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隆重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他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不过，在他之后的几章讲义里，几乎看不见他的身影，仿佛被我们遗忘了。是他的思想不重要吗？非也，而是在西方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他真的被埋没了。自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他已经被人们逐渐遗忘。中世纪前五百年政治混乱、经济萧条、文化湮灭，西方人几乎都不认识亚里士多德了（李筠，2020）。但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亚里士多德又被西方人重新“请回来”，并且开始认真钻研他的著作，这是怎么一回事？
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确立了国教地位后，它就对所谓的异教文化展开清算，崇尚理性精神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被纳入异教文化的队伍。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最完整地保存了希腊古典文化，但随着基督教国教化和蛮族大入侵，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程度摧残（赵林，2021），希腊哲学里的理性传统也隐入历史的尘埃之中，此时西方文明的境况可谓是“一希”（希伯来）独大。对于基督教而言，虽然总的来说，基督教哲学是“两希”文明融合的产物。早期基督教神学思想受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中世纪后期又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紧紧交织在一起，但在漫长的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与教父哲学（主要是奥古斯丁的思想）抛弃了希腊理性传统，导致基督教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希伯来传统（信仰）压倒希腊传统（理性）。直到亚里士多德重新被重视，基督教哲学才回归到“两希”平衡的局面。那么，亚里士多德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重见天日”的？
7世纪，阿拉伯帝国开始崛起，阿拉伯人攻占了埃及、北非、西班牙。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对亚里士多德很感兴趣，将其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使之在阿拉伯世界成为显学（赵林，2021），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被完好地保存于清真寺。可以说，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之火种保存在东方阿拉伯世界。当然，在公元9至10世纪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被收集翻译的古典著作包括古希腊罗马、古希伯来和古印度丰富的经典文献，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
11至13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在欧洲迅速扩张，如西班牙被大面积控制，引起了基督教世界的强烈反应。信徒们被组织起来，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东征，史称“十字军东征”。正是在这些“圣战”期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重新发掘。阿拉伯人为推行伊斯兰教而西迁，而欧洲军队为保卫基督教而东征，两者之间的冲突引发了血腥的“圣战”。但“十字军东征”同时也打开了东西方文明交融和知识流动的通道，使欧洲人重新接触了古希腊罗马文献，其中就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这意味着，之前在欧洲修道院里传抄的古典典籍是不够的，尤其缺少了完整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当欧洲人重新阅读他的著作时，仿佛感到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的著作像百科全书一样包罗万象，而且如此全面和深刻的学问，居然与奥古斯丁的训导截然不同（李筠，2020），这给欧洲人带来了天塌地陷般的冲击。
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在西班牙这个翻译中心，基督徒、犹太学者与阿拉伯译者联手，将阿拉伯文和希腊文文献系统翻译为拉丁文，这便是12至13世纪的“大翻译运动”。亚里士多德全集就是在该时期被完整翻译出来。这场翻译运动填补了欧洲因黑暗时代断裂的知识空白，使欧洲学术界首次全面接触到古希腊的逻辑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体系，为欧洲思想史的完整传承和知识体系的重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督教世界如何对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起初，教会欢迎这些著作。然而，当基督徒们意识到它们与教会信条不一致时，便将其定为异教读物。但光靠禁书显然是不明智的，最后，他们努力修改这些著作，将这些修改过的著作与教会的信条融合起来，也就是将亚里士多德纳入基督教，使理性和信仰一致起来，但理性必须服务于信仰。11世纪之后，一些最有睿智之人承担了这项重要任务，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融合起来。这种融合的结果后来被称为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
与此同时，随着教会和世俗社会经济的积累，文化教育事业也发展起来。特别是自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 742－814，又称查理曼，“曼”即大帝）以来，欧洲文化中心从地中海希腊罗马一带逐步转移至莱茵河一带。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公元800年圣诞节当天，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把一顶皇冠戴在查理曼的头上，宣布他为“罗马人的皇帝”。自此，欧洲开始走出黑暗时代。
到11至12世纪，一批最早的大学如博洛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1088）、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1096）、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1100年代）等相继建立。大学产生，法学、医学、逻辑学等各门学科发展起来，科学随之孕育。经院哲学也是在大学兴起的。在基督教信仰的笼罩下，虽然经院哲学与教父哲学一样为基督教教义服务，但二者仍存在一些区别。不同于建立在柏拉图主义之上，力图用信仰去否定理性的教父哲学，经院哲学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上的，它强调以逻辑工具整合古典知识与神学，讲究繁琐的逻辑论证和概念辨析。“共相”问题的争论就是经院哲学时期的特色，具有一些纯哲学的意味，但由于无法脱离基督教的统治，经院哲学在根本上还只是一种强调理性的神学。
在经院哲学时代，有过一次关于“共相”（universal）是否存在的大辩论，即是否真正存在着诸如“动物”、“人类”、“味道”这些具有概括意义词语的本质，它们是否独立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存在。“共相”问题的大讨论，涉及哲学上的“一”与“多”，逻辑学上的“种”与“属”，可将共相理解为普遍性、共性、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唯实论（realism）和唯名论（nominalism）两大对立阵营，唯实论者认为共相是真实而独立地存在的，唯名论者认为共相只是便于总结相似经验的语言符号。
11世纪以后，共相问题逐渐发展成经院主义哲学家争论的焦点。唯实论者站在柏拉图的立场上，赞成共相是一般实体，构成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存在的根据；唯名论者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赞成“第一实体”的观点，认为共相不过是一种名称、概念和符号。
唯实论代表人物 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的安瑟尔谟（Anselmus，又译安瑟伦，1033—1109）是一位极端唯实论者，他坚持柏拉图关于共相问题的基本立场，认为共相是先于且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存在。这种极端唯实论典型地表现在安瑟尔谟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中。
安瑟尔谟在他的《上帝存在论》中具体阐明了他的本体论证明。他指出，上帝是无与伦比地圆满的东西，无与伦比地圆满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中，而且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如果它不是客观存在的，就不能说它是无与伦比地圆满的，因此上帝是存在的。简单地说，安瑟尔谟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设想某个事物，则这个事物必定客观存在。
实际上，这种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证明，而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诡辩，因此遭到了同时代人甚至后人的猛烈批判。但安瑟尔谟的贡献之处在于，他是最早尝试将逻辑论证和辩证法引入基督教哲学的人之一，他突破了以往教父哲学一味强调“奥秘”的神秘主义色彩，尝试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寻求统一。他的这种证明方法在后来的西方哲学中不断被沿用，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安瑟尔谟被后人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唯名论代表人物 图尔的贝伦伽尔（Berengar de Toues, 1010—1088）在他关于圣餐问题的解释中表现出了最初的唯名论倾向。贝伦伽尔赞成亚里士多德“第一实体”的观点，认为实体只能是具体的个别事物，不存在独立的一般事物。
唯名论的真正创始人是洛色林（Roscelinus, 约1050—1125）。他将唯名论发展为一种较为系统化的哲学理论，认为共相并非客观存在，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充其量不过是个别事物的名称或符号。
由于教会将安瑟尔谟的唯实论观点奉为正统，而将洛色林的唯名论观点斥为异端，往后出现的唯名论不得不采取一种更为温和的论调。这种温和的唯名论以阿伯拉尔（Abailardus, 1079—1142）的概念论为代表。他认为，概念可以用来概括个别的具体的经验（唯名论），然而一旦概念已经形成，它就独立地存在于这些个别的具体的经验之外（唯实论）。阿伯拉尔的贡献在于他改变了安瑟尔谟和洛色林观点的极端性，改用了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这种温和的方式也影响了后来的学者，无论是唯名论者还是唯实论者，都开始以一种温和和包容的态度去阐述自己的观点。尽管如此，晚年的阿伯拉尔仍在教会的迫害下过着悲惨的生活，而他与爱洛伊丝之间的爱情悲剧也成为哲学史上的感人故事。阿伯拉尔除了多部哲学著作，还有《劫余录》一书，该书以第一人称视角详述他与爱洛伊丝缠绵悱恻的恋情。
亚里士多德被埋没数百年又被重新发掘、大放异彩的历程可谓跌宕起伏，这个历程见证了思想史的发展和欧洲社会中世纪的变迁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称为：从“一希”（希伯来）独大走向“两希”交融。富于理性精神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西欧的复兴，客观上给当时极度虚弱的教父哲学打了一针强心剂，输入了理性论证的新鲜血液。经院哲学正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欧复兴的结果，它取代了早期的那种执着于狂热信仰的教父哲学（赵林，2021）。而亚里士多德能够被欧洲人重新发现，则得益于跨文化接触、知识流动的复杂互动。“十字军东征”这场军事与宗教扩张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但它意外开启了不同文明间的接触，并带来了知识传播。欧洲人重新发现了阿拉伯世界保存的古希腊罗马文献，以及阿拉伯学者的哲学与科学文献。随后开启的大翻译运动重构了欧洲的思想资源，最终通过经院哲学的内化，催生了欧洲理性的觉醒。十字军东征、大翻译运动与经院哲学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欧洲文明转型的链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历史逻辑。这场剧变也改变了西方思想的“一希”独大局面，演化为“两希”冲突与平衡，这个局面的演变为文艺复兴以致近代科学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重新回到欧洲为什么能导致哲学的大发展，并进一步引发了思想的变革（我们随后会介绍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和英国的唯名论革命）？这些著作曾在清真寺被保存、翻译和研究几百年，为什么没有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相应的新的思想成果（尽管也结出了一些思想和知识成果并被一同吸收到经院哲学中），更不用说带来思想和社会的变革？阿拉伯人在此事上的贡献主要是起到了人类文明传播的火炬手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到人类文明史的大框架下去思考。
参考文献
李筠. (2020).西方史纲: 文明纵横3000年. 湖南：岳麓书社.
赵林. (2021).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赵林. (2008).西方文化概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