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禹治水，不只是神话。从这场大洪水里，诞生了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基因：强权控制、公平德性、平均主义、勤奋牺牲。这些特质塑造了中国人对“好政府”的期待，但也带来了问题。
理解大禹，理解中国人格
我们分析《尚书》中有关大禹及其儿子启的部分，分析大禹的精神基因以及禅让制的终结。所据文本是《益稷》和《甘誓》。《益稷》《甘誓》两篇皆有战国文字特征，估计由战国时期史官根据古代文献重新编撰完成。
选讲《益稷》，主要是考虑到大禹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选讲《甘誓》，是因为《甘誓》记载夏启与有虞氏的战争，记录的是君主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引发的战争冲突。
中国人都知道大禹治水为王的故事，大禹是中国历史开端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个重要的精神符号，这个符号深深刻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大禹是中国历史的禅让制的虞时代的终结者，其子启是君主世袭的夏时代的开启者。大禹的精神悄然影响着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理解大禹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政治。
先秦文献中，提到大禹的很多，都把大禹视为上古明君圣王。《尚书》提到大禹30处，《诗经》6处，《左传》12处，《论语》4处，《孟子》10处。《史记》中更多，提到大禹500多处。
从考古看，2002年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大约制作于公元前900年左右，上面就有大禹治水的描述：上天命令禹治理土地。随着山势疏通川流，按照土地征收税赋。原文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
遂公盨传达出两条重要信息：
第一条，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流布中国，被铸入青铜器中。
第二条，中国征收税赋，是从大禹开始的。治水和征税，有必然联系。治水需要组织行动，组织行动需要成本，成本需要靠征收赋税来承担。治水权必然引出征税权，征税权引出职业官吏。
大禹自古以来都是名人，都是历史榜样。人们推崇他，传述他的故事，他活在人们心中，成为一种塑造人格和思想的力量。分析大禹，我们能更深地理解中国人的人格取向。
《益稷》一：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原文】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参考译文】帝尧说：“来，禹。你也说说。”禹行拜手礼说：“呵！我说什么呢？我想的是孜孜不倦的工作。”皋陶说：“嗨！什么意思？”禹说：“洪水滔天，浩浩荡荡，环绕高山，漫过丘陵。下面百姓被水淹地陷。我乘坐‘四载’交通工具，随山砍木建道，和益一起为民众提供鲜食。我疏通九川流向大海，疏通溪流流入大河。我和稷一起，在众人缺食时提供食物。将某些地方的余粮调剂到缺粮的地方，迁移百姓居住地。民众有粮食，万邦治理有序。”皋陶说：“好啊，以你所说的为师。”
这段话传达出以下五条重要信息。
第一，当时洪水滔天，禹率领治水。
第二，水灾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饮食供应，由禹和益组织完成。
第三，受灾严重的地区，需要进行搬迁及农业生产安排，由禹和稷组织完成。
第四，灾难中一定会出现平均分配的平均主义，要把粮食从有余粮的人手中拿出来，去救助没有粮食的人。得有一套强制性的粮食征收和分配机制。遂公盨中记载大禹治水和大禹征收，是非常准确的。
第五条，平均主义需要公平的道德来实施。《尚书》反复讲禹的德性公正。遂公盨在讲完治水、征收赋税以后，马上就讲大禹之德，并且说“民好明德”，人民爱好有明德之人。什么是明德之人？就是能在分配中公平无私的人。
从上述信息中，产生了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因，在灾难环境中要“用公平的强权实现平均主义的分配”，公正的强权+平均主义。谁拥有这两个特征，百姓就对他山呼万岁。
《益稷》二： 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
【原文】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
【参考译文】禹说：“我在辛日娶涂山氏，到甲日就离开了。儿子启呱呱哭泣，我没有照顾儿子，只忙于整治水土。将土地分为五服，疆域达五千里，每州有十二师区域。直到四海，设立了五长来管理，各有立功。只有苗人顽固不参与治水工作，请您考虑！”
每旬第一天为甲日，从辛日到甲日，有四天。大禹结婚4天后，就去治水了。儿子哇哇哭，他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儿子。而是忙于治水。而且他做的工作不仅是治水。因为治水，要迁徒移民，就要对各部族的领土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土地权利分配。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实现治水，大禹借水灾的压力和治水的权力，将粮食纳入统筹调度，将土地纳入统一分配，这可不是一般的权力，面临的矛盾显然很大。
这里面提到苗人。《尚书》中有大篇幅指责苗人没有搞好天象历法和祭祀，司法裁判不公等等，可看出当时的苗人是祭司阶层。显然，在这场借联合救灾而发展统一强权的过程中，苗人部族是当时的统一强权的反对派。大禹这种救灾强权和平均主义的做法，最受冲击的应是当时的高层贵族，祭司阶层肯定首当其冲。禹部族与苗人祭司阶层矛盾很深，不仅可能是因为祭司阶层为对救灾造成权力向大禹转移不满，也因为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当，被苗人首领祝融杀死。尧、舜、禹时代是君主禅让制向君主世袭制转变的历史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很大。这时期有两种对立的力量产生，一边是苗人和有虞氏，他们要维护传统的部族权力和禅让制；一边是大禹，他为了救灾而要求集权。持续的洪灾，使大禹集中权力具有了合法性，大禹最终取得了优势，大禹的儿子启则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建立了君主世袭制，使公共权力成了家族的私产。
大禹的精神基因，在平均主义、公平强权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一条勤奋，为治水奋斗，牺牲小家庭利益，所谓的“为国者不为家”。
可总结为四要素：强权控制、公平德性、平均主义、勤奋牺牲。
中国第一次制度变迁，就是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变迁。《尚书》没有描写这次变迁的具体过程，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载。禹去世前，并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启，而是传给了益。三年丧礼结束后，益把王位让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开启去了箕山。大禹的儿子启贤明能干，天下人都属意于启，说：“启可是禹的儿子呀。”于是启即了君主之位。
但凡重大的制度变迁，涉及众多传统权利的调整，不会没有矛盾。大禹时代已爆发与有苗氏的冲突。下面我们要读的材料，是启即位后爆发的启与有虞氏的战争。
《甘誓》一：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原文】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参考译文】将于甘地大战，（夏王启）召来六卿。王说：“嗟！你们负责六事的人，我告诉你们誓言：有扈氏暴力侮辱“五行”（指星象法则），废弃“三正”（指大臣），上天要剿绝其命，今天我恭行上天之罚。左师不进攻左方，就是你们对命令不恭敬。右师不进攻右方，就是你们对命令不恭敬。驾驭马车不能正向前进，就是你们对命令不恭敬。听从命令，在祖庙赏赐你们。不听从命令，在社坛杀戮你们。
启继承父亲大禹为王，破坏了禅让制传统，有扈氏不满，启对有扈氏进行镇压。反对启当王的人失败了，支持启当王的人成功了。启建立了夏朝。启去世后，把王位传给儿子太康，世袭制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夏人建立了世袭制，但夏人的统治并不安定。屈原《天问》中有诗句：“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上帝降下东夷羿杀戮夏民。羿与有虞氏同属东夷部族。
《史记》把禅让制的制度变迁，归结为偶然性，说大禹虽然传位给益，但益能力不行，大禹的儿子启能干，大家就推举启当了王。这种偶然性是可能的，但背后有必然性。大禹救灾治水，统一管控人口、粮食和领地，形成了一个以大禹的道德-强权为中心的治水救灾权力集团。治水集团的权力和利益，环绕辅助大禹治水而形成，他们发展成了一个治水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超越了传统的各部族，他们不愿意丧失在治水中拥有的特权。而且，他们在治水过程中采取的暴力强权手段，也使他们在部族联盟中树敌过多，如果新王权交接给非大禹权力系统中人，这个治水集团可能面临危险。废除传统的禅让制，拥戴大禹的儿子启为王，这是治水集团保护自己权力和利益的重要选择。治水权力集团支持启打败了有虞氏，终结了禅让制，巩固了世袭君主制。
君主世袭制在历史上是文明国家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凡是传统农耕社会，都面临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在财富稀少的情况下对土地、粮食的再分配，似乎都有一个向君主集中权力的趋势。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是在大禹治水需要强权的环境中产生的，但君主世袭制度以后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六百多年，也说明君主世袭制对传统农耕社会的适应性。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权力集中，是夏朝君主世袭制的建立。从夏朝到周朝，虽然政体是君主世袭制，但贵族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政治权力是一种君主-贵族共治的制度，君主做不到高度集权。中国第二次政治权力集中，是秦统一中国建立君主中央集权制，权力彻底集中到了皇帝手上。
反思灾民底线生存哲学
从《益稷》和《甘誓》看，君主集权，建立在应对灾难和平均主义基础上。只要这两个条件不存在，君主集权制自然就失去了基础。因此，君主要维持集权，本能需要灾难和平均主义。
大禹式的政治思想基因不断在中国历史上遗传。大灾面前，生命至上，尽一切可能让更多人能活下去。这是一种以强制分配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强制分配粮食，强制分配土地，强制组织人力，这必然给了君主特殊的强制权力，赋予朝廷枪打出头鸟的超越性权力。为顺畅集中分配财富和组织人力，只能权力至上。这在灾难频繁、民众生产生活严重受制于土地资源的传统农耕社会，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依赖海洋贸易生存的国家，就无法形成朝廷君主集权的模式。由海员组成的社会，依赖专业的航海技术和各船的团队协作，这是君主无法直接指挥控制的，海员国家难以接受君主集权的社会运行模式。
与传统农耕社会不同，工商社会是一个在竞争中发展的社会，靠的是释放个人的创造力，平均主义必然摧毁社会精英，摧毁民众的创造力。权力集中必形成特权，特权必造成腐败，制造出严重的不公平。
大禹的精神基因，就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成为中国人意识中潜在的价值观。中国人以大禹为标准去判断国家的好坏。这个标准具有四个要素：君主集权从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君主官吏在执法上坚持公正无私的准则、在财富分配上采取平均主义、在德行上有奉献牺牲的精神。
只要政治人表现出这四点，中国多数老百姓就会拥戴。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标准是从治水救灾中形成的，是救灾哲学，是灾民底线生存哲学，着眼于让更多人能有生命安全和物质生活基本保障，形成的是一种力求使更多人能活下去的救灾体制。引出的大问题是，这种救灾哲学和救灾体制，形成了救灾利益集权，救灾利益集团的自我强化，建立在灾情灾民的基础上，所以这种救灾体制有一种自我异化的倾向，喜爱灾情灾民，对和平的繁荣反而有一种内在的抑制作用，容易对和平竞争中形成的社会多级分化进行打压控制，破坏民众的开放竞争和创造力的释放。
本文内容来自杨鹏《尚书》二十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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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