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必要性
郭永玉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因为它是一年中很普通的一天。但是，对于我们心理学院来讲，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因为我们迎来了著名学者邓晓芒教授。邓老师到华师来过好多趟，作过多场报告，尤其对于文科院系的同学们来讲，可以说邓老师就不需要介绍了。但是，对于我们心理学专业的同学来讲，可能还要简单介绍一下。邓老师是康德研究的专家，他直接从德文翻译了三大批判，这是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另外，写过影响很大的康德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但是，邓老师又远不止是康德研究专家，因为他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特别是黑格尔，所以，邓老师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
但是，邓老师又远不止是德国古典研究专家，他对整个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西方哲学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而且，我还可以说，邓老师又远不止是西方哲学史的专家。他对东方，特别是中国、中国哲学、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对比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看法。因此，邓老师其实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文化学者。所以，我想，对于邓老师的学术头衔、称谓，最恰当的就是邓老师是个真正的哲学家。这是我对邓老师的认知。邓老师这学期到我们学院来，开一个系列讲座，讲座的主题是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这是他多年来一直很深入研究的领域之一，那么他的思想对于我们心理学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启发价值的。应该说今天是遂了我多年的一个心愿。我是从2000年正式拜邓老师为师，这个心愿到今天实现已经过了八年。这个讲座我们计划是一共十五讲，今天是第一次。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来请邓老师为我们开讲。
邓晓芒教授：
刚才郭永玉老师说的有些过奖了。我搞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但实际上呢，都是停留在还未进一步深入的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有些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在国内中西文化的比较这方面，也有些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引起一些讨论和争议。那么今天开始这个系列讲座，就是关于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是我关注了二十多年的一个话题。我今天打印的这个稿子，是根据1988年的一个初稿。1988年我在第一页上面还写了，就是从2月14号开讲，到今天已经21年了，讲过8次，当然作了很多修改。因为，毕竟二十多年了，有些思想有所改变，有所发展，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历程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思路、观念、框架都还是与那时候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我对中西文化心理比较有一个比较相对固定的看法。那么，今天我主要是想就这样一些想法，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看法，这样一个构架，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是我多年以来研究的一些心得。于丹不是讲“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吗？我也是一种心得。但是，我和于丹不同的是，我还是比较深入到原著以及后面的思想，而且是中西对观，把我所研究的专行——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里面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加以比较。加以比较当然不是要比出个高低，来满足某种自尊心，或者是要打击某种倾向，目的倒不在于这里。而是要把现状做一个比较客观的揭示。当然里面会有一些倾向性，我的基本倾向性还是继承“五四”以来形成的传统。当然对“五四”的传统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传统我都有反思。那么今天所要讲的，我想首先是一个简短的序言，然后呢，开始第一讲。序言呢，就是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必要性（板书）。
我一般不喜欢做图文（PPT）软件稿，我喜欢要么就是空口讲，要么就是做点板书。我觉得图文（PPT）软件稿把人的注意力从语言本身引向了文字和图像，我主要是希望听众能够注意我的语言和表达。中西文化心理比较的必要性其实是不用说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处在一个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是高兴呢，还是失望，你同意还是拒绝，我们现在正在走，所以中西文化的冲突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冲突。一切冲突最后都要归结到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西观念的冲突，乃至中西文化心理的冲突，包括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不光是国际上的冲突，而且是我们国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最主要、最关键的冲突都与这个有关。
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说的我们这个时代。李鸿章说过这样的话，曾国藩、梁启超也说过这样的话，还有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840年以来，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从历史上来看，首先是洋务运动，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洋务运动是中体西用，他们学习西方的，主要是它的“船坚炮利”。那么中体西用，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这条路看来走不通了。于是又有一些反思，主张不是外在的物质文明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要学习西方的制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搞了戊戌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又失败了，制度变革失败了。失败了没办法，就反对晚清统治的革命，导致了清朝垮台。清朝垮台以后还要学西方，这时候，就开始深入到学习西方的观念，从外在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进入了观念层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国民性的反思、国民性的批判。李泽厚讲那时是“启蒙和救亡的双层变奏”。有的人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当时讲启蒙就是为了救亡。在这样一种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的过程中，逐渐地产生了一个启蒙的果实、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被我们看做是“五四”启蒙的结果。如果说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胜利。“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样一种说法，就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启蒙的果实当做救亡的工具。所以李泽厚又讲“救亡压倒启蒙”。救亡压倒启蒙是必然的。因为一开始，你就把启蒙当做是为了救亡。那么，在启蒙中我们发现能够救亡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孙中山也讲联俄联共，因为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最具有号召力，最具有启蒙意义，而且最具有达到救亡效果的一种功能。但是，这样一种把启蒙当做救亡的工具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从苏联，从列宁、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传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当我们把它中国化以后，掩盖了一些国民性的深层次的基因，这个是被我们所普遍忽视了的。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所谓儒家化或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里面包含着国民性的、传统的一些基因。这些基因在开始的时候没有被人注意，我们认为是崭新的，其实是新瓶装旧酒。里面有很多旧的东西，已经有很多人对此作了分析。比如说农民起义的色彩非常浓厚，延安当时演的一个京剧《逼上梁山》，就跟这个梁山起义差不多。
从1949年以后，经过了几十年不断地演变，不断地搞运动，启蒙的那些价值一步步地被清除。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步一步地加紧肃清西方的思想。在我们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里面，这种传统文化的基因，越来越显出它的排外功能，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峰。于是“五四”启蒙已经达到的成果，到“文化大革命”时候可以说丧失殆尽了。当然有的人说还有苏联来的东西，那个根本不是启蒙的东西。苏联的一套体制，一套阶级斗争，我们以为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其实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你想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斗争，哪一个是阶级斗争？根本不是阶级斗争。不管是文化革命的武斗，还是对走资派的斗争，都不是阶级斗争，都是思想斗争。阶级斗争是思想斗争吗？我们讲“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其实根本就不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由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不是由思想决定的，所以我们搞的是思想斗争，而且是人事斗争、权力斗争。所以“五四”已经达到的那些成果，包括近代以来的成果，全部丧失，蒙昧主义达到顶峰。
所以，我们要谈中西文化心理比较，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我总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未来几十年到一百年之内我们摆脱不了的话题。我们沉睡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还没有完全醒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像目前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归结到某一个人，归结到某一个领袖所犯的错误，他为什么犯错误、他的个性怎么样、他的道德水平又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反思都是很肤浅的、层次不高的，当然也是必要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尤其必须要反思到群众文化心理，而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人振臂一呼，群众要能够响应啊。你之所以振臂一呼能够起作用，就是因为你掌握了群众文化心理，才能够起作用。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他掌握了百万红卫兵的心理，不光是红卫兵，包括教育那些红卫兵的老师和家长。他掌握了群众文化心理，才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
那么，我的反思呢？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过，“文化大革命”里面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最主要的特色：一个是痞子文化的特色，一个是纯情文化的特色。痞子文化大家知道，毛泽东早年关于痞子运动就有一个高度的赞扬。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里面，对于农民的那种痞子行为大加赞扬。为什么赞扬？为什么他赞扬了以后很多人都感到痛快？连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旁观者，都觉得他说得对，就因为这种痞子恰好表达了一种纯情。我们今天讲纯情好像是一种很高雅的东西，琼瑶啊、汪国真啊，这些人都是纯情的诗人、纯情的作家。但是他们所表达的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面。纯情之所以纯，实际上就是回到了本来的模样，回到了本心，它没有遮掩、没有虚伪、没有做作。那么，最没有虚伪、最没有做作的呢，就是那种最没有教养的，那就是痞子，痞子是最没有做作的。“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我是大老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都自我标榜：我是大老粗。我家里从来没有人上过学。我家里三代讨饭。这是最红的，叫做“根红苗正”。他们对于党、毛主席是最纯情的，在“文化大革命”里面他们是最痞的，是最能够冲在前面的。出身“红五类”的那些红卫兵，是最能够充当打手的。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兴起来的一个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结构。就是说最纯情的东西就是那种最自然的东西，最自然的东西就是那种最没有受过教育的，最没受过教育的那就是痞子。那么这种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王朔的小说里体现得很多。实际上你不要以为王朔的痞子文学讲的是那些流氓恶棍，他讲的那些痞子都是非常纯情的小痞子，不是真的要害人的那些痞子。他们都是出自纯情，有真情啊。痞子面貌底下有真情的人，都是有真性情的人。所以，王朔也能够写很纯情的小说，像《过把瘾就死》、《空中小姐》啊，都是很纯情的小说。但他也可以写很痞的小说，《千万不要把我当人》就这样一种小说。那么这两种文化——痞子文化、纯情文化，它们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为一种反文化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很有高度的。应该承认，像《红楼梦》里面描绘的——那种奢侈、那种生活的享受、那种细腻、那种高要求，那是高度的文化。但是，这个文化骨子里是反文化的，就是最高的其实还并不是外在的奢侈，而是内心的清高。内心的清高就是要回到本性，回到本性要把这一切都抛弃，要把这种荣华富贵都抛弃。最后贾宝玉出家嘛，抛弃一切人间荣华富贵。所以《红楼梦》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高的层次，同时也表达了最高的层次必然走向灭亡。为什么一治一乱、改朝换代，文化一旦发展到高雅，经过农民起义，马上又跌为蛮痞？这里面有这个文化结构的基因在起作用。所以我认为是一种反文化。
那么，在这个文化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是必须注意的。一个是“天人合一”。天和人是合一的，也就是自然和人的合一。人就是自然的，自然而然的，而自然也是带有人性的，天人合一；再一个是“诚与天道”，这是儒家主张的“诚”，真诚，诚心诚意。诚信与天道，“诚者，天之道也”。你只要诚，你就可以达到天道；第三个是“赤子崇拜”，崇拜赤子之心，我把它称之为赤子崇拜。中国人通常崇拜赤子，不管儒家、道家、佛家，都崇拜赤子，就是刚刚生出来、赤条条、没有经过任何文化的教养、没受过训练，就是一颗本心、一颗真心，这是最高的，赤子崇拜；第四个是“难得糊涂”，当然这个是从禅宗来的，但实际上在老庄那里已有，反智主义；第五个是“无私无我”。无私、天地无私、无我、无为这些观念，体现出来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色。当然其他的文化里也有，但中国文化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自欺，自欺导致伪善，这个是鲁迅特别讲得多的。用瞒和编造出种种逃路来，不愿意正视，自欺和伪善；第六个还有怀古、念旧。总是怀念古代，三皇五帝、大同世界，想回到过去；第七个是权力至上，崇拜权力。中国人特别崇拜权力，因为他没有超越权力之上的任何其他的追求目标。在西方有个宗教，它是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那么中国呢，缺乏这个层次。所以权力就是我的宗教，谁当权，我就喊他万岁。权力至上，那么由权力至上导致的逆来顺受，以众凌寡，欺软怕硬，对上司一副面孔、对下司一副面孔，奴性，这些都来了。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关键词。
那么，所有这些形形色色，能不能归总一下呢？所有这些问题，西方也有，也都可以找到。那么我可以把它归结为缺少两个精神：一个是理性精神，一个是自由精神。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缺乏，导致了中国文化心理的这样一些特色。当然，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也都需要理清：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在后面讲课的时候呢，会专门把这些话题来澄清。因为它有歧义，自由啊、理性啊，这些都带有歧义的。“五四”启蒙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我刚才讲的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一种表现。但是，“五四”的时候提“德先生”和“赛先生”，没有着重从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这个层面上谈。一般来说呢，“德先生”和“赛先生”要有看得见的效果。“德先生”就是民主。西方人体制跟我们不同，他们是民主制，当时的中国是专制；“赛先生”呢？西方人讲科学，科学带来了技术，这是很明显的。当然“五四”跟洋务运动已经不一样了，跟戊戌变法也不一样，他们深入到“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种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已经到了意识形态层面来找根源，来寻找学习的对象。但是，他们只是从抽象的观念层面提出了改造中国文化的使命，还没有真正地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的内部，所以还是比较表面的。虽然是从精神上、观念上来讨论这些问题了，已经意识到我们传统文化心理方面有毛病。不光是制度的毛病，也不是我们技不如人、我们的技术被人打败了，而是我们的整个传统文化心理、国民心理、国民性里面有毛病。但是，还是比较表面的，着眼于外部效果。
这里面唯有鲁迅可以说是个例外。鲁迅已经看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后面还有东西。所以，鲁迅对“德先生”和“赛先生”反倒不是很感兴趣的。他早年还批判过，说民主就是开国会嘛，开国会就是多数压制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大家投个票，那就是多数压制少数，他主张“尊个性而排众数”。所谓科学、科学救国，就是办实业嘛，办实业就是大家发财嘛。他的主张则是“培物质而张灵明”。鲁迅当年在《文化偏执论》里面曾批判过这两种倾向。但他自己也没有拿出更好的东西，他只不过是深入地看透了这样一种时髦，“德先生”也好，“赛先生”也好，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某些人牟私利的一种旗号。而鲁迅所关注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当然就涉及“德先生”和“赛先生”后面的两个东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自由。“德先生”后面其实是自由精神，而“赛先生”后面实际上是理性精神，你光讲科学和民主，你不讲理性和自由，这个层次还不够深，还不够深入。所谓民主，无非就是科学的自由、理性的自由，用理性来规范人的自由，使人的自由达到最大限度。用理性的方式来设计一个社会制度，使得每个人在这个制度底下，都能够充分地发挥这些自由，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自由精神。那么“赛先生”呢？无非就是自由的理性，科学，有科学精神在它后面，那不是科学技术。这一点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观”，很多人理解为就是技术，就是重视科技。“科技”是一个含混的字眼。科学精神实际上是要自由地进行理性的思考，进行科学研究。科学如果没有自由是不行的。科学如果拿来为专制服务，那是不行的。希特勒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希特勒也有科学啊，但是在专制之下，科学发展不起来的。这些科学家纷纷出逃，为专制服务的那些科学家也提不起精神。他歪曲了科学精神的本来的性质。但是，毕竟鲁迅先生他太孤单。他以一人之力，无力对抗整个国民的性格。所以鲁迅一生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支持他，大家都在批判他，都在批评他，包括那些左派知识分子。而且鲁迅本人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国民性的毒。他自己讲：“我自己深中了传统的毒。”他自己也深中了传统的毒，比如说老庄和韩非。他明确提出来中了韩非和老庄的毒，韩非就是法家嘛，就想要用一种急功近利的严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谓国民性的问题、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够那么着急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鲁迅当年认为在他这一代，或者顶多再过一代，就可以解决国民性问题。鲁迅当年太急躁了。再一个老庄，就是太随便。搞得没办法了他就随便，就是“无可无不可”，就失去了他的目标。
那么，我们今天有必要做更深层次的反思。我这里讲的，主要是要通过中西文化心理的比较，来理清西方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真正含义、深层次的含义以及它的全面丰富的含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含义。比如说在知识方面、在道德伦理方面以及在审美方面，甚至在宗教意识方面，如何表现出理性和自由。西方的理性和自由，还经过了宗教意识的这样一种锻炼。西方有宗教意识，而我们中国人非常不屑于谈宗教。基督教信上帝，我们觉得那是蒙昧，那是落后，那跟启蒙是沾不上边的。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呢，基督教在形成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方面其实是功不可没的。我这里要给它做一点翻案。
那么，理清了这样一些含义以后，我们就更容易看到：中国传统恰好是缺乏这两大精神要素，这是我们的真相。看破了这样的真相，我们就可以去寻求救治的办法。当然，这个还是鲁迅提出来的一个使命——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就是改造国民性。那么，在心理学方面，就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来把握不同的心理结构。比如说西方心理学。我们现在的心理学，基本上是西方心理学的构架，大框架是这样引进的。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包括现代当代的很多心理学，他们都是西方人的心理、西方白种人的心理，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跟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不能搬用、不能套用。不管是弗洛伊德也好、格式塔心理学也好，这些东西都不能套用的。你简单地套过来就很可能出错。所以在心理学的学科方面，我们通过这种比较，也可以为我们创立中国特色的国民心理学，打下一点基础。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一讲。
（讲座开设于2008年秋季学期，转载自《中西文化心理比较讲演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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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1vrzymOypxkWD4DpWPTk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