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终身倡导的核心理念——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人道主义——其实都是经过启蒙理性反复辨析和认证过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

当代中国，出现了人文学术生产日益繁荣而人文精神日渐淡寡的奇特景观。相当多的文科学者殚精竭虑，只为适应繁重量化的学术生态，而对国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前途缺乏真诚的关怀，也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缺乏深刻的追索。在一种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预测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学术氛围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3页），我们尤其怀念将全副身心都用来创造人文学术和释证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

王元化的思想中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他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对公众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因为，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及其历史文化逻辑作出了最深刻和最有学术分量的反思。从表层的政治法术（如韩非思想）到深层的制度逻辑（如社会契约论），从五四时期的流行观念到新旧文化之争背后的思维模式，从情感的偏执到理性的傲慢，王元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贡献出深刻的洞见，最后几年，还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技术千禧年主义和人类文明的前途，流露出深深的忧思。由于反思之真和认识之深，王元化的思想在大批历史亲历者的心中激起了持久的回响。由于与世界范围内的反思浪潮产生波频共振，王元化的工作还赢得了大批海外学者的敬重。林毓生说：“先生以至诚之心，中直之性，天纵之智，于我民族发展之正道，殚思竭虑，取精用宏，卓见睿识，士林共仰。”（《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即精准地道出了王元化在学界享有的崇高地位及其根本原因。反观当代，今天的人文学者们虽然在各个领域表现出令人惊叹的专业性，却因为缺乏历史的“具身性”和深挚的公共情怀，而令人悲哀地沦为知识泡沫的生产者和王元化早在1982年就曾警告过的“分工的奴隶”（《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

王元化的思想中表现出对“人”的价值的深刻追寻。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如何护佑人性，怎样提振生命，始终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他的著作中，出现一系列以“人”为关键词的论文标题，比如，《将人提高》《将人提高一解》和《人性札记》，等等。对人欲和人性的深刻理解，是其毕生著述的“人学”根基。在人欲和人性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两线作战：一方面，反对任何制度、观念和文化习俗对人欲和人性的压抑，坚决捍卫人性的尊严（比如，反复宣称“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坚决主张人性的自我解放（比如，多次肯定龚自珍“要求个性解放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反对人欲的自我放纵和人性的自甘堕落。他深知人性的弱点（比如，承认人有“自为心”甚至“恶劣情欲”，见《思辨录》第78页），但对人性的光明面和人的自我救赎的能力从未失去信心，始终倡导人性原则的发现与醒觉，认为即便“在非人的境遇中”，也应该有“合乎人性的善良”和“合乎人性的成长”（《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他创造了一个追问和弘扬“人”的意义的“自我繁荣”的思想体系，并与“文学即人学”等口号声气相通，成为那个时代人文精神最有力的鼓吹者。反观当代一些人文学术研究，要么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要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令人痛心地快要丧失“人文”二字的本根。

王元化的思想中还表现出极为强烈的“追光性”。这种特性非常典型地表现在他的眼神中。钱谷融先生曾经说过：“眼睛有关于神明，要认识、了解一个人，最好是看他的眼睛。”（《王元化集》卷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但凡见过王元化的人，都忘不了他那锐利无比的目光。夏中义教授认为王元化的瞳仁深处“有炽热的炭晶在闪烁”（《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胡晓明师觉得王先生睁大双眼的时候，“里面快要喷出火来！”（《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我认为那火光来自对光明的强烈追求。王元化早期文集《向着真实》中，有篇文章的标题就叫《用光明暴露黑暗》，还有一篇文章题为《“要有光！”》。他信奉罗曼·罗兰的名言：“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光”，是一种关于真理的隐喻。为了追求真理之光，王元化一生都在努力辨析自先秦以来的中国思想的光明因子和黑暗成分，也一直在追溯和考辨西方思想的源流得失。他认为真理之光存在于一切伟大心灵和历史时空之中，但他最得力的思想资源是经过“五四”和十九世纪西方文学转运而来的启蒙精神（他曾公开宣称：“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见《王元化集》卷六，第375页）。启蒙，本身也是一个关于“光”的思想隐喻，正如刘北成教授所说的那样：“光或光明代表智慧、开明、理性、自由，最重要的是代表了批判思维，与之相对的黑暗则意味着愚昧、守旧、盲从、专制和宗教偏执。”（《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译者序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王元化终身倡导的核心理念——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人道主义——其实都是经过启蒙理性反复辨析和认证过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他所敬重的伟大心灵（如鲁迅、尼采、罗曼·罗兰、贝多芬、车尔尼雪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没有一位不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子嗣。钱谷融曾经敏锐地感觉到王元化的眼神与尼采、茨威格、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有某种相似的地方”（《王元化集》卷十，第105-106页）。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瞳孔都曾被同一类型的思想光源所照亮，钱先生自己何尝不是这样？那个时代，一流学者的目光都是炯炯有神的。可是，在当代很多人文学者那里，恐怕很难找到类似的目光了。

王元化拥有强大的理性精神和自我修正的能力，对于通往真理的路途有深刻的认知。他认为理性是抵达真理的主要途径，曾经宣称自己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其要义是“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王元化集》卷六，第259、260页）。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经由黑格尔哲学的传递，启蒙理性和批判精神成为王元化自我疗愈的精神良药，也成为他日后不断自我启蒙和启蒙他者的思想工具。更重要的是，后来他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理性本身也必须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否则，就会出现理性的自我扭曲和自我膨胀。他认为一方面必须继承“启蒙任务”，因为唯有坚持启蒙，才能走向真理，另一方面，又必须克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前引书，第365页）。他推崇的是一种自我克制和自我检省的理性，并且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将其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直到2005年，他还告诫国人：“真正要做一个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前引书，第453页）可以说，王元化为中国人文学术铺设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阳光大道。然而，正如老子所言“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当代学界，理解并崇尚这种自律甚严的理性精神的学者并不多见。

王元化的思想中还表现出一种比理性更深刻的“执著虔敬诚实的热忱”（前引书，第379页），即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追求正义、热爱生活和关爱他者的生命激情。他崇尚理性，但又深知创造力的根源是情感而非理性，曾经指出：“感情是激发创造的动力，也往往成为导向理解的媒介。因为只有对某一对象发生血肉相关的感情，才更容易引起去理解这一对象的愿望，才更容易激发去理解这一对象的能力。”（《思辨录》，第52页）他的思想之所以富有创造力和穿透力，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身上有一种饱经人道主义浸染过的生命热情。对于他者、国族和全人类的苦难，他无一例外地抱有深刻的同情。强者的压迫不曾让他屈服，而弱者的苦难却总能牵动他敏感的神经。这一点在早期小说《舅爷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篇作品令人感动地刻画出一位被侮辱的弱者所展示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也透露出青年王元化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中国思想家（比如孔子、熊十力）那里吸纳的仁爱精神和从西方思想家（比如罗曼·罗兰）那里吸纳的人道主义，是王元化生命中最令人动容的情愫。他为弱者和国族的苦难，战斗了一辈子。作为一位永不屈服的“思想圣斗士”，他甚至愿意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为那个和自己信仰相反的亡灵去祈祷去祝福”（《王元化集》卷六，第372页）。可以说，王元化的一生，鲜活地证实了“罗曼·罗兰句式”的有效性：没有伟大的情感，就没有伟大的品格，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思想和艺术。

最后，我还想指出一点：王元化身上的悲悯心肠和人道情怀，源于他与这个世界的良性互动。他的一生其实饱经创伤，但他宁愿选择爱而放弃恨，宁可一辈子燃烧自己，以回报他从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体验到的人间温情。正是那些温情脉脉的细节（比如，林淡秋在“孤岛”时期对他的盛情款待，郭绍虞在审查年代送给他的亲笔条幅，熊十力在澡盆中与他的坦诚相对，等等），使王元化意识到人文主义的知识不仅是一种需要“道成肉身”的知识，还必须通过富有“具身性”的人际交往，才能在心灵和代际之间进行有效的传递。刚才，从各位前辈（即王先生的弟子辈）的发言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从王先生那里传下来的“心火相传”的情意，就像庄子所说的那样：“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但是，火光不灭的前提是必须有人能及时补上容易点燃的木柴。在美好的代际传承和人际互动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我们这一代能不能把王先生的思想火光传递下去，实在是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王元化先生诞辰105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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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