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亚东

老刘上大学那年，一场席卷伊朗全国的革命浪潮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1979年，无数伊朗民众怀揣对社会公正的渴求、对腐败特权的憎恶，簇拥着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重返故土，憧憬着一个清廉、平等的新国度。然而，近半个世纪光阴流转，当初的美好愿景并未如约而至，取而代之的是腐败沉疴难除、社会裂痕加深的现实困境。革命的初衷与现实的落差，成为伊朗近代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

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根源在于其推行的现代化改革与社会结构的严重脱节，以及由此激化的多重矛盾。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推行的“白色革命”，旨在推动土地改革、工业化和妇女权利等现代化进程。这一系列改革快速改变了伊朗的社会结构。然而，其经济与社会改革并未与政治改革相匹配，反而通过设立情报机构“萨瓦克”等手段强化了君主专制，残酷镇压异己。

王朝时期，权贵阶层与外资势力勾结，垄断了石油资源带来的巨额财富，城乡差距急剧拉大，宗教传统与世俗化改革的冲突日益尖锐。尽管石油收入激增，人均国民收入大幅提高，但巴列维政权“只重视经济产值，却忽略了社会危机的滋长”，特别是腐败问题加剧了民众的不平衡感。许多什叶派教士对“白色革命”不满，他们认为改革侵害了其宗教资产，并且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等现代化措施。这种宗教与世俗的尖锐对立，为革命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霍梅尼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将民众对腐败、不公和西方化的不满情绪，引向对巴列维王朝体制的全面批判。他承诺建立一个摒弃腐败、由宗教精英主导的“伊斯兰共和国”，这一主张精准地击中了当时伊朗社会的多重痛点。

然而，革命后的伊朗，并未实现“清廉平等”的承诺，反而陷入了新的权力垄断与治理困境。伊朗建立起独一无二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以伊斯兰教法学家（法基赫）监护国家的理论为基础。宗教领袖（最高领袖）被宪法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凌驾于议会和政府之上。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为权力的异化和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尽管革命以反对腐败为重要口号，但新体制下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 《2023年清廉感知指数》报告显示，伊朗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49位，得分为24分（满分100分）。到2024年，其得分进一步降至23分，这表明公共部门的腐败感知水平依然很高。世界银行对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的数据也间接反映了伊朗在公共部门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面临长期挑战。

革命后，社会不公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在新的维度上有所加剧。伊朗的总体就业形势严峻。而且，农村地区在就业质量、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长期远远落后于城市。社会压抑和权利不平等的问题持续存在。2022年爆发的“头巾革命”（即“玛莎·阿米尼抗议事件”），正是伊朗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对性别压迫、社会控制和政治僵化的强烈反抗。这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深刻折射出革命四十余年后，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与新一代民众对变革的渴望。

从巴列维王朝的腐败与高压，到伊斯兰革命后权力的异化与社会的持续紧张，伊朗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经历印证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革命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推翻旧政权的勇气，更取决于建立新体制的智慧。当革命的口号褪去激情的外衣，真正考验一个国家的，是其能否构建起一套权力制衡、监督透明、并能回应民众基本诉求的制度体系。伊朗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许多国家在现代化与转型过程中都曾面临的普遍性挑战。

半个世纪风雨兼程，伊朗民众对公正、尊严与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歇。未来的伊朗，若想弥合革命愿景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不仅需要反思过去，更需要直面当下权力结构、经济治理和社会政策中的根本性问题。这不仅是伊朗的出路，也是所有追求进步与发展的国家需要深思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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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