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是多中心的

前工业时代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生产力水平低，生产技术发展缓慢，粮食产量增长主要依赖耕地扩张或劳动力投入增加，但土地总量有限。前工业时代的核心地区（西欧、中国江南、印度等地）相较于边陲地区（东欧、中国西北等地）有一定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基础，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但当人口增至环境承载力临界值时，人均耕地减少、土地肥力下降（如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粮食缺口逐渐扩大，几乎要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生存资源的增长速度，那么会以某一种方式强制减少人口，使人口与生活资料重新达到平衡，形成“增长—危机—衰退—再增长”的周期性循环。）

原始工业的发展，不一定会带来社会变革，反而可能使发展进入“死胡同”，而在所有核心地区中，只有西欧逃出了原始工业的死胡同，实现了将手工业转化为现代工业。

这很容易使人自然而然地去寻找西欧的特别之处，在文化、制度、资本积累以及国民整体素质等方面，会让人不自觉的认为英国乃至欧洲都会是特别的。

“现代社会科学大半是源自欧洲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时，为了了解西欧的经济发展路径何以独一无二而做的研究。”

在我们列出西欧能走向现代化的条件时，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其它地区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发展情况类似，西欧走向现代化的因素到底为何？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他的作品《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用“交互式比较”的方法，分析、探讨了18世纪前后欧亚核心区（西欧、中国江南、印度等地）为何从相似发展水平走向不同现代化路径的问题，挑战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提出“大分流”是多重偶然因素叠加的结果。

“比较可取的应该是努力做出较好的比较，以对抗怀有偏见的比较。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比较的双方各自的角度来看待对方，并把双方都视为“偏差”，而非把某一方始终视为常态。”

作者用详实的数据说明了前工业时代，欧亚核心地区的发展处于相当的水平。1800年以前，欧亚核心地区皆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手工业和商业为附属，生产技术水平低，难以突破创新，整体的经济结构类似；在收入、人均热量摄入、出生率、资本积累等生活水平方面，欧亚核心区民众均处于温饱线，不存在欧洲比亚洲富裕的情况；在后续的发展中，欧亚核心地区都几近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在这其中，欧亚的一点差异为对煤炭热能的开发利用，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的发展有赖于“蒸汽机”的出现，还有“煤炭”这一能源的投入利用，作者认为英国煤矿的开发利用有赖于地理优势——英国煤矿易产生积水，影响开采，需要不断抽水，这一需求极大地促进了蒸汽机的推广应用，且英国的煤矿与经济发达地区距离相近，能源与经济能较好的互相结合利用；中国的煤矿多位于西北，且煤矿安全问题为干燥多风、易爆炸，蒸汽机不似英国那样有需求，而且发达地区在东部沿海，与西北交流来往少，煤矿开采行业无法像英国那样蓬勃发展。

英国煤矿的开采，减少了木材消耗，大大缓解了生态危机，作者认为这是西欧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他地方靠伐木（或者捡一些麦秆）来获得热能，中国的建筑又以木材为主，不似欧洲以石材为主，这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不仅如此，英国在煤炭能源和蒸汽机的结合利用中，工匠、企业家和科学知识的提供者三者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想这对后面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那时人并不知道树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是当时的科学家通过不断地观察、研究才得知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知识，都是前人不断探索的结果。）

如此，土地的利用与土地市场的发展就很重要。主流观点认为欧洲的“圈地运动”是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它便于实现机械化和便于管理，有助于农作物产量的提升，另外“圈地运动”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为后面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作者则认为“圈地运动”的作用被高估了，他认为英国农业产量的提升是由于劳动密集化，这种增长方式与中国长三角地区类似，属于劳动内卷型增长，而非由于技术上的突破。

在劳动“内卷化”（劳动“内卷化”社会的特点：使用极度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法，购买型消费品的市场较小和对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创新相当缺乏兴趣）这一问题上，作者同样认为中国江南地区与西欧情况相似，各地区都有人更愿意牺牲闲暇时间以增加收入，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上，中国农民也有很强的主动性。其他学者认为当时西欧的“散作制“（商人向农村家庭提供原料，收购其产品，农户在家中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手工业生产）的生产模式，为后来的工厂集中生产奠定了基础，西欧也因此有着更自由活络的交易市场，而中国农民自产自销的模式，自给自足，市场封闭；作者认为这种”散作制“模式非西欧独有，中国江南地区农民也出售高附加值的手工业品，而非简单的自给自足，中国与西欧都存在”内卷化“的问题，西欧在这一制度上并没有呈现出优越性。

作者没有否认欧洲的“内生优势”，而是用比较的方法更全面的去看问题，认为前工业时代的西欧与中国江南地区有极高的相似性，很多主流观点所认为的西欧“内生优势”并不是造成“大分流”的主要原因。煤矿的地理优势是造成“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欧获得了美洲新世界的资源。

“18世纪各地都面临生态性问题：只有靠技术上的重大变革，与边陲地区贸易量的大增，或同时仰赖这两者的加持，才能支持人口、消费上的进一步增长。”

“只有那些兼具相对较稠密的人口，具有生产效益的农业和广泛且复杂的商业，以及庞大的手工业的地区，才有可能出现工业转型。”

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江南、西欧等地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西北作为边陲地区可与江南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向江南输出木材等原材料，江南则可以向西北输出手工业品，西欧与东欧类似。这种贸易往来，起初能够维持，随着时间的增长，边陲地区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增加，他们会开始自己生产一些本需要进口的商品，出现“进口替代”，那么他们对核心地区一些商品的需求量就会下降，核心地区若要继续维持发展，则要寻找新的边陲地区。西欧找到了美洲这个新世界，而中国江南地区未有这样的机遇。 

西欧对新世界的发现，也是很多人支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原因，彭慕兰却不以为然。

“我们不能因为认识到一个互动体系中有某个部分比其他部分受益更大，就顺理成章地将那个部分称为‘中心’，并误认为它既能形塑其它部分，同时又不受其它部分形塑。”

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带去了疾病，造成原住民死亡率上升，人口锐减，为了维持劳动力，西欧向美洲输入非洲奴隶，从新世界获得棉花、金银矿产等物品；西欧从新世界获得的白银，向亚洲换取制造品，流向中国的占大部分（当时中国以白银为货币，需求量极大）；西欧从亚洲换取的制造品又输入非洲来换取奴隶，实现贸易流动循环。

我想，这一贸易的循环流动可以总结为西欧在这个历史发展节点上掌控了“全球资源的调动与分配”，其他地区虽然也参与其中，但比较被动。未来，被动变主动很重要。

在这其中，作者提到欧洲出现“耐心资本”，耐心资本的出现，一是拥有长远的眼光，二是西欧国家对资本进行海外贸易扩张的支持，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资本的海外贸易扩张，不仅仅是对经济造成了影响，解决他们本土的危机，还有文化上的，他们为殖民地带去自己的语言、技术和文化，而这些对后面全球格局的发展变化影响深远，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彭慕兰对以往存在的观点用数据进行了分析、补充，使我们更全面，也能用更平等的视角的去看这一历史时期全球的发展变化，而不是简单的以“欧洲中心论”去看。

当然，书中也有很多未提及的因素。在书中，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可量化的因素，却未提及不可量化的的因素，比如文化因素。作者将“大分流”主要归因于偶然因素，认为西欧与中国江南等地在前工业时代情况相似，“大分流”是偶然因素导致的突变，这样是否切割了历史？历史是连续流动的，背后蕴藏的文化因素，我想我们可以再探讨。

另外，书中大篇幅的描写了中国的情况，作者虽然尽力做到客观，但是他的比较研究方法是用同一套指标来衡量不同文明文化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是否会忽略各地内在独特的文化和逻辑？

煤炭（新能源）的利用，蒸汽机的改进与投入生产（新能源与新兴产业的互相促进），对新世界资源的利用（对全球资源的调动与分配），使西欧逃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之间得以保持平衡）。我想，未来这些问题依旧会出现，依旧会被解决，那未来的新能源是什么，全球资源分配会以何种方式进行，人口数量与生态资源之间如何平衡以及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之间如何平衡（大型经济体的出现需要较稠密的人口，而现在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不容乐观）？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Moy8Yh3SOZZFwmveWfkY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