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关于民主、制度与国家兴衰的研究中，达隆·阿西莫格鲁无疑是最具分量、也最具解释力的学者之一。2024 年，他因在制度、政治权力与长期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奖项并非因其对现实政治的评论，而是对他数十年来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奠基性贡献的肯定——尤其是他与詹姆斯·罗宾逊共同建立的理论框架：国家的长期命运，根本上取决于权力如何被分配、约束与再生产。
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始终横跨经济史、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制度分析。他反复挑战一种流行但危险的直觉：认为“好政策”“好领导人”足以决定国家走向。在他的理论中，个人意图从来不是核心变量，真正重要的是制度是否具有在统治者动机恶化时，依然能够限制权力集中、维持问责与开放竞争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他对“高效威权”“强人治理”以及“以例外之名扩权”的政治逻辑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阿西莫格鲁最广为人知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并非一本通俗政治畅销书，而是其与罗宾逊数十年学术研究的系统总结。这本书提出的“包容性制度 / 攫取性制度”之分，已经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兴衰的核心分析工具。在这一框架中，民主的失败并不表现为制度的突然崩塌，而更常体现为权力在合法程序与危机叙事中逐步集中，制度外壳仍在，内在运行逻辑却已发生改变。
正是在这一长期研究脉络之下，阿西莫格鲁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那篇题为《我研究了民主如何失败：这是我对特朗普的统一理论》的文章。这并不是一篇情绪化的政治评论，更不是意识形态表态，而是一次罕见的理论“落地”：一位刚刚因研究制度失败而获得诺奖的学者，把他关于权力集中、规范侵蚀与民主衰败的分析框架，完整投射到特朗普这一具体政治现象之上，试图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一个看似成熟、稳固的民主制度内部，“帝王式总统制”是如何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的？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达隆·阿西莫格鲁几乎成为“民主为何会失败”这一问题的代名词。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到他近年的论文与公共写作，他始终坚持一个并不讨喜、却被现实反复验证的判断：民主并不会因为人们不再相信民主而终结，而往往因为权力结构在形式上保留民主、在实质上却被系统性地重新分配。
也正是在这一长期研究的背景下，他在 Bloomberg Businessweek 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我研究了民主如何失败：这是我对特朗普的统一理论》——并不是一篇临时的政治评论，而更像是一次“理论落地”。特朗普并非阿西莫格鲁意义上的历史意外，而是一个高度典型的案例：在一个成熟民主制度内部，行政权如何借助合法程序、危机叙事与规范侵蚀，逐步转化为一种接近“帝王式”的统治形式。
理解这篇文章，首先必须澄清一点：阿西莫格鲁并不是在指控特朗普“独裁”，更不是在进行道德控诉。他关心的问题从来不是“这个人好不好”，而是“制度在什么条件下，会允许这种权力结构出现，并且无法有效自我修复”。
在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理论中，民主的核心并不只是选举，而是一种权力被广泛分散、可被反复制衡、并且难以被个人长期占有的结构。他反复强调，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统治者的意图，而是制度是否能够在统治者“动机恶化”时仍然保持稳定。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恰恰是一个“压力测试”：他不断推动制度边界，检验哪些约束是真实的，哪些只是基于习惯与共识的幻觉。
阿西莫格鲁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统一理论”，正是对这一压力测试结果的总结。他指出，特朗普执政时期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甚至彼此矛盾的行为，其实可以被纳入同一条逻辑链：持续削弱对总统权力的约束，使行政权从“受限的宪法权力”转化为“事实上的个人权力”。
这条路径的第一步，并不是修改宪法，而是系统性地破坏政治规范。
在阿西莫格鲁看来，民主制度的稳定性高度依赖于一整套“非成文规则”：总统是否尊重司法独立、是否避免明显的利益冲突、是否承认独立机构的专业判断、是否在国内动用强制力量时保持极端克制。这些规范并不写在宪法里，但它们在历史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精英共识与公众预期会对越界行为施加沉重代价。
而特朗普的政治策略之一，正是反复、公开地挑战这些规范，并把由此产生的争议转化为政治动员。阿西莫格鲁强调，这并不是“冲动”或“管理失误”，而是一种有明确制度后果的行动方式。因为一旦规范被反复违反却没有带来实质性惩罚，它们就会迅速丧失约束力，退化为“不同阵营的价值偏好”。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并不是被说服，而是被消耗。每一次争议都显得可以被解释，每一次越界都被包装成“特殊情况”，直到人们发现，原本被视为不可想象的行为，已经变成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阿西莫格鲁特别指出，这种规范侵蚀的危险在于：它不需要制度变革，却能深刻改变制度的实际运行方式。
然而，仅仅破坏规范仍然不足以完成权力结构的转变。真正决定性的一步，是让法律与制度本身变得不再能够有效约束行政权。
阿西莫格鲁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近年来美国司法体系的一系列变化，使总统在多个关键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在任期内的刑事责任被极大削弱，全国性司法禁令的适用被限制，总统对独立机构负责人的控制权被显著扩大。这些变化在技术上看似中性，却在结构上共同指向一个结果——行政权越来越难以被及时、全面地制衡。
在阿西莫格鲁的制度语言中，这意味着权力正在从“法定权力”转向“事实权力”。当总统不再需要担心即时的法律后果，他的行为边界就不再由规则决定，而由政治成本与风险评估决定。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就会改变所有政治参与者的预期：官员、法官、企业与地方政府都会开始围绕总统个人重新调整策略。
这也引出了阿西莫格鲁分析中最关键、也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国家机器本身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现代民主国家并不是由总统与国会直接统治的，而是依赖一个庞大的、专业化的行政体系运作。阿西莫格鲁一贯强调，正是这些相对独立的机构，构成了民主国家的“制度韧性”。它们的存在，使得权力难以被个人完全掌控。
而“帝王式总统制”的核心目标之一，正是瓦解这种制度韧性，把行政国家转化为对个人忠诚的工具。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为一些看似“反常”的现象提供了结构性解释：为何关键岗位被交给明显缺乏专业能力的人？为何对机构经验与技术知识表现出系统性的敌意？
在他的分析中，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理性的权力策略。一个缺乏专业资本、完全依赖总统庇护的官员，更难以形成独立判断，也更愿意执行破坏规范的命令。国家能力并没有消失，但它的性质已经发生转变：从以公共目标为导向的制度能力，变成以个人意志为导向的执行能力。
在这一框架下，阿西莫格鲁进一步指出，对外政策也必须被重新理解。关税、制裁、贸易战乃至地缘政治对抗，并不只是外交工具，而是国内权力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领域恰恰是国会长期授权总统拥有高度自由裁量权的领域。当总统可以单方面重塑供应链、惩罚企业或国家时，他在国内的政治权威就会被进一步放大。
阿西莫格鲁在文中甚至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判断：某些看似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对外强硬行动，其核心动机未必在于外交目标，而在于巩固总统在国内的支配地位。这一判断并不是阴谋论，而是对权力结构激励的冷静分析。
如果继续顺着阿西莫格鲁的分析向更深处追问，就会发现这套权力扩张逻辑并非只是制度层面的“技术演化”，而是有着清晰而危险的思想史背景。在这里，一个名字无法回避——卡尔·施米特。在二十世纪德国政治崩溃的背景下，施米特提出过一个极具诱惑力、也极具破坏性的主张：真正的主权者，并不是那个遵循规则行事的人，而是那个在“例外状态”中有权决定规则是否适用的人。在他的理论中，例外并非政治的失误，而恰恰是政治显露其本质的时刻。
这一思想之所以危险，并不在于它公开反对民主，而在于它为权力集中提供了一种看似“现实主义”的辩护路径。当民主程序被描绘为迟缓、妥协、内耗，当社会被不断描述为处于危机、竞争或撕裂之中，强化行政权就会被包装成一种“不得不为”的现代治理选择。例外不再是短暂的中断，而逐渐被理解为常态；权力集中不再是偏离，而被重新定义为效率与秩序的来源。
阿西莫格鲁在文章中之所以特别提醒施米特的幽灵正在回归，正是因为这种思路从来不只属于某一个意识形态阵营。它既可能以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形式出现，也可能在进步主义或技术官僚主义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合法性。左右两派在执政时，都曾以不同理由动过扩张行政权的念头，只是方向与强度有所差异。危险并不在于谁引用了施米特，而在于当政治实践开始默认“例外是常态”这一前提时，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规则逻辑就已经被悄然掏空。
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帝王式总统制”才不再显得反常。它并不是一次对宪法的正面挑战，而是一次对政治理解方式的转换：从“权力必须被规则约束”，转向“规则是否适用取决于权力判断”。而一旦这种转换完成，无论制度名义上多么民主，政治运作都会越来越接近施米特所设想的世界——一个由不断被合理化的例外所支配的世界。
最终，阿西莫格鲁把这一切放回到他长期关注的那个问题上：民主为什么会失败？
他的回答并不浪漫，也不激进——民主失败，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变坏，而是因为制度在面对权力集中时失去了自我防御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文章结尾强调，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特朗普个人的任期，而在于制度一旦被重塑为适合“强人操作”的形态，它就会对所有后来者开放。即便政党轮替、选举继续，一个更强大、更难以制衡的总统职位，已经成为既成事实。
从阿西莫格鲁的视角看，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短期政治危机，而是一次深层的制度转向：从以分权与规范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国，滑向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帝王式总统制”。这种制度并不需要废除选举，也不需要公开否定民主，它只需要不断制造例外，并让社会逐渐习惯例外。
民主的终结，往往并不发生在它被否定的那一天，而发生在它仍然被不断宣誓、不断引用、却已经失去约束力的过程中。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反复警告的，也是这篇文章真正想要我们理解的危险所在。
阿西莫格鲁真正想提醒的，并不是“特朗普危险”，甚至也不是“美国民主危险”，而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现代社会对权力的误解，正在跨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边界，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幻觉。 在中国语境中，这种幻觉常常以“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技术官僚更理性”的形式出现；在美国语境中，它则往往披着“强势领导”“打破僵局”“不被体制绑架”的外衣。看似彼此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前提——把治理能力误认为权力集中，把制度约束误认为效率阻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西莫格鲁的警告具有一种罕见的普遍性。他反复强调，民主失败并不源于某个国家“不够文明”，也不源于某个社会“文化不成熟”，而源于一种在全球蔓延的错误直觉：只要目标正确、技术先进、执行果断，权力就可以被暂时集中，而制度代价可以稍后再谈。 无论这种直觉出现在硅谷的技术精英中，出现在对“高效威权”的赞美里，还是出现在对“强人破局”的期待中，其逻辑结构都是相同的。
但阿西莫格鲁的全部研究恰恰指向相反的结论：权力一旦以“例外”“紧急”“效率”为名被集中，就极少再回到原本的位置；制度一旦为某个看似合理的目标让渡约束，就会为下一个、再下一个目标持续让渡。最终留下的，不是一个更高效的国家，而是一个对个人依附、对规则冷漠、对权力失去免疫力的社会。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讨论的，从来不只是美国的总统制，也不只是特朗普，更不是简单的制度优劣比较。它讨论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一个高度复杂、技术高度发达、危机叙事层出不穷的时代，人类是否还有能力抵抗“把权力交给强者”的诱惑。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无论制度名义上是民主还是非民主，结局都将高度相似。
这正是达隆·阿西莫格鲁那篇文章最冷、也最锋利的地方：它迫使我们承认，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某一种制度的失败，而在于我们在谈论制度时，已经不再真正相信约束权力这件事本身是值得的。而一旦这种信念消失，帝王式政治，就不再是历史的回声，而会成为现代性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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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