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的概念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自由”这个词，我们常说的，比如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财富自由、知识使我解放、自律使我自由、理性即自由、自由便是做自己的主人等等。
在现代汉语中，“自由”这个词的含义，是从西方借来的，英语中即liberty or freedom。在韦伯字典中，两者均有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free的意思，即一种免于限制的状态，所以在英语中，有时可以互换。但是liberty在韦伯字典中，还有另外一种意思，比如the power of choice和the power to do as one please，即一种意志或者能力的自由选择。
细心者会发现，这两种自由其实是不同的概念：一种是免于外在的限制，一种是实际的去选择什么。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好比说有镣铐在限制你，为你打开镣铐和打开镣铐后你去实际做什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很明显，一个是消极地取消外在限制，一个是一种采取积极的行动。
那么我们要提出20世纪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核心概念了：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be free from，an area within which a man can act unobstructed by others，a realm of unimpeded，the absence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free from interference，coercion, guidance，即一种免于干涉或者限制的外在自由；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即self-realization，self-actualization，personal development，the capacity to act and fulfil themselves, 即一种自我驱动或者自我实现的积极指向，成为他自己主人的自由（being one’s own master）。
伯林也是介于西方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总结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下边简单罗列一下消极自由的概念。
比如在霍布斯那里，自由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
比如在洛克那里，自由是在无须听命于他人而自行决定自己的行动。
比如在孟德斯鸠那里，自由是不被强迫做他不想做的事。
比如在斯密那里，（经济）自由是政府或政治家不进行干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同样的观点）。
比如在休谟那里，自由就是免于专制（政治学中专制指的是权力不受人为的限制，比如法律或者分权的政治结构等）。
比如在伯克那里，自由就是不被约束。
比如在密尔那里，自由是不受他人或者社会的干预。
比如在联邦党人那里，自由的潜在条件，是能够通过有效的分权制衡，限制政府不实施暴政。
比如在托克维尔那里，自由的潜在条件，是通过地方自治和自由结社，防止中央集权和多数人的暴政。
比如在哈耶克那里，自由是不受他人武断意志的强制。
比如奥克肖特那里，自由是国家这种公民联合体（civil association）不对个人强加目的（purpose）。
这些统统都是消极自由的版本，其实这些比较容易理解，都是上边所提的“免于外在限制”，只要没有限制，便是自由。至于应不应该对自由有限制，限制应该在什么边界，还有自由之后的责任，那是另外的问题。
那么这种消极自由本身应不应该有限制呢？各个思想家都认为，这种消极自由当然要有限制：对于密尔来说，自由的限制是不能伤害他人；对于哈耶克来说，自由的限制是不能损害他人，所以哈耶克在提倡自由的同时也要用法治保护个人自由，哈耶克十分强调法治不仅限制个人对他人的侵犯，同时政府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至于法律的来源，哈耶克认为这是自生自发秩序，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特指英国的普通法），但他也并不排斥通过立法来树立法律；伯林也十分强调法律要对自由有限制，比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这是出于基本的安全、幸福、正义、知识、秩序、社会团结及和平的需要，虽然还是限制了自由，但是在整体上增进了自由的总量，也创造了更多的自由的手段：“人们应该限制自由，以确保其他方面的利益、安全、和平或健康；人们应该限制今天的自由，以确保明天会有更大的自由。”
在消极自由这里，至于一个人即便没有限制，而不能去做什么，比如人不能飞，比如一个人缺钱不能买房子，这个是没有能力或者条件或者是前提，与有没有外在限制无关，与自由也无关。也就是说，这些可能是一个人去实现自由或者选择自由的条件、能力或者是前提。伯林强调，这些能力或者是前提条件（他特指知识），并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自由。也就是说，他反对知识带来解放，理性即自由，真理让人自由，甚至是财富自由这种说法，因为不管你有多大能力，多少知识，它们都不一定能消除对行动的限制：
“我对自己、他人或某物的本性的认识，对支配他们和自己的那些规律的认识，让我免于浪费精力或误用精力；它暴露出伪造的要求和借口；它担当该担当的责任，搁置有关无能为力的虚假托词，以及对无辜者的错误指控；但是它无法拓展我的自由范围，令其逾越由那些我永远无法掌控的因素所框定的界限。增长知识可以增长我的理性，知识的无限增长让我变得无比的理性；同时它也可能增强我的力量，让我更自由，但不会让我变得无限自由。”
“如果缺乏前在的自由（及其可能性），我们的自由度不会增加。新知识会提高理性程度，我们掌握的真理会加深我们的理解，增强我们的力量，促进我们内在的和谐，提升我们的智慧和效率，但这一切并非必然增加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知识的增加会告诉我们这一自由的限度，以及增加或减少它的条件。仅仅意识到某些事实与规律是我所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并不能让我改变任何东西；倘若一开始我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知识增加自由这一说。”
也就是说，消极自由只保证人的行为的可能性或者或然性，至于一个人真去干什么或者实现什么，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被侵犯的消极自由是一个问题，但一个人用这些消极自由去做什么是另一个问题，他可以去积极进取，也可以消极堕落。这本来就是两个问题。
这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支配某物的能力，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另一个积极自由的版本有一些相通之处。下边列一些积极自由的思想家的观点。
比如在卢梭那里，自由就是成为自己的主人（self-determination,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nd fashion one’s own destiny），或者服从“不会错误且符合每个人意志”的公意（general will）。
比如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是做符合理智的事情。也就是说，对于卢梭和斯宾诺莎而言，自由便是遵循理智去做自己的主人或者是正确的事情。
比如在黑格尔那里，自由是通过国家及其机构体现出来的理念的认识，获得了这种认识，便获得了自由，是自我意识在国家中的实体性的自由，是对国家这种必然性的遵循。
比如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对历史和阶级的必然性规律的遵循，这种必然规律只能通过理性思考得出；自由是他自己的发展潜力（development of human potential for its own sake），比如他说人应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他才有资本主义使人“异化（alienation）”这个概念，因为资本主义使人被禁锢在被剥削的劳动之中，所以共产主义意味着对人类的解放。
比如在费希特这里，自由是在德意志国家中实现超级自我。
比如在T.H.格林那里，自由是自我掌控、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
比如在杜威那里，自由是他的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有所贡献。
这些统统都是积极自由的版本，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所谓的积极自由，就是去实现什么更高级，或者更理性，或者更完善的自我。
伯林承认自己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这种分类的灵感，是来自于18世纪法国思想家贡斯当的分类：
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对他们每个人而言（指贡斯当同时期的人），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者若干人的专断一直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
也就是说，对于现代人而言，必须要划出一条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确定的边界，个人才能私人这个范围内拥有消极自由，伯林和哈耶克都十分强调这一点。
伯林认为：“在现代世界，我们都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有一条界线；无论私人生活的范围多么狭小，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不妨碍别人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没有危害社会秩序。”
但是如果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并不清晰，个人的消极自由或者是权利很容易被他人或者政治权力侵犯。至于你在这个私人领域里做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不影响他人就好，或者影响他人要经过他人的同意或者默认。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政治实践中，恰恰缺少这种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和实践。中国古代不区分国与家，家国不分，家国同构，这样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分，政治、法律和道德不分，政治权力和家长权力不分。皇帝是国家的家长，家长是家中的皇帝，彼此都在侵占原本属于对方的领域。这样一种状态中，不仅为皇权专制提供了制度的土壤，也给父母专制留下了文化的空间：中国古代的父母可以对子女的生命财产进行生杀予夺（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偶尔会有，而且不会受到处罚，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也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而这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以的。
可以说，因为保护不了私人领域或者是个人权利，中国古代的专制就是从公和私不分这里长出来的；而且家庭是政治社会化的第一场所，这种家庭模式也有利于塑造有利于专制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人格，进而让皇权政治更稳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总是起义造反，却一直走不出皇权专制怪圈的原因之一。
西方中世纪也是类似的，在封建制下，政治权力和权利的产生主要是靠家族的血缘继承产生的，其次也是靠和国王或贵族领主的私人关系的分封。在这样的环境下，权利和权力都是一种私人间产生的东西，却用于公共事务。所以梅因才说，从古代到现代的进步运动，是“从身份到契约”，是从家族血缘继承或者私人契约分封的特权，走向普遍化、个人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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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