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保守派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他的新欧亚主义思想被认为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普京政府的地缘战略决策。毫无疑问，欧亚主义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文明的突出面相。关于其亚洲属性，很多人会习惯性地追溯到俄罗斯古代史上的“鞑靼桎梏”，即蒙古人入侵给俄罗斯带来了东方专制主义，改变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导致他们既奴性又残忍。作者阅读《战争与和平》《古代与现代俄罗斯简史》《剑桥俄国史》及《东方专制主义》等一系列著作，对冷战以来俄罗斯历史和东方历史叙述中的问题做了一些澄清。当然，在批评魏特夫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西方学界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同情之理解。

“历史的海洋只是表面上看似平静”  

文 ｜ 彭小瑜

（《读书》2026年2期新刊）

三卷本的《剑桥俄国史》中文版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针对该书第一卷（古代历史部分）中一些一笔带过的内容，我感觉需要做一些更加充分的拓展和交代。对俄罗斯古代历史的看法主要形成于十九世纪，很大程度上是俄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阶层回应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冲击的结果，有复杂的思想和文化史背景。此外，一些教材和通史性著作在叙述和讨论时，并没有清楚辨识和评估卡尔·魏特夫在冷战时期以东方专制主义政治见解剪裁俄国历史留下的痕迹，包括将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即所谓的“蒙古桎梏”，生硬说成是俄罗斯社会具有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原因。魏特夫对俄国历史问题的解释提示我们，探索和评价蒙古人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俄罗斯的影响，不仅是俄国史问题，也构成西方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阅读托尔斯泰和卡拉姆津

《战争与和平》一共有四卷。在最后的长篇“尾声”里面，托尔斯泰表达了对欧洲和俄罗斯历史的看法：有时候“历史的海洋只是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在深处始终汹涌翻腾。他写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各国期望借助军事手段向东扩展，他们因此结成了足够强大的军事集团，与东面的军事集团对峙，最终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使用“欺诈、抢劫和屠杀”的手段抵达了莫斯科；这一进程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开始了，而且参加或支持入侵俄罗斯的不仅有拿破仑的法国，还有英国之外的“整个欧洲”，但是拿破仑失败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八〇一至一八二五年在位）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等欧洲君主制国家在一八一五年结成了神圣同盟（“尾声”第一部分第三、四节）。

托尔斯泰在小说的最后，还写到了和娜塔莎结婚的皮埃尔与他的妻舅、曾经的骠骑兵军官尼古拉发生争执。后者思想保守，曾经参加打败拿破仑的战争，跟随亚历山大一世进入过巴黎。他喜欢读历史书，批评皮埃尔参与的十二月党人活动，试图维护沙皇制度和贵族特权，也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农奴制农庄。尽管托尔斯泰没有明说，但尼古拉喜欢阅读的历史书很有可能就是沙皇的御用历史学家、号称“俄国第一位保守主义者”卡拉姆津（一七六六至一八二六）的著作。

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六卷第六至七章里面，作者斥责法国的保守派思想家迈斯特（一七五三至一八二一）为神圣同盟反动势力的思想帮凶，认为他鼓吹人应该顺从封建压迫和接受教会的思想禁锢，同时也批评同样敌视大革命、维护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俄国作家卡拉姆津。迈斯特曾经在圣彼得堡长期担任外交使节（一八〇三至一八一七）。卡拉姆津曾经在法国亲眼目睹大革命风暴，也是在反思革命暴力的过程中趋向于保守主义，趋向于接受传统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与迈斯特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卡拉姆津除了早年写作文学作品，后来明确意识到，他的使命将转变为写作俄国历史，并以此揭示革命与社会动荡的危害，设计以君主制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和政治秩序。他在一八一一年发表了篇幅不大的《古代与现代俄罗斯简史》，从一八一六年起陆续完成和出版了十二卷《俄罗斯国家历史》。卡拉姆津是最早比较系统讨论金帐汗国（钦察汗国）统治对俄罗斯社会和文化有何影响的历史学家。

卡拉姆津究竟如何看待俄国遭受蒙古人压迫这一历史问题，即所谓“蒙古桎梏”？他又是如何看待沙皇的强权统治和俄国落后的农奴制度的？我们需要注意到，卡拉姆津所肯定的俄罗斯政治传统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文化人鼓吹的开明君主制（开明专制），绝非是二十世纪冷战时期西方部分学者强加给俄罗斯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在西方的俄罗斯研究学界，这一界定沙皇制度为开明君主制的立场被普遍看作卡拉姆津政治思想的核心。在《古代与现代俄罗斯简史》里面，他精练地概括说，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七六二至一七九六年在位）统治的特点是引入了启蒙运动的观念，让君主的强权统治温和化，不像彼得大帝那么冷酷，同时又维护了政府的效率。除了推行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以及明智和强硬的外交政策，在卡拉姆津看来，沙皇制度的特征在于中央政府与贵族的合作与紧密团结，所以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力鼓励贵族担任军政官员，允许他们大胆发表意见：“我可以让这一代俄罗斯人沉默，但是人们以后会怎么说？因为恐惧被挤压在内心的想法难道比说出来的话语让我更高兴吗？”卡拉姆津也坦率批评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在法制和道德教化上的严重缺陷，包括在宫廷中说法语的风气。当然，俄罗斯的开明君主制不是近代民主制度，其社会经济基础是最终在一八六一年立法废除的农奴制。卡拉姆津早年写过同情贫困妇女的小说《苦命的丽莎》，认为解放农奴的改革应该是渐进、有准备和谨慎实施的长期过程，仁慈和勤勉的贵族能够很好照看自己领地上的农奴。这段话让我想起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面，娜塔莎的哥哥、罗斯托夫家族的尼古拉，亲自到田野去组织和监督农奴进行生产的故事（Richard Pipes, 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 1966, 131, 162-167）。

二、由卡拉姆津延展到奥斯特洛夫斯基

《古代与现代俄罗斯简史》的古代部分谈到了俄罗斯在遭遇蒙古征服之后的重新崛起。卡拉姆津不仅自豪地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沙皇伊凡四世征服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并开始向东进一步扩张，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他还指出，俄罗斯复兴的原因是莫斯科公国建立了强有力的、能够借重贵族支持的君主制度，“俄罗斯因为明智和强大的君主得到拯救”。他的名言是，“君主是俄罗斯的保护神，俄罗斯的命运依赖健全的君主制度。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大权在握的君主可以贬低贵族，可以忽略贵族制度这个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传统。贵族是由杰出的人组成的”，为沙皇服务，是沙皇最重要的支持者，而君主必须尊重和维护他们的权利，必须知道贵族是君主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按照卡拉姆津的解释，在结束十七世纪早期的“混乱时期”之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借助贵族的支持建立了更加有效的中央和地方统治，也就是所谓的开明君主制。卡拉姆津引用孟德斯鸠的话说：“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孟德斯鸠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君主将成为暴君。”（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 110, 117-120, 200；参见《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五年版，18页）

问题是，俄罗斯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与蒙古人的影响有何关系？卡拉姆津谈到，俄罗斯社会接受过拜占庭和日耳曼文化，也有来自蒙古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习俗，而教会和宫廷的制度主要模仿拜占庭帝国的传统。他在多卷本《俄罗斯国家历史》和其他著述里面曾经提出，蒙古人的征服除了破坏，还促成了俄罗斯人为了抵抗压迫而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度，即后来的沙皇制度，因而是俄罗斯复兴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鞑靼的统治让莫斯科变得强大”。当然他也认为，如果俄罗斯在早年就建立了权力集中和政令统一的君主制国家，所谓“鞑靼桎梏”这一被蒙古人征服和压迫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J. L. Black, Nicholas Karamzin and Russian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1975, 103-111）。

《剑桥俄国史》第一卷的重要作者之一、哈佛大学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出版《莫斯科公国与蒙古人》一书（Donald Ostrowski, Moscovy and the Mongols, 1989），并在其中的第四章专门辨析了沙皇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不同（85—107页）。在这二十三页的篇幅里，奥斯特洛夫斯基借助梳理学术史和思想史脉络系统驳斥了贬低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人民的偏见和成见。他强调说，东方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口号，是部分现代西方学者用来诋毁中国、俄罗斯和苏联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标签。

在政治实践中，奥斯特洛夫斯基注意到，莫斯科大公以及之后的沙皇不仅得到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和各级贵族的支持，也同时受到这两方面势力的牵制，使得他们的统治成为实际上的有限君主制，与中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情况相似。他指出，俄国的贵族还参与国家的立法，一直到十七世纪，沙皇立法时都会申明法令是经过贵族们同意的，而沙皇强权程度在十七世纪后期的加强恰恰是因为受到了来自霍布斯和博絮埃等西方绝对主义王权思想的影响。将东方专制主义施加于俄罗斯历史之上，在他看来，是一种政治偏见和种族歧视的表露，因为莫斯科公国在十五世纪后期之前的政治统治具有地方分权的特点，此时的行政和军事制度多借鉴金帐汗国传统，而且中央政府机构简单，大公主要借助贵族的支持与合作进行统治。在此之后，直到一九一七年，沙皇君主制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力则主要因拜占庭和西方政治思想得到加强。《剑桥俄国史》第一卷和第二卷都将沙皇政府描写为“强权君主政体”（autocracy），而不是“专制主义政府”（despotism）。目前的中文译本对二者不进行区分，将前者也翻译为“专制政体”，应该不符合原文原意和原版作者的意图。

《剑桥俄国史》刻意突出了古代俄罗斯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并没有专门讨论蒙古人入侵和压迫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俄罗斯的影响。为了关照到这一被淡化的问题，第一卷编者莫琳·佩里在导言里面提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前述著作所引发的学界争论。针对《莫斯科公国与蒙古人》一书提出意见的学者，是另一位美国中世纪俄国史专家霍尔珀林。需要强调的是，霍尔珀林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共同立场比他们之间的分歧更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真关注。二者都指出，东方专制主义的定性缺乏科学依据，不过是对俄罗斯和苏联历史的种族主义偏见；不能随意地将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巨大困难、危机和挫折，与“蒙古桎梏”以及十四到十七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发展、俄罗斯的民族性联系起来。

霍尔珀林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过高估计了蒙古元素对俄罗斯历史的影响，认为莫斯科公国在主观上敌视和排斥蒙古文化和制度，实际上仅仅零散借鉴部分实用的蒙古制度，并在必要时废弃之，包括驿站制度、赋税的征收方法、关税机构的建立、税务印章的使用、对蒙古一些战术和军事装备的了解和模仿，以及用卷轴方式保存文件。针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看法，霍尔珀林指出，俄罗斯的贵族会议制度以及军政官僚制度和地方行政制度或者起源于蒙古入侵之前，或者很难被证明起源自蒙古人；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的基础是东正教，蒙古人被看作造成巨大伤害的外来入侵者。“莫斯科公国及其精英借鉴自蒙古人的制度应该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因此还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的自我认知”，即他们是在统治一个东正教的国家，而蒙古人及其宗教则是敌对方和异己方。借用部分蒙古制度有助于莫斯科公国的强盛，譬如财务和税收制度；在长期与蒙古人周旋并最终摆脱蒙古压迫之后，与东方各民族的交往和联系也促成了俄罗斯向东的扩张和征服（Charles J. Halperin,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1985; The Tatar Yoke, 1986; “Muscovit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14th Century,” Kritika 1-2000, 237-257）。

霍尔珀林与奥斯特洛夫斯基都不认为俄罗斯贵族参与政治的传统因为蒙古人的征服而消失，都不认为莫斯科公国因此加强了其专制主义的倾向。霍尔珀林还指出，有些流行的说法将蒙古人的压迫臆想为俄罗斯民族具有奴性的原因，甚至以此来解说二十世纪俄罗斯的文化和政治问题，认为蒙古人遗传给俄罗斯“落后、愚昧、奴性、顺从、欺诈、残忍”的性格。

这种武断的偏见来源复杂，在学术界也能找到其痕迹。譬如在俄国历史学家韦尔纳茨基（一八八七至一九七三）那里。十月革命以后移民国外的韦尔纳茨基长期任教耶鲁大学。《剑桥俄国史》的作者们部分延续了他对俄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俄国古代政治传统包含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三要素，伊凡四世建立的是一个独特的强权君主制度，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得到了地方自治政府的有效配合；而从亚历山大一世开始，诸位沙皇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尽管曲折和不尽完美，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以及更加重视阶层政治平权的地方自治改革都推进了俄罗斯社会的现代化。不过与卡拉姆津的观察点有所不同，韦尔纳茨基认为，金帐汗国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压抑了俄罗斯人的个性，导致他们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将国家权力的地位绝对化，“限制和扭曲了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使得民主制和贵族制要素后来的发展比较艰难，尽管还不至于使之完全失去生命力。而且他还认为，蒙古政治文化对俄罗斯国家的这种负面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延展到解除“鞑靼桎梏”之后的莫斯科公国和沙皇帝国时期（Geroge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1944, 55-56, 65-67, 161; The Mongols and Russia, 1953, 335, 344-345）。

三、重新审视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韦尔纳茨基上述观点与他在流亡期间接受的欧亚主义思想有关：莫斯科公国是金帐汗国的继承人；在地理上和文化上，俄罗斯文明的发展和成长在遭遇蒙古征服和统治之后不再局限于欧洲，也扩展到亚洲。这种强调蒙古元素重要性的倾向出自卡拉姆津，但是用蒙古影响诋毁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代表性作者是卡尔·魏特夫，其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是冷战时期西方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作的目的是对非西方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批评。也就是说，他的意图和结论从来不是科学解读俄罗斯历史。他的展开逻辑简明，有刻意安排的学说史引用，譬如借用或改动了韦尔纳茨基的一些表述，具有大众学术读物的特性，能够吸引冷战时期的很多读者：中古俄罗斯政治发展轨迹不同于西欧诸封建王国，而拜占庭对俄罗斯的影响主要局限于文化层面；蒙古人在十三世纪征服俄罗斯的时候已经熟悉了中国的政治统治和财富聚敛方法，掌握了起源于“水利社会”的东方专制主义体制，将之传授给俄罗斯统治者，因此“鞑靼桎梏”成为俄罗斯专制主义政治最主要的来源，奠定了莫斯科公国以及之后俄罗斯专制国家的基础，并在蒙古人统治结束之后持续发生重大影响——蒙古影响发生缓慢是因为蒙古人对俄罗斯采用了遥控勒索贡赋而非直接占领的统治方式，为俄罗斯和苏联的国家建构埋下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定时炸弹”（Karl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1957/1967, 191-192, 219-225; “Russia and the East: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Slavic Review, 22-1963, 627-643）。

以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为论战借口，魏特夫及其同道对俄罗斯历史和政治的评价其实在宣扬宿命论和种族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认为一些非西方的民族因为其历史传统而受困于东方专制主义这一不可摆脱的陷阱，不得不以压制个人权利为代价来缔造和维护至高的国家权力（G. L. Ulmen, ed.,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1978）。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其一九八九年的前述著作第四章里面就此评论说，有些人认为乌克兰人“爱自由”，而俄罗斯人“具有奴性”，“在我看来，首先，所有的民族都热爱自由。其次，声称俄罗斯人民不热爱自由的说法出自仇俄的情绪，完全没有历史的依据”，是在否定俄罗斯文明欧洲属性的同时将之贬斥为“具有奴性”和专制特性的东方文明。

霍尔珀林完全赞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看法。他曾经说，魏特夫等人将专制主义看作由中国经过蒙古传递到俄罗斯的“疾病”，实际上是在散布一种种族主义的偏见，即“俄罗斯人行为方式的根源在于他们已经不再是欧洲人”，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将俄罗斯人改变为亚洲人，而亚洲人就是野蛮人，他们不道德和不诚实的政治从此再难改变（Charles J. Halperin, The Tatar Yoke, 15-16）。信奉新保守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哈佛俄国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但是在评价卡拉姆津以及十八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政治思想的时候仍然冷静地提出，沙皇制度是在贵族等级制和古老法律传统中运作的，是强有力和突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被卡拉姆津等人认为是保证社会安定的有效手段；其特点是，尽管限制君权的机制偏弱，但是并不是专制主义君主制，而是孟德斯鸠所谓的开明君主制——君权受到法律制约和得到享有特权的世袭贵族的协助（Richard Pipes, “Karamzin’s Concept of Monarchy,” in Essays on Karamzin, ed. J. L. Black, 1975, 105-126）。

由卡拉姆津到韦尔纳茨基，我们观察到广义的欧亚主义，即强调俄罗斯地跨欧亚并兼具欧亚两种文明属性，是俄罗斯历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的倾向。霍尔珀林曾经这样评介韦尔纳茨基生平及其著作：在他看来，欧亚主义的立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需要选择敌视西方以及关闭向西方开放和借鉴的门窗，但是在历史上威胁到东正教俄罗斯生存的外部力量的确不仅是“鞑靼桎梏”，还包括来自西方信奉天主教的“条顿和立陶宛骑士”；为了摆脱“鞑靼桎梏”而组织了强大君主制国家的俄罗斯并没有接受来自蒙古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从来没有变成魏特夫笔下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而是模仿了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根基的拜占庭。当然，韦尔纳茨基的欧亚主义倾向也促成他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向东的帝国主义扩张辩护，将之看作俄罗斯人的历史使命（Halperin, “George Vernadsky, Eurasianism, the Mongols and Russia,” Slavic Review, 41-1982, 477-493）。

针对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问题，不是不可以进行多种角度和基于不同价值观的学术讨论甚至批评。但是捡拾东方专制主义的陈旧思维范式，给俄罗斯历史文化和制度乱贴标签，随意将被蒙古征服和压迫这一历史经历与俄罗斯民族性生硬关联，既不是尊重俄罗斯文明和俄罗斯人民的诚恳态度，也不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Ht_q1Idp-4KwvFZoCHBWQ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