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入现代，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恐怕非政治的现代化莫属。
几千年来，人类政治的主线，都是“谁来统治谁”。王朝更替、家族争夺、英雄登基——权力似乎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但进入现代之后，这个古老的叙事悄然崩塌。从法国大革命的枪声，到美国宪法的诞生；从“天命所归”到“人民授权”，人们开始追问：权力为什么要服从神？统治为什么不能被质疑？政治，难道只能是强者的舞台？
事实上，现代政治的六大革命，不仅是政体的变化，更是权力和权利观的革命。它让权力透明、让权利觉醒、让统治变成共治。
▋ 革命一 合法性的转变：从“天命”到“民意”
在传统政治中，权力的合法性往往来自“天命”。帝王自称“受命于天”，统治因神圣而不可质疑。这种政治模式将权威建立在“超越性”上——君权既是神权的延伸，也是宗教秩序的体现。
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类开始质疑这种神圣叙事。洛克提出了“社会契约论”：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而非天授。卢梭更进一步，提出“公意”概念——真正的主权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君主个人。
这种观念的革命，开启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权力必须建立在理性与同意之上。美国独立宣言写道：“政权的正当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法国大革命则以“人民主权”推翻王权。
从此，政治合法性从“神圣不可侵犯”变为“可被问责的授权关系”。现代政治因此诞生——它不再问“上天允许我统治吗”，而是问：“人民是否允许我统治？”
现代政治，是权力必须经由理性授权、制度确认、民意检验的政治。
▋革命二 权力的制度化：从“人治”到“法治”
古代社会的治理往往依赖君主的德行或官僚的良心。皇帝勤政，天下太平；皇帝昏庸，民不聊生。这种政治形态的最大问题在于：一切稳定都系于个人品质。
现代政治的根本突破，是将政治从“人格统治”转向“制度统治”。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性—合法支配”——权力的运作不依靠恩宠，而依靠规则。
法治成为现代政治的中轴。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框架，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动，司法机关通过独立审判保障公民权利。权力被分立、制衡、监督，从而避免集中与滥用。
看看历史：在英格兰，1215年的《大宪章》首次将国王置于法律之下；在美国，《美国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基础；在现代民主国家，宪法法院、监察机制与新闻自由共同构成制衡网络。
制度化意味着：政治不再依赖“贤君良相”的偶然，而依赖“可重复、可预期、可追责”的制度结构。
从“人治”到“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飞跃。
▋革命三 政治参与的普遍化：从“身份依附”到“平等契约”
古代政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普通人既没有表达权，也没有选择权。“政治”这个词本身，就属于精英与贵族的世界。
然而现代政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把“政治”变成了每个人的“权利”。当公民可以投票、可以批评政府、可以参与公共议题时，政治从“统治”转变为“共治”。
普选制的确立是这一转变的象征。英国的议会民主、法国的革命共和制、美国的宪政体制，都在一步步扩大选举权，从财产阶层到全民，从男性到女性。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形成了广义的“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政党、工会、媒体、社团、NGO等多种渠道影响公共决策。网络时代更使这种参与无处不在——社交媒体成为“公共舆论场”，政治议题在公民讨论中被重新塑形。
“臣民”只需服从依附，而“人民”是平等参与。现代政治不只是投票的权利，更是民众意识的觉醒，使政治不再是统治机器，而是一种社会契约。
▋革命四 政治目标的转型：从“君主利益”到“公共利益”
在传统政治中，国家与君主几乎划上等号。国家的荣辱、战争的胜负、财政的盈亏，最终都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朕即国家”是权力自恋的极致表达。
现代政治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公共性。政府不再是统治机器，而是公共服务机构。公共利益成为政治正当性的唯一尺度。
马克思曾批评旧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现代政治理论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则强调：
一个正义的政治秩序，必须以“所有人的平等尊严”为前提。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贫富调节——这些不再是慈善行为，而是公共责任。政府的绩效，不在于它的强势，而在于它能否增进公共福祉。当政治为少数人服务，它是权力；当政治为所有人服务，它才是治理。
现代政治因此是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治理型政治。它要求透明、问责、可评估——因为公共事务必须由公共理性来评判。
▋革命五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从“唯一真理”到“共识共存”
古代政治常与单一信仰捆绑。无论是神权、教义还是帝王正统，政治合法性都依附于某种“唯一真理”。不同意见被视为异端，甚至被迫害。西方的“朕既是国家”“宗教迫害”，东方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焚书坑儒”无不如是。
但现代政治的成熟，恰恰源于它承认差异的存在。世俗化让政治脱离神权，理性化让政治以事实与规则为基础。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国家必须在不同信念之间保持中立。
这意味着：个人可以自由表达观点；社会可以包容多元生活方式；政治不再强迫统一思想，而鼓励公开辩论。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异见之存在，是社会进步的条件。”现代政治的核心不在“消灭分歧”，而在“用理性讨论来处理分歧”。
现代政治这种多元共存，构成了民主社会的智识基础。它使公共领域成为理性协商的空间，而非信仰冲突的战场。
▋革命六 全球化时代的新政治：从“国家治理”到“全球治理”
古代的政治，受限于地理、科技和组织的能力，哪怕是帝国也是有边界的，不同的地区往来即为有限，因此政治无论好坏都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治理。
21世纪的政治已无法局限在国界之内。气候变化、传染病、能源安全、科技伦理、难民危机……这些跨国问题重新定义了政治的疆界。
全球化让国家之间的依存度前所未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碳排放或战争决策，都可能影响地球另一端的社会稳定。
于是，“全球治理”成为现代政治的新课题。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从巴黎协定到G20，各国政府、国际机构与非国家组织形成复杂的政治网络。当问题跨越国界，政治也必须学会合作。
这标志着政治的第三次扩展：从地方到国家，从国家到全球。然而全球政治也带来挑战——
主权与合作之间的矛盾、全球正义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跨国资本与民主体制的张力。
现代政治正在努力在这些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
政治的现代化，它改变了人类对权力、社会与自我的理解：权力不再是统治，而是委托；法律不再是命令，而是契约；公民不再是服从者，而是共治者。这是人类文明最艰难，也最光辉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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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