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敌人之坏”的归因陷阱，才能掌控“自强不息”的主动权
文｜一粒青盐
以前我们常说中国近代挨打是因为落后，是因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违强陵弱、乘人之约，将资本帝国列为中国头号敌人，搬出《左传》来痛陈夷人：“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
现在却总有人说中国被美国打压是因为我们强大，将自身科技的软肋、发展的壁垒归于“美国人卡我们的脖子”，归于资本帝国敌人的围堵。
落后被欺负，强大也被打压，什么都归咎于别人，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之前行坎坷，皆因敌人之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便是一些人魔幻般的逻辑，与其说是掩耳盗铃，不如说是愚不可昧。还有一些阴谋论者刻意让阴谋论从流言升堂入室为消息，来影响人们并不坚强的头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一切问题归因于“敌人之坏”，让人们陷入认知牢笼。
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术讨论，叫“梁胡之问”。讨论的双方是号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梁漱溟和西化文人学者胡适，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梁漱溟致信请教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可见彼时的中国，包括学界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海外列强。
但胡适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回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究：“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认为：愚昧才是一切的根源，愚昧是因为一直拒绝被启蒙；落后未必挨打，愚昧肯定挨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像一把匕首，那么愚昧封建就是民族的毒药。
梁漱溟问得到位，胡适回答得直接，皆是忧国忧民的正论危言。
9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渐行渐远，以至于人们都有些淡忘两位大师讨论的因缘与焦点。但“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却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被论证，历史的演进赋予了它更多的外在与内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摆开阵势殊死决斗之前，我们得搞清楚我们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当年“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别国”的逻辑是：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堕入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之中。
我们回首过往，会发现梁漱溟看到的问题或许仅仅是近代“中国羸弱”的外因之一，却并不是“处处挨打”的主要原因。
西方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当时公认为的“中国主要敌人”，是因为他们依靠强力，企图瓜分中国。而背靠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的军事势力割据一方，相互攻击，在贫穷、疾病、愚昧、贪污之外，为中国人民平添了战乱的痛苦。
在中国传统思维里，“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根深蒂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使得中国失去了和平，而变成了乱世，所以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主要敌人是列强”。
而胡适看到的问题是内因，那就是妄自尊大的“愚昧”，所以新文化运动要高举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旗帜。
中国历来是以“唯我独尊”自居，自诩是世界的中心，周边都是缺乏教化的蛮夷。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要使士大夫集团放下忠孝仁义的伦理思路去学习别国科学知识难比登天。与真理相比，他们认为礼仪的规范和祖先的权威才是更加重要的，殊不知这种封建思想早已落后现代文明十万八千里。
人类思想的争论，皆由历史来交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发展变化、盛衰成败，是社会思想正确与否唯一的检验方式，人民才是唯一的阅卷人。
新中国走过来的70多年实践道路，特别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思潮的盛行与实践成果，一方面证实了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证实了胡适“治愚”主张的实用性，唤醒大众放下陈腐，学习他国先进思想与技术，从而走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路。
梁胡之问，经过90多年，历史给出了答案，但今天似乎又悬而未决，又重新压在了我们嗓子口上。
度过百年未有之大瘟疫之后，不得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
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背景之下，在我们身边却总能听到一些极左思想、极端言语，一些人一讲到这个国家，坏！讲到那个国家，打！以“世界强国”的姿态，无视自身的问题与积弱，面对社会治理问题，不是从根上去找原因，不论轻率归因于外界，那只能得出与历史逻辑相违背的结论。
梁胡之问的实质，是我们选择做表象的功夫还是做内修的努力。如果浮于表象，看样子是金戈铁马，暴风骤雨，呼尔嗨呀，惊天地，泣鬼神。但是，若内在的东西不作改变，或者视而不见，很可能再过90多年，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悬而难决。
跳出“敌人之坏”的归因陷阱，才能掌控“自强不息”的主动权。面对国际局势的风起云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认真研究一下自己内在的问题，研究一下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以便做好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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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