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侦察兵和前线指挥员谷牧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流行的说法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当然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写《邓小平时代》的哈佛教授傅高义就说，邓小平是“总批准师”。他没有贬低邓小平的意思，他是说，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没有设计师。
事实上，总批准师也要有极大的智慧。
除了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立下大功的，还有不少人，其中就有谷牧。
我觉得，谷牧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作用，被低估了。
说他是改革开放的侦察兵，确有其事。
从1978年的5月2日到6月6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派，带着一个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代表团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巧合的是，5月11日，“真理标准大讨论”一文见诸报端。第二天，谷牧带队出发到了法国。
实际上，早在1905年到1906年，虽然是清朝末期，但清廷也想变革，派出豪华代表团出使欧美日各国，考察政治制度。当然，朝廷也是在压力之下。1904年至1905年，各地督抚纷纷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变法新政。如1904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创始者之一，清代末年的状元张謇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就新政之事上疏朝廷。1904年7月，他又致信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他能出面主持新政大局。1905年7月2日，袁世凯与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奏请慈禧，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获清廷首肯。
历史走了一个螺旋，中国要改革，总是从派大员出访开始。
谷牧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他们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见了。
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
从丹麦去联邦德国，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谷牧印象最深的，是刚到联邦德国时，看了一部介绍战后重建的纪录片。
二战结束初期，联邦德国一片废墟，不少城市在战火中被摧毁，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平民百姓。但联邦德国政府战后大力发展新兴工业，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短短十几年实现了现代化。
这部纪录片震惊了代表团的成员。
谷牧看到了，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现在很难想象，用一个多月时间出国是个啥情况，出访一个国家限制时间是五天。但是，那时候确实需要，因为要开放，要改革，要融入世界，但是世界是什么样的，很多领导不知道。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副总理谷牧居然也是第一次出国，对他震撼极大。以前都是在书本上或者是别人的口中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么样，这次他们有了切身的感受。
回国后，邓小平约他谈话，详细了解了考察情况，并就实行开放政策提了三点主要意见：一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抓紧时间。
有了邓小平的意见，谷牧心里有底了，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他直言：“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他建议要给有条件的地方“放权”“搞活”，这其实就与经济特区的早期设想不谋而合。
谷牧还给党中央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汇报会从下午三点半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因为是“自己人”在海外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所以中央领导听得很仔细，也受到了震撼。
很多老同志在会上表了态，那时的叶帅一言九鼎，他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
聂帅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聂荣臻元帅觉得意犹未尽，会后不久请谷牧到家中，想详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一进门，谷牧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聂帅就摆手说：“不用拿了！谷牧，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了！你看，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铅笔，做了好多记号、眉批。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可是我80多岁了，走不动了。现在借你的眼睛，逐个给我介绍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他们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聂帅还留谷牧在家吃晚饭。
把谷牧带队的这个代表团，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尖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和世界隔绝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的重要领导也包括思想比较开明的领导，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外的情况。这次谷牧带队出访，就是起到了侦察兵的作用，对于中国领导层真正了解世界，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下决心彻底打开国门，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当然，只是侦察兵汇报情况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主事人要下决心，而且是头脑清醒地下决心。
考察和讨论的成果，最终促成了中央推行对外开放的决心。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不久，谷牧还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胆建议”：可不可以找一些西方有关人员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
主事人邓小平认为很好，中央听了谷牧的汇报也认为很好。于是，在确定派员考察日本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工作也随即悄悄展开。
1979年，谷牧到日本进行日元贷款交涉之前，也从侧面对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人选进行了考察和摸底。后来，经过细致考察、筛选，三位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国务院顾问的名单，这三个人是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
1979年1月末，利用春节假期，中国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来北京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大来和向坂讲的题目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请日本专家、德国专家这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共和国的第一次。请西方国家专家当我们政府的经济顾问，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在谷牧的召集下，各部委管经济的领导，汇集在钓鱼台听大来和向坂的报告。这是第一线高层领导第一次系统地听取西方国家权威人士讲述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它对于开阔眼界，特别是转变思想理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有的同志评价说，“这堂启蒙课”对我们后来的经济改革有很大启发。
那时候，真的是像小学生一样聆听，而不是像后来请了世界知名的大专家，结果是他们听。
除了侦察兵这个角色，谷牧还是前线指挥员，也有把他说成是操盘手的。为了稳妥，我在这两个名词后面都加上之一。
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在谷牧的大力推动下颁布施行的，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从此开始。一开始全国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等小项目，投资金额才810万美元。这是外商的试探。
比如说，改革开放的第一笔外资贷款，就是谷牧从日本引进的。
当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说，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
这时候，谷牧得到了一个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极低、搁置时限长、本息偿还期长，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开口。1979年9月，谷牧访问日本，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那次访日，谷牧促成了为数500亿日元的中日第一笔贷款协议，年利率3%，还款期30年，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禁区。
当时很多人是不理解的，包括谷牧的母亲。因为1941年谷牧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战斗时，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所以谷牧的妈妈后来在电视里看到儿子和日本人签约，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
但是，谷牧后来与6任日本首相都成了朋友，日本首相也接受谷牧。
谷牧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是老朋友。去新加坡访问时，他送给李光耀一方镌刻着一章《论语》的鲁砚。李光耀风趣地说：中国有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加坡没那么大，一章就够了。后来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受谷牧邀请当了中国经济顾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脑”。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成功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改革，一个是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但是，不是人人都同意。有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
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谷牧和这位大理论权威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谷牧写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看了后很支持。但那位大理论家却说，转发这个报告可以，但要附上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名称叫‘上海租界的由来’。谷牧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个报告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怎么能附你那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材料呢？他站起来说：上海租界的产生，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而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如果上海道台不听话，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但因为阻力，谷牧的这个报告还是没有转发出去。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线指挥员，谷牧像当年打仗一样，指挥了很多战役例如深圳特区。
有一度，深圳出现了过度依赖基础建设、过度依赖政策优势、消费资金增长过快、产品出口创汇缓慢等突出问题。由于问题比较严重，以至于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较为浓重的“特区失败”论调，有人甚至公开提出，经济特区是国家的包袱，要背到何时。
此时，经济特区该怎么走下去，是继续靠“铺摊子、赚差价、要政策”来发展，还是走出一条立足于自身奋斗的新路子呢？这无疑成为特区下一步发展的破题之处。
1985年2月，谷牧出面组织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上，他深入分析了深圳特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深圳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一定要做好产业调整和转型，必须“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按照中央要求，真正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在这里，谷牧担心引起海外媒体注意，让他们产生过度联想，没有明确提出深圳发展的路径要进行调整和转型，而是巧妙地用了“爬坡”一词来表达这层意思。此后几年中，谷牧多次利用“爬坡”理论来督促和推动特区的各项工作。其实，爬坡就是示弱，也符合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
宁波港的建设也是一例。
1985年，谷牧担任了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组长，“督战”宁波开发。其实，他在文革后刚刚恢复工作，就受周恩来指令，参与了宁波港建设。1973年2月，周恩来总理提出“三年改变我国港口面貌”的号召，并成立了国务院港口建设领导小组，谷牧是这个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同年7月，谷牧再次到宁波，目的正是到宁波考察海港选址。
1985年以后的3年间，他主持召开了6次会议，其间宁波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制订和实施的。
关键时刻，谷牧要求不在市区宾馆住宿，而是在开发区搭建的小平房里住。白天，市委书记市长赶到开发区建设现场向谷牧汇报工作，晚上临睡前，谷牧喜欢喝点白酒。当地领导要为他准备一点下酒的菜，他坚决不同意，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小匣子，里面装着花生米，说，这个东西最好。
此后，宁波先后建造了当时我国最大的20万吨级铁矿码头、25万吨级原油码头，第五、六代国际集装箱专用码头等35个特大型深水泊位群，创下了我国建港史的“宁波速度”。
除了宏观决策，谷牧也直接过问具体项目。包玉刚的胞弟包玉星为了改善宁波的海上交通，很早就提出引进高速气垫船、成立花港公司。包玉星从挪威引进的高速气垫船“甬兴”轮，往返于宁波和上海之间，试航的时候谷牧亲自登船出海。但有关部门对此有顾虑没有批，有人甚至说：“如果有人说我们是卖国主义，谁负责？”谷牧拍了桌子道：“听我的，还是听你的？”花港公司最终获得特批。
侦察兵当了指挥员，情况明，决心大，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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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