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社会结构想象成三种形状——金字塔型、倒三角型和橄榄型,“橄榄型”社会最有利于社会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在把社会结构往“橄榄型”推进。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并设定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目标。这不仅是经济目标,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公平感。

图1 社会结构的不同型态
《迈向橄榄型社会的心理意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公平感提升》一文发现,2010~2021年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整体较为稳定, 扩大相对标准下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面临一定难度。随着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 社会收入中位线是不断提高的, 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扩大(李培林, 2020)。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活成本也制约了工薪族的财富积累, 限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杨宜勇等, 2016)。因此,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和难以提高的问题, 有必要在现阶段进行重点突破, 以实现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刘世锦等, 2022)。

图2 不同收入群体占比与公平感的时期变化(2010~2021年)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各省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进行年平均后的结果, 而在省级层面,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公平感。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国家, 我国也更重视收入结构的合理性, 出台了一系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韩康, 2022)。未来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仅可能变得更合理, 民众的公平感也可能更高。
至于为什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提升民众的公平感,研究发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从社会比较的角度, 提高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公平感。简单说,就是当身边中等收入群体变多,很多人会觉得自己的地位也变高了,社会也更公平感了。

图3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向上流动感知的并行中介效应
有意思的是,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和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民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心理效果不一样。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或” (OR)的关系: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条件(高经济发展水平或高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能提高公平感。若两者都低, 提升效果最弱; 若两者都高, 提升效果最强。并且他们的提升路径是不一样的,涉及两种相互拮抗的作用机制:
对高收入群体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民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容易带来相对优越感,提升公平感;但也可能减弱他们对向上流动的期待,甚至引发焦虑,降低公平感。库涅兹曲线(Kuznets, 1955)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经济不平等会自然下降。然而, 托马斯·皮凯蒂(2014)用多国数据发现, 经济增长会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较高收入群体更希望维护自身社会经济地位(Ng & Allen, 2005)。因此,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应通过政策宣传和激励, 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不搞“劫富济贫”, 鼓励较高收入群体形成互利共赢的正和信念, 认识到“扩中”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 以缓解向下流动焦虑。
对低收入群体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民众,当他们看到其他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而自身仍停留在原有收入层次时,便可能因比较而产生相对剥夺感,降低公平感。此时, 应以发展经济、提高收入为优先。但是,看到他人“前进”也会带来向上流动的希望,这可以缓冲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平感的负面作用,提升他们的公平感。因此,推进共同富裕政策时, 应以较低收入群体为重, 着力提高他们的向上流动感知、打通向上流动渠道、降低相对贫困, 利用未来期望缓冲相对剥夺感。

图4 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调节作用的Johnson-Neyman图
注:图a和b表示随着收入或人均GDP的提高,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 图c和d表示随着收入或人均GDP的提高,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从显著负向变为显著正向; 图e和f表示随着收入或人均GDP的提高,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向上流动感知的效应从显著正向变为显著负向。

图5 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双重调节效应的拟合曲面图
注:红色网格面代表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公平感的效应, 上方橙色面代表95%置信区间的上限, 下方蓝色面代表95%置信区间的下限, 灰色面代表效应值为0的空间位置。彩图见电子版。
该文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推进共同富裕应注意阶段性。当蛋糕还小时, 分配平均不仅不会让人感到公平, 反而可能挫伤积极性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当蛋糕较大时, 就应该从以做大蛋糕为重点, 转变为以分好蛋糕为重点。近年来,我国的发展战略由注重效率转为注重公平。在当前阶段,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构建“橄榄型”社会, 具有更重大的社会和心理意义。
参考文献:
韩康. (2022). 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 行政管理改革, (4), 4−8.
李培林. (2020). 我国社会分层的变动趋势和热点问题. 见 洪大用, 刘少杰(编),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郑杭生社会学大讲堂实录(第一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世锦, 王子豪,姜淑佳, 赵建翔. (2022).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潜力、时间与路径研究. 管理世界, (8), 54−66.
托马斯·皮凯蒂. (2014). 21世纪资本论. 中信出版社.
杨宜勇, 顾严, 万海远. (2016).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宏观经济管理, (9), 11−14.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1−28.
Ng, S. H., & Allen, M. W. (2005). Perception of economic distributive justice: Exploring leading theori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3(5), 435−454.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3o-NcQf89FNl3SKCyGq_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