思想的理解非常深刻，在理论上，你比我们更有优势，但是非常可惜，圣灵还没有降临到你身上。”信仰与理性的争论本身具有内在张力，它从将近2000年前的罗马教父哲学时期开始，至今依旧是无定论的问题，但它深刻地推动着哲学思想向前发展，潜移默化影响着西方文明的深层精神，更影响着心理学史的发展脉络。
参考文献：
赵林. (2021).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