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在“教育越多，阶层越固化”的直觉逐渐成为共识的当下，这篇研究提供了一个并不讨喜、却极其重要的反问。基于40个国家、跨越多个出生世代的大规模比较数据，作者并没有简单为“能力主义”辩护，而是拆解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当教育真正扩张时，阶层流动到底发生了什么？研究发现，教育扩张并未如许多批评所预期的那样系统性地强化精英优势，相反，它在相当多的社会情境中削弱了出身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已经消失，而是提醒我们，批判教育之前，也许需要区分：问题究竟出在“教育本身”，还是出在阻断教育公平扩张的社会结构之中。
作者简介：
Herman G. van de Werfhorst
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van de Werfhorst, H. G. (2024). Is meritocracy not so bad after all?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40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9(6), 1182–1202.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241292352
一、引言
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教育扩张（educational expansion）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发达经济体中的社会流动水平（social mobility）。一种常见观点认为，教育扩张能够改善整体教育机会，尤其有利于社会弱势背景的学生，从而缓解社会中的代际不平等，提升代际社会流动（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然而，能力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也遭遇了持续而尖锐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本质上是一个高度精英化的项目。首先，能力主义将成功与失败个人化，遮蔽了结构性障碍对成就的限制；其次，它为由技能和天赋差异带来的经济不平等提供正当性；第三，即便教育入学机会在形式上趋于平等，资源充足的家庭仍能通过学校质量、精英项目（如荣誉项目）或专业选择等方式，在不断扩张的教育体系内部维持其子女的领先地位。正因如此，单纯扩大高等教育或更高层级教育的可及性，并不必然带来更高的社会流动性，反而可能因为教育内部区分的细化而“刹车”社会流动的上升趋势。
这一经验性批评隐含着一个强结论：提高教育参与率并不会提升代际流动性。但这一判断真的成立吗？如果从历史上看，教育扩张确实显著扩大了人群进入高地位职业的机会，那么是否仍然可以认为，扩大教育机会依然是一条通向更平等社会的有效路径？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教育扩张所带来的总体收益足够巨大，以至于即便精英家庭采取补偿性策略，也无法完全抵消大众层面的流动性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对能力主义的批评主要源自美国语境——而美国恰恰是一个教育体系在某些方面变得不那么能力主义的社会。高等教育学费的持续上涨，以及学校之间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隔离，使得弱势家庭学生越来越难以达到高教育水平。
因此，要系统评估教育扩张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必须引入比较视角（comparative perspective），考察不同国家、不同教育政策与教育结构下的情形，并结合统计分解方法（decomposition approach），区分代际流动中的不同路径。教育扩张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例如影响教育不平等程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或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家庭背景对职业获得的直接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在高教育群体中，社会出身与社会去向之间的直接关联弱于低教育群体，那么教育扩张本身就可能降低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壁垒。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单一社会内部的比较，对于推动教育扩张的政策如何影响代际流动的不同环节，仍缺乏系统认识。这一不足尤为遗憾，因为教育扩张本身只是一个分布特征，其效果高度依赖于具体发生的社会与制度情境。
因此，本文在代际流动的统计分解研究框架中，引入跨国比较分析，提出核心研究问题：教育扩张究竟如何影响代际职业地位流动（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分解分析对于检验三种关于社会变迁与能力主义的理论主张尤为关键。第一种主张认为情境是重要的（context matters）：教育扩张及相关政策会削弱代际不平等，无论是通过教育路径，还是直接从父母职业地位传递到子代职业地位；在这一模式下，能力主义趋势足够强，以至于精英家庭的补偿策略无法抵消社会整体的开放性提升。第二种主张则认为情境并不重要：无论是否教育扩张，资源家庭总能让子女保持领先，从而在不同国家和时期形成高度相似的流动模式。第三种主张强调直接传递的顽固性（direct persistence）：即便教育机会趋于平等，社会出身与社会去向之间的直接关联仍可能保持稳定，甚至加强，以弥补精英家庭在教育层面的相对优势损失。
基于覆盖四大洲、多国家、多出生世代的国际比较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国家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教育参与率及其相关政策如何与代际流动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相关联。研究结果明确支持第一种观点：情境确实重要。教育扩张显著降低了代际职业地位的延续性，无论是经由教育路径，还是通过教育之外的直接传递机制。文献中常被提及的反向趋势——如教育内部质量差异的强化、遗传因素作用上升，或家庭资源补偿策略——并不足以抵消教育扩张所带来的整体平等化效应。
二、理论框架
教育扩张与OED 三角模型
社会流动研究中一个反复被验证的结论是：社会优势会跨代传递，无论这种优势体现为社会阶级、职业地位还是收入。尽管这种代际传递的强度会因时代和社会而异，但可以确定的是，来自优势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位置，这一结果既通过教育成就差异实现，也部分独立于教育本身。
社会流动一方面源于结构性变化——例如职业结构转型使子女进入不同于父母的社会位置；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所谓的社会流动性或相对流动（social fluidity / relative mobility），即在不考虑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家庭背景本身所带来的相对优势。
早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推进，社会应当变得更加流动，因为基于出身分配社会位置既低效，也在道德上越来越难以接受。然而，学界已逐渐形成共识：这种“普遍且长期上升的社会流动趋势”并不存在。相反，社会流动的上升往往只出现在特定国家或特定历史阶段。这一现实使得教育成为理解社会出身与社会去向之间关系的关键中介，因为教育制度与教育过程在不同社会之间差异显著，可能正是跨国流动模式差异的来源。
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工具是出身—教育—去向三角模型（Origin–Education–Destination, OED）。该模型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延续拆解为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子代教育实现的间接路径（O→E→D），另一条是不依赖教育、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发生的直接路径（O→D｜E）。
进一步来看，代际流动过程至少包含四个关键机制。第一，OE 路径，即不同社会背景家庭在教育成就上的不平等程度；第二，ED 路径，即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第三，是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社会出身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OD｜E），这表明即便受教育程度相同，资源家庭的子女往往仍占优势。第四，是社会出身与教育之间的交互效应：研究通常发现，教育带来的回报对优势背景子女反而较低，说明家庭背景的影响在低教育水平人群中更为显著。
由于跨国比较研究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细致的个体层面变量，本文采取一种宏观社会学视角，考察推动教育扩张这一制度性变化，如何整体性地影响代际流动模式。
关于教育扩张与代际流动，本文提出三种主要理论主张。
第一种是情境依赖理论（contextual dependency theory）。该观点认为，教育扩张及其相关政策确实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提升社会流动：一是使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背景之间更加均等，削弱OE 路径；二是改变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结构，弱化 ED 路径。此外，根据构成效应假说（compositional hypothesis），如果高教育群体内部的社会流动性本身更高，那么只要更多人进入这一群体，整体社会流动水平就会随之上升。基于这一理论，可以预期教育扩张会同时削弱社会出身对去向的间接影响和直接影响。
第二种是较为悲观的无效情境理论（ineffective context theory）。这一观点认为，即便教育规模扩大或资源分配更均等，也未必真正改变教育不平等或教育回报结构。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优势家庭即便在扩张体系中也能持续垄断教育资源；“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则认为，扩张往往同样服务于精英阶层。此外，还有研究认为，即便教育机会趋于平等，教育本身可能成为更强的分层机制，从而抵消潜在的流动效应。在这一视角下，教育扩张与代际流动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性关联。
第三种是直接延续理论（direct persistence theory），该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层级内部。其核心主张是：当教育扩张削弱了通过教育实现的不平等时，资源家庭会通过其他渠道维持优势，从而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强化出身与去向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渠道可能包括更细分的教育路径（如学校质量、专业选择、研究生教育），也可能发生在教育之外，例如通过社会网络、文化匹配，甚至遗传因素来维持代际优势。在这一框架下，即便间接路径减弱，直接路径反而可能增强。
三、研究设计
数据
本研究基于多套国际社会调查数据。首先，我使用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第1至第7轮数据（2002–2014）。其次，我使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中所有同时包含父母与子代职业信息的调查轮次（1985–2019）。
分析单位为国家—出生队列（country-cohort），以五年为一个出生队列，从1920–1924年至1975–1979。研究对象限定为35至70岁的受访者，并要求每个国家—队列在三个教育组别中均有足够样本，同时每个国家至少覆盖三个出生队列。最终样本包括来自40个国家的175,804名个体，覆盖297个国家—队列。
在分析中，我使用调查提供的抽样权重，并对部分教育群体中父母职业信息缺失比例较高的问题进行了再加权处理。稳健性检验显示，不同加权方式对主要结果影响很小，因此最终分析采用抽样权重与教育相关权重的组合。
变量
代际流动通过职业地位来衡量，核心变量包括出身（Origin）、教育（Education）与去向（Destination）。
父母职业地位与子代职业地位均使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ISEI）衡量。父母职业指受访者在青少年时期父母的职业，子代职业指受访者当前或最近一次从事的职业。为提高跨国家与跨队列的可比性，我在每个国家—队列内部将父母与子代职业地位转换为排序分数（rank scores），以消除不同社会与世代之间职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教育变量分为三类：
低于或相当于初中（lower-secondary or less）；
高中或部分高等教育（upper-secondary or some postsecondary）；
大学及以上（college degree or more）。
在情境层面（country-cohort level），我关注教育扩张（educational expansion）及其相关政策。具体包括不同教育层级的参与率指标，以及部分欧洲国家中的教育制度改革变量，如最低离校年龄（minimum school-leaving age）和分流年龄（tracking age），这些变量与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均等化密切相关。
分解方法（Decomposition Approach）
本研究将代际职业地位的延续分解为两个部分：
一是通过教育实现的间接路径（indirect path），即出身通过影响教育，再由教育影响职业去向；
二是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仍然存在的直接路径（direct path），即在控制教育水平后，家庭出身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
我首先在每个国家—队列内部估计这两条路径的强度，然后在国家—队列层面检验它们与教育扩张水平及相关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中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并对估计不精确的国家—队列赋予较低权重，以减少测量误差对结果的影响。
四、结果
描述性结果与总体趋势
在所有研究国家中，教育水平随出生队列明显上升：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持续增加，而仅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这一趋势表明，各国均经历了显著的教育扩张（educational expansion）。
在个体层面分析中，我发现，在控制国家差异后，家庭出身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OD）随教育水平提高而减弱。具体而言，来自优势社会经济背景所带来的直接职业优势，在低教育人群中最强，在大学毕业生中最弱；相反，来自不利背景的负面影响，对低教育人群的职业获得尤为显著。这一模式为“构成效应”（compositional argument）提供了基础：如果高教育群体中出身影响更弱，那么当更多人进入高教育层级时，整体代际延续性应当下降。
在国家—队列层面，代际职业地位延续的平均水平约为0.29，且大体均分为通过教育实现的间接路径（O–E–D）与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发生的直接路径（OD｜E）。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国家的代际延续性随时间明显下降，另一些国家则相对稳定，少数国家的直接延续性甚至有所上升。总体来看，多数国家中下降最明显的是直接路径，而这正是后续分析的重点。
情境因素与代际延续
在进一步分析中，我考察了教育扩张及相关政策与代际职业地位延续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是高等教育参与率的提高，还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均与代际延续性的下降显著相关。这种下降同时体现在间接路径和直接路径上。
在量级上看，教育参与率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总体代际延续性平均下降约0.02–0.03，约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教育扩张不仅通过改变教育分布影响流动性，也削弱了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家庭出身对职业地位的直接作用。
在教育制度层面，最低离校年龄的提高与代际延续性的下降显著相关，这一效应同样同时作用于间接路径与直接路径。分流年龄推迟（tracking age later）也表现出类似效果：无论是通过教育，还是在教育内部，社会出身对职业地位的影响均随之减弱。
稳健性检验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显示，主要结果具有较强稳定性。在仅使用OECD 国家、仅使用欧洲国家、或分别对男性和女性进行分析时，总体趋势保持一致：教育扩张与代际延续性的下降相关。
性别分析显示，男性样本中，教育扩张同时削弱间接与直接路径；女性样本中，间接路径的变化较弱，但直接路径随教育扩张下降得更为明显。无论如何，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教育扩张会强化直接路径。
使用不同职业地位指标、不同建模策略、不同加权方式，或将多项教育扩张指标合并为潜变量，均得到相似结论：教育扩张与代际职业地位延续性下降相关，而并未引发直接路径的系统性反弹。
补充分析
进一步分析显示，教育扩张与直接路径之间存在轻微的非线性关系：在极高水平的扩张下，直接路径下降的速度趋缓，但并未转为正向。这意味着，即便在高度普及的教育体系中，也未观察到系统性的“补偿性反弹”。
此外，通过模拟仅改变教育参与率、而保持出身—教育—去向之间关系不变的情境，我发现教育扩张对社会流动的主要影响并非仅来自构成效应，而更多来自三者关系本身的改变。
使用最低离校年龄作为工具变量的分析也表明，教育扩张与直接路径下降之间存在一致关系。进一步拆分显示，教育扩张不仅削弱了出身对教育的影响，也降低了某一教育水平所对应的平均职业地位。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覆盖40个国家、多个出生队列的大规模比较数据，本研究检验了教育扩张是否通过降低代际职业地位延续性来提升社会流动。结果显示，代际延续性并非固定不变，而与教育扩张密切相关。
研究结果整体支持“情境依赖理论”（contextual dependency theory）：教育扩张及相关政策不仅使教育机会更加均等，也削弱了在相同教育水平内部，家庭出身对职业地位的直接影响。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直接延续理论”预期在教育趋于平等后，优势家庭会通过其他方式强化内部不平等，但这一趋势在数据中并未系统出现。
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最低离校年龄和分流年龄等教育制度改革，表明推动教育扩张的政策不仅在教育层面产生平等效应，也促进了职业地位层面的代际流动。
这些结果对当前围绕能力主义（meritocracy）的争论具有重要启示。教育扩张确实未能消除所有不平等，社会出身仍然影响教育与职业结果，但证据显示，教育扩张在整体上是削弱而非强化代际不平等。与其说教育扩张损害机会平等，不如说阻碍扩张、或与扩张相伴随的经济不平等，才是限制社会流动的更重要因素。
尽管教育参与率不可能无限增长，但历史经验表明，对教育扩张的悲观判断往往被事实修正。正如曾经对“全民高中”的质疑一样，当下对高等教育扩张的怀疑，也未必站得住脚。总体而言，本研究为一种温和而经验支持充分的现代主义主张提供了证据：持续而包容的教育扩张，仍然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路径。
原文链接：努力能否改变命运？一项跨40国研究对“阶层上升”的再判断｜AS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