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伦·施铁民

翻译：康建雄     校译：王诚

转自：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

　　1906年，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在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提出后的一个世纪里，有无数的社会科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中以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最为有名，李氏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试图解释其"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然而，始终没有人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部分是由于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人们一般都承认有几个因素在同时起作用，但不清楚其中哪个因素最重要，或者说哪些因素的组合构成了最合理的解释。

　　在《美国与欧洲的反贫：天壤之别》这本书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和爱德华·L·格莱泽（Edward Glaeser）把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应用于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一般来说欧洲国家的福利明显比美国优越？

　　讨论伊始，他们先简要回顾了一些相关的事实。美国的政府开支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欧洲大陆国家总体上都在45%上下，部分国家如瑞典甚至高于50%。这种数字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施行更加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些计划按净值来看，会使收入从富人转移到穷人。

经济因素（非因素）

　　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艾莱斯那和格莱泽也认为，有多种原因造成了欧美之间的这种差异。但多少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发现，经济学家们原本认为能加大财富再分配力度的那些因素并不具有很大的解释力。例如，我们可能会推测，为了减小贫富差距，税前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越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然而，不管从哪种尺度衡量，美国的税前收入差距都比欧洲大陆国家要大。如果这种推理正确，美国的收入再分配力度会更大，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正相反。

　　类似的理由还有，收入再分配需求可由社会流动性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构成中那些终其一生可在收入分配阶梯上往上爬的人越少，这个国家就越有必要在经济方面积极干预。

　　从经验上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美国中产阶级向上的流动性比欧洲大。但你若观察社会中最贫困的成员，情况却完全不同。欧洲贫困人口逐渐改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超过美国的穷人。所以，艾莱斯那和格莱泽逐渐确信"欧美之间存在的差异并非由于美国存在更大的流动性"。

　　还有一个经济学解释，或许能解释欧洲收入再分配程度较高的原因，那就是税务系统的相对效率。如果欧洲税收过程中造成的社会损失较少，那么建设福利社会的成本就会较低。但艾莱斯那和格莱泽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问题否决了这个理由："难道意大利税务官员的效率真的比美国国税局官员的效率高如此之多吗？"

　　最后，本书两位作者认为经济稳定性可能是一个原因。福利制度常被视为保护人民免受经济突变的冲击，因此频繁发生剧烈经济动荡的国家似乎应该有更好的福利制度，然而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变动比欧洲更为剧烈，但我们却看到美国的福利制度远不如欧洲慷慨，所以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

政治因素

　　"从纯'经济的'角度探求这个问题的解释，让我们几乎落了个两手空空，"艾莱斯那和格莱泽总结道。接下来，他们转向"政治的"解释——那些"强调国家、政治舞台和政治制度"的因素--在这里，他们的收获多了一些。

　　起初，这不像是能出多少研究成果的领域。毕竟，艾莱斯那和格莱泽所研究的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既然如此，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怎么可能解释它们之间福利制度规模的差异呢？

　　答案就在于大部分欧洲民主国家执行公共政策的方式与美国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施行比例代表制，这使得边缘党派——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得以进入政体并与更居主流的中左政党结成联盟。一旦这些联盟执政，边缘政党就可影响泛左翼联盟的政纲，推动其接受更激进的政策，使得收入再分配力度加大。

　　相比之下，正如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其1957年那本开创性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中所阐释的，美国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驱使候选人向中间选民靠拢。这一制度使第三党候选人很难赢得公职选举，而且使得两大党内部意识形态比较极端的候选人也很难掌权。

　　考察一下美国众议院就能看出这一点，435名议员中有434名都分属于两大政党，佛蒙特州的独立人士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是唯一的例外。不过，这还是没有揭示问题实质：是什么促使欧洲大陆采纳了各种比例代表制？毕竟，这些制度相对来说都很新，大都是在20世纪开始实施的。艾莱斯那和格莱泽对此提供了两个解释。

　　首先，20世纪初，在欧洲大陆最小的国家（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和人口高度集中于个别城市的国家（芬兰和瑞典），工人罢工导致经济萧条，由于罢工造成严重后果，工人运动得以有力地推进了选举改革；其次，欧洲大陆许多较大的国家（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一战之后经济政治陷入混乱，从而实行了比例代表制。这样，虽然美国比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都要"年轻"，其政治制度却比它们更传统、更稳定。或许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就让激进的变革难以达成。

种族和意识形态因素

　　艾莱斯那和格莱泽认为种族问题也有助于解释美国和欧洲国家福利制度的不同。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程度高于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而且美国的贫穷人口高度集中在一些少数族群内。"结果就是，让一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认为穷人是'异类'（此处把'异类'替代为'黑人'），比让一个瑞典的白人中产阶级这么认为，要容易得多，"艾莱斯那和格莱泽如此写道。他们总结说："种族隔离和种族偏袒阻碍了收入再分配。"

　　这个理由总体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s）极大地扩张了美国的福利制度，这又该如何解释？当然，这些计划是在民权运动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的。

　　诚然，由于对这些计划的普遍反对，以及对于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的反对，很大程度上使民主党失去了南方的支持，从而阻碍了福利制度的进一步扩张。但是，如果种族因素如艾莱斯那和格莱泽所说得那么重要的话，那么有两项政策--医疗补助计划和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成立）——起初是如何通过的，就很难解释清楚，它们都是超比例照顾少数族群的。作者也不太可能对意识形态给予足够重视，这可以理解，因为意识形态难以度量。

　　但意识形态必定是解释美国建国者们何以如此建立政治体制的重要因素。即使我们和艾莱斯那、格莱泽一样，承认建国者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才通过了一个宪法，给政府加上了相对严苛的限制，但意识形态依然是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在大萧条期间这种政治制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新政固然大大扩张了政府的作用，但美国的根本政治结构即便是在极度危急的时候也岿然不动。

结语

　　在本书的开始，艾莱斯那和格莱泽告诉读者，他们的"兴趣在于对福利制度成因的解释，而不在其成本和收益"。总而言之，他们对这个争论颇久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而有价值的回答。我们希望他们现在能将其令人敬服的分析能力转向解答他们过去回避了的问题：这些迥然不同的福利制度对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经济福利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必将引出本书另一本优秀的姊妹篇。

【原文: America the Unusual by Aaron Steelman, Region Focu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Issue Spring 2005, pp. 42-43。艾伦·施铁民是美联储研究部的理事。】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T8_cf1JBHY2JrPJdE3DFg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