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1763年的英国议会大厅，首相老威廉·皮特的声音铿锵有力：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这句被简化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箴言，并非突发的道德宣言，而是英国用千年时间在王权与民产之间划下的法治红线。
当我们追问现代社会“自由与民主的根基何在”时，这段关于财产权的守护史，给出了最有力的答案。
王权的枷锁
1215年的伦尼米德草地，一群心怀不满的贵族将剑指向约翰王。这份被后世称为《大宪章》的文件，并非天生的“权利圣经”，而是贵族与国王的财产博弈契约。
其中第39条明确规定：“除非经同级贵族依法审判或遵照本国法律之规定，任何自由民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这短短数语，第一次将“财产不受王权任意侵犯”的理念写入成文约定，打破了“国王可随意征用臣民财产”的千年惯例。
此时的英国，大部分土地仍归王室与教会所有，普通自由民的财产多为农具、牲畜等动产。《大宪章》的革命性不在于彻底改变财产归属，而在于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
正如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所言：“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在13世纪都嵌在财产权的壳子里。” 约翰王曾为筹措军费，肆意征收“盾牌钱”，甚至没收拒绝服从的贵族土地，这种对财产权的粗暴践踏，最终引发贵族联合反抗。
《大宪章》的签署，本质上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了“国王的权力不能凌驾于财产权之上”的共识。
13世纪末，普通法的发展让财产权保护从贵族延伸至平民。亨利三世时期设立的巡回法庭，将“占有令状”制度推向全国，当农民的土地被非法侵占时，无需依赖地方领主的裁决，可直接向国王法庭申请令状恢复占有。
1275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进一步细化了财产纠纷的审判规则，明确“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财产纠纷被两次审判”，避免了权力对财产权的反复侵害。
有记载显示，14世纪的约克郡，一名叫托马斯的佃农因领主强占其开垦的荒地诉至法庭，最终凭借“先占劳动”的原则胜诉，这一判决背后，已隐约可见后来洛克“劳动创造财产权”理论的雏形。
宗教改革时期成为财产权世俗化的关键转折点。1534年《至尊法案》颁布后，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将原属教会的大量土地拍卖给新兴资产阶级和乡绅。这一过程虽充满权力干预的色彩，却意外推动了“财产权不受宗教特权侵犯”的认知。
当时的法学家克里斯托弗·圣杰曼在《博士与学生对话录》中写道：“无论是教会的土地还是农民的茅屋，其所有权都应受法律同等保护，这是上帝赋予每个人的生存权利。” 这种观念的传播，让财产权逐渐脱离“神授”的桎梏，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基本人权。
这一时期的财产权保护并非完美无缺，农奴制的残余、王权的反复试探始终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每当王权试图突破财产边界时，总会遭遇来自法律、贵族和平民的联合抵制。
财产权革命
1688年的光荣革命，被历史学家称为“一场不流血的财产权革命”。詹姆斯二世为巩固权力，不仅试图解散议会，还计划没收支持议会的辉格党贵族财产，这一举措直接引发了政治危机。
当威廉三世登陆英国时，议会提出的《权利法案》核心条款直指财产保护：“凡未经议会同意，以国王权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实施之僭越权力，为非法权力”“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这些条款从根本上终结了“王权高于财产权”的历史，确立了“议会主权”下的财产保护原则。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评价：“光荣革命最大的功绩，是让英国人明白，他们的钱袋比国王的王冠更神圣。” 这一时期，圈地运动虽引发了社会争议，却在法律层面完善了土地财产权的界定。
1709年《圈地法案》规定，圈地必须经过土地所有者的一致同意，并由议会颁发许可证，结束了此前“领主随意圈占公共土地”的混乱局面。通过明确的产权划分，土地从“公共资源”转变为“可交易的私有财产”，为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制度基础。
启蒙思想的传播让财产权获得了理论上的神圣性，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的论述成为时代纲领。他提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洛克将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并列为“天赋人权”，认为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他进一步阐释，财产权的正当性源于劳动。“谁把橡树下拾得的橡实或树林的树上摘下的苹果果腹时，谁就确已把它们拨归己用……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
这种“劳动创造财产”的理论，为普通民众的财产权提供了坚实辩护。18世纪的英国法院，越来越多的判例引用洛克的观点：1732年，伦敦一名鞋匠因房东无故涨租诉至法庭，法官判决道：“鞋匠的劳动所得，与贵族的土地收入同样神圣，房东无权凭借所有权肆意侵犯租户的劳动成果。”
这一时期，英国还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1710年《安妮法令》，规定作者对其作品享有14年的专有出版权，从法律上确认了“智力劳动同样创造私有财产”的理念。
老威廉·皮特的著名演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1763年，英国政府为筹集对法战争经费，计划对殖民地和本土的平民住宅征收“窗户税”，引发广泛不满。
皮特在议会辩论中疾呼：“财产权的神圣性，不在于财产的多少，而在于它是个人对抗权力的最后堡垒。” 他的演讲不仅成功阻止了窗户税的开征，更让“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成为英国民众的普遍共识。
这一时期的财产权保护，已从贵族的特权扩展为全民的权利，从土地、动产延伸至智力成果，为自由与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财产权的神圣性与规范性
工业革命带来了财产形态的巨大变化，工厂、机器、铁路成为新的重要财产形式，也对财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主与工人的财产纠纷、铁路公司与土地所有者的征地矛盾日益突出，财产权保护从“对抗王权”转向“规范市场与社会关系”。
1833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不得拖欠工人工资，确立了“劳动报酬作为工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1845年《铁路条款法案》则明确，铁路公司征地必须给予土地所有者“公平合理的补偿”，补偿标准需由独立评估机构确定，避免了企业凭借资本优势侵犯个人财产权。
这一时期的英国法律，在坚持财产权神圣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权利的边界”。1868年的“赖兰兹诉弗莱彻案”确立了“相邻财产权的合理限制”原则：被告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水库，因工程疏忽导致水流淹没了原告的矿井，法院判决被告赔偿损失。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财产权不是绝对的，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财产利益，这是财产权神圣性的应有之义。” 这种“权利不得滥用”的理念，让英国的财产权保护体系更加完善。
20世纪福利国家的兴起，曾引发“财产权是否会被削弱”的担忧，但英国通过法律改革实现了“福利与财产权的平衡”。
1911年《国民保险法》规定，雇主和雇员缴纳的保险费属于“专项财产”，政府不得挪作他用；1946年《征用土地法》明确，政府只有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征用私有财产，且必须给予“不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1952年，伦敦市政府为修建地铁计划征用一片居民区，其中一名老人拒绝搬迁，政府最终修改了规划路线，这一案例被称为“财产权对抗公共权力的典范”。
这一时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念被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1998年《人权法案》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英国国内法，其中第一条便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占有其财产的权利，除非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且出于公共利益，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
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得到严格遵守：2000年，英国政府为应对疯牛病危机，计划屠宰疫区的牲畜并仅给予象征性补偿，养殖户诉至法院后，法院判决政府的补偿方案“违反财产权保护原则”，要求重新制定补偿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财产权保护始终伴随着“社会公平”的考量。20世纪以来，英国逐步建立了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制度，通过调节财产分配维护社会稳定，但这些税收制度都严格遵循“法定原则”：任何税收的开征和调整都必须经过议会同意，确保政府不会通过税收变相侵犯公民的财产权。
正如英国法学家戴雪所言：“财产权的神圣性，不在于它不可触碰，而在于它只能被基于法律的、公平的方式触碰。” 这种平衡，让英国的财产权保护体系既坚守了核心原则，又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民主
回望英国私有财产权的千年演进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财产权的保护程度，与自由民主的发展水平始终呈正相关。当财产权被王权肆意践踏时，民众既无自由可言，更无民主权利；当财产权获得法律的坚实保障时，自由民主才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洛克曾说：“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这句话道破了二者关系的本质：财产权是自由民主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
财产权为个人自由提供了“物质屏障”。当一个人不用担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被随意侵占时，他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自由。18世纪的英国，正是因为商人、工厂主、工匠的财产权得到保护，他们才敢于挑战王权和贵族特权，推动议会改革和民主进程。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指出：“没有财产权的自由，只是空洞的口号。一个连自己的茅屋都无法守护的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 英国历史上的多次民主运动，其发起者和参与者多为拥有稳定财产的市民阶层，这并非偶然。财产权让他们有能力、有底气对抗权力的侵蚀。
财产权为民主制度提供了“运行保障”。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统治”，但如果缺乏财产权的约束，多数人可能通过民主程序侵犯少数人的财产权益，形成“多数人的暴政”。英国通过法律确立的“财产权不受多数人随意侵犯”的原则，为民主制度划定了底线。
如今，“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理念，早已超越了英国的国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英国用千年时间证明：保护私有财产，就是保护自由的火种，就是筑牢民主的根基。
当我们今天再次品读老威廉·皮特的演讲，应该明白：财产权的神圣性，最终指向的是每个人都能“有恒产者有恒心”，在自己的“小屋”里安稳生活、自由创造的美好愿景。这，正是英国财产权保护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启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LMrBq3Be2_KBFrzOvS8zw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