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欧洲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
梁悦 | 文
工业革命为何会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爆发，而不是在同样拥有发达手工业与成熟市场的中国发生？主流解释往往聚焦于蒸汽机与煤炭的关键作用。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看来，工业革命的真正起点并非某一项孤立的技术发明，而是欧洲自十六至十八世纪所经历的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
这一转型的核心就是“培根计划”。弗朗西斯·培根所倡导的新知识观念，从根本上重塑了欧洲人对“知识”的理解：知识不再仅仅是对永恒真理的静观沉思，更成为改造世界、增进人类福祉的实用工具。
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打破了长期以来横亘在理论与实践、学者与工匠之间的壁垒。学者开始走出书斋、深入工坊，工匠则借助理论，理解并改进技艺背后的原理。最终，这种知识体系与生产实践的高效融合，为科学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并直接促成了工业技术体系的系统性突破，推动欧洲率先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
为何制度经济学无法解释一切？
当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现代世界如此富裕”时，主流经济学已经给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叙事：产权保护、法治、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这些“好制度”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西方之所以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是因为它们更早建立了保护产权、降低交易成本、激励创新的制度框架。这个解释看似完美，以至于成为了一种“常识”：想要发展经济，就要学习西方的制度。
但乔尔·莫基尔在《增长的文化》中提出的核心挑战，恰恰是对这种“制度决定论”的根本性质疑。他犀利地指出：如果制度如此重要，为什么好的制度能够带来的往往只是一次性的增长？为什么制度改进的边际收益会递减？更关键的是，为什么制度本身无法解释持续的、加速的技术创新？
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这个问题。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是这样的：好的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产权保护让创新者能够获得回报，从而激励创新。这个逻辑在解释“斯密式增长”（Smithian Growth）时是有效的——通过更好的分工、更大的市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一个社会可以实现生产力的提升。
但问题在于，这种增长模式存在明显瓶颈：当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改进制度所能带来的收益就会递减。一个拥有完善产权保护、高效市场的社会，如果停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最多只能达到一个较高的静态均衡，而不会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真正的现代经济增长，其核心特征是技术的持续进步——不是偶发的、孤立的技术改进，而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持续加速的创新过程。这就是莫基尔所说的“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爆炸式增长。然而，这种知识生产并非理所当然。经济学早已指出它面临的“公共品困境”：知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创造知识的人很难完全占有收益，因此，从纯粹的经济激励角度看，私人对知识的投资意愿长期来看应当不高，知识的供给在理论上持续不足。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存在这种内在障碍，为什么欧洲的精英阶层在1500年-1700年间却爆发性地投入资源，来积累和传播这种难以占有回报的知识？这个问题的尖锐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盲点：制度可以解释“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知识”，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持续产生新知识”。
一个社会即使有最完善的产权保护，如果其文化不鼓励探索未知、不重视“有用知识”的积累、不相信通过理解自然规律可以改善人类处境，那么这个社会最多只能达到一个配置效率较高的静态水平，而不会进入持续创新的动态过程。这里值得思考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马尔萨斯陷阱的阴影之下？
不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阿拉伯的数学成就，还是中世纪欧洲的水车和风车，它们都未能引发持续、加速的经济增长。一个生活在公元1500年的农民，与一个生活在公元前500年的农民，其生活质量几乎没有显著区别。每一次生产力的提升，最终都被人口增长所吞噬。人均收入始终在生存线附近徘徊。
真正令人费解的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人类似乎突然解除了“诅咒”，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增长模式。对此，莫基尔将焦点转向了一个更深层、更隐蔽的因素——文化。
培根计划下的思想革命
莫基尔所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可以被精确分析的历史变量。他对文化的定义是：一系列能够影响行为的信念、价值观和偏好，它们通过社会学习在人群中代代相传。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文化不仅仅是抽象的观念，它必须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第二，文化是通过社会机制传播的，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这就意味着，这种文化是一种增长的文化，它的本质在于累积性的创新。
在前现代社会，技术改进往往是孤立、不相关的。一个工匠发明某种新技艺，但这种技艺可能只在他的作坊里使用，难以传播和改进。即使传播，也往往以“秘密”形式在师徒间传承，而不作为公开知识。并且，这些技术改进缺乏理论基础，遇到新问题时，人们只能依赖过往的经验。而培根计划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表面上看，弗朗西斯·培根只是提出了一种强调观察、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但培根真正革命性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知识目的论的彻底重构。在他之前，无论是欧洲的经院哲学还是伊斯兰世界的神学传统，知识的最高目的都指向对永恒真理的沉思。哲学家们追求的是对上帝、对宇宙本质、对绝对真理的理解，这种知识是高贵的、纯粹的，它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而不在于任何外在的实用目的。培根彻底颠覆了这种知识观。
他提出，知识的目的就是改造世界，为了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这不是说培根反对理论研究或纯粹的求知，而是说他重新定义了知识的价值标准。在培根的体系中，一个理论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是否“真”，更取决于它是否“有用”——是否能够指导实践、是否能够带来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增进人类福祉。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它实际上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哲学转向：从对永恒真理的被动沉思，转向对自然规律的主动掌握和运用。
这个转向的革命性在于，它打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等级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理论知识属于精英阶层，实践技艺属于工匠阶层，哲学家们瞧不起工匠的“低贱手艺”，工匠们也无法理解哲学家的“空洞玄思”。培根计划的出现，提出了一个将两者系统结合的方案。他认为，真正有力量的知识必须同时具备理论的普遍性和实践的有效性。学者应该走出书斋，深入工坊，向工匠学习；工匠也应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理解自己技艺背后的自然原理。
为什么这种知识观的转变如此重要？因为它彻底改变了知识生产的的目标与回报机制。在传统范式下，学术声誉建立在精通和诠释古典权威之上，这导向一种内向的、静态的循环。而培根倡导的新范式，则将知识的价值锚定于其改造世界的效用，从而开启了一条面向未来的、累积性的进步之路。因为“有用的知识”永远不会完成——总是有新的自然现象需要解释，新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也必然会有新的理论可以指导更有效的实践。这一转向是根本性的：它驱使知识精英不再将才智耗费于重复和诠释前人的智慧，而是转向对未知的主动探索、对权威的理性质疑。
如果说培根提供了理论蓝图，那么牛顿则用无可辩驳的成功证明了这个蓝图的可行性。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不仅揭示了天体运动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它向整个欧洲知识界展示：宇宙是一个遵循精确数学法则的机械系统，这些法则是可以被人类理智完全理解和掌握的。牛顿的成功带来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热情，追求有用知识、探索自然奥秘突然变成了欧洲上流社会最时髦的事业。各国君主争相建立科学院，贵族们以资助科学研究为荣，聪明的年轻人纷纷投身于自然哲学的研究。
当然，培根与牛顿非孤立现象。在他们身后，笛卡尔以机械论哲学奠定了新科学的基石；伽利略用望远镜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波义耳与虎克则分别通过实验与精巧的仪器，将探索的疆域拓展至物质结构与微观生命。这些人物各自在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方式推进着同一个宏大的事业——建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一种能够理解自然、征服自然、为人类造福的知识体系。
欧洲：分裂中的统一
为什么这场思想革命偏偏发生在欧洲？莫基尔的答案既简洁又深刻：因为欧洲拥有一种独特的制度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概括为“政治上的分裂与文化上的统一”。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让新思想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改变整个文明的轨迹。
政治上的分裂意味着欧洲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就分裂成了数十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王国、公国、城邦、自由市，它们各自为政，相互制衡。这种分裂局面有时会带来战争和冲突，但它也让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没有能力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压制一种新思想。
当伽利略在意大利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时，他的思想却在新教的荷兰和英国得到热烈欢迎。当笛卡尔在法国感到不安全时，他可以逃到相对宽容的国外继续他的研究。当英国的清教徒受到迫害时，他们可以移民到美洲殖民地，并将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带到新世界。这种机制确保了新思想总能找到生存空间，而那些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和制度，则在不同的思想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
如果仅有政治分裂，欧洲可能会陷入彼此隔绝的小世界。每个地方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思想无法交流，创新难以扩散。这就是文化统一的价值所在。尽管政治上四分五裂，欧洲的知识精英却拥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文人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没有固定的疆界，没有政府和法律，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的成员是分散在欧洲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用拉丁文这种共同语言交流，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分享最新的发现和思想。一个在伦敦的科学家可以轻易地与巴黎、阿姆斯特丹或维也纳的同行保持联系，他们互相评论彼此的工作，共同参与激烈的智识辩论，形成一个真正的欧洲思想市场。
这个思想市场的运作方式堪称完美。一方面，它足够开放和统一，让好的思想能够迅速传播。一个科学家在某地做出的发现，几个月内就能传遍整个欧洲，接受顶尖专家的检验、批评和改进。另一方面，它又保持着充分的竞争性。各个国家的学者相互竞争，不断推出新的发现和理论。而政治分裂则确保这种竞争不会被任何单一权威所扼杀。
理解欧洲的成功，最好的方式是与同时期的中国进行对比。十八世纪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并不逊色于欧洲，甚至在组织规模与治理水平上更为先进——庞大的人口、精耕细作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活跃的商业网络以及成熟的官僚系统。在欧洲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富足而文明的帝国。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在中国爆发？
莫基尔的分析指出了一个关键区别：中国是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帝国。这种统一在很多方面都是优势——它带来了和平、秩序、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资源动员。但在文化创新方面，它却存在致命的劣势。因为在统一的帝国中，思想的“管理员”只能有一个：皇权及其主导的官僚体系。
以科举制度为例：它确实打破了贵族垄断，让才智出众的平民子弟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这比欧洲的世袭贵族制度要公平得多。但问题在于，科举制度将整个社会最聪明的大脑都吸引到一个单一的方向：对儒家经典的钻研和背诵。在这样的风气下，整个文化导向是保守的、向后看的。
中国的考证学派追求的是恢复古代经典的原始含义，是向圣贤致敬，是维护既有的秩序和价值观。这与欧洲那种相信“我们比古人更懂”“未来可以超越过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黄金时代是孔孟的时代；而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后，黄金时代在未来，在科学和理性将带来的进步之中。
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本身落后或不适合创新。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问题的核心在于，当时的中国未能形成一种将零星的技术突破，转化为持续性、系统性创新的文化与制度土壤。中国有聪明的工匠和精巧的技术，但缺少培根式的知识观，缺少将理论与实践系统结合的努力，也缺乏一个鼓励思想竞争与学术批评的文化环境。
新时代下增长的文化
当我们将目光从十八世纪拉回二十一世纪，莫基尔的思考对理解当今世界仍具现实意义。人工智能正引领一场堪比工业革命的技术巨变，在这场新的全球竞赛中，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将会占据优势？莫基尔的答案很清楚：那些拥有增长文化的社会。
这种增长的文化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对新知识的开放态度和持续追求。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今天的前沿技术可能明天就过时。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持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体系的文化，很快会被甩在后面。
其次是鼓励试验和宽容失败的精神。人工智能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哪条技术路线会成功，哪种应用场景最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大胆尝试、不惩罚失败就变得至关重要。那些文化上过于保守、过于害怕风险的社会，将难以在这场竞争中占据先机。
第三是思想的自由流动和竞争。就像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文人共和国一样，今天的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知识共同体。那些试图通过封闭来保护自己优势的做法，长期来看，往往会适得其反。
第四是跨学科的融合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根计划的核心就是打破知识与应用之间的壁垒。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点尤为重要。最突破性的进展往往来自数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来自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相互促进。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坚信进步的内在信念。它相信人类理性能不断解锁未知，相信明天可以通过今天的努力变得更好。这听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进步观念远非人类文化的常态。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文化都是相对封闭保守的。正是欧洲文化在近代完成文化转型后，才开启了现代世界的大门。
莫基尔在书中精辟地指出：“真正值得投资的，不是某项特定的技术，而是那种能持续催生创新的文化与制度生态。”这一洞察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无论是美国的科技霸权、中国的创新追赶，还是德国与日本的精进制造，都在不同程度上验证着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对笔者个人而言，这本书更大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文化洞察力”，让我们能识别所处社会的文化特征，理解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每一个人的发展机遇与选择空间。
诚如书中所言：“当我们过度关注技术本身而忽视文化土壤时，我们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我们看到了大树，却看不见让大树生长的土壤；我们追逐果实，却不知道如何培育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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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