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应邀来参加《吴敬琏集》发布会。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吴老师的时候大概是1985年初，那时候他从耶鲁做访问学者后回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久，我刚从西北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两个机关在同一个工字楼办公，吃饭在同一个食堂。他一回来，就成为大家饭桌上议论的话题，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后来跟他学习的机会就多了，特别是过去十几年，无论他和江平老师共同发起的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还是他和茅于轼老师一块发起的乐平基金会，我都是参与者之一。在过去40多年里，我从吴老师著作当中、论文当中学到好多东西，收获非常大。

我的一个感觉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至少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变化如此紧密相关，而且他对这个国家的变革政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吴敬琏老师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极少数中的一个。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无论是微观改革，还是宏观调控，大家都想听听吴敬琏老师的声音。到今天他已经95岁高龄，仍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声，我们也都希望今后继续听到他的声音。

为什么过去能有这样一位学者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过去，特别1980年代、1990年代，政治家对学术观点非常重视，每一次重大改革决策都会有广泛的讨论。最初好多是由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其他学者提出的观点，最后就可能变成政策。有时候政治家主动邀请一些学者，特别像吴敬琏老师，包括还有在座的张卓元老师，他们在好多重要文件起草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上层文件里，学术语言还是相对比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学者参与其中。

第二个原因是吴老师自己的学术功底和学习能力。我在接触中发现，吴老师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从来不是思想封闭的、只拿着一套东西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在不断地吸收新的思想。他最早受的影响来自东欧经济学家，特别像布鲁斯、奥塔·锡克 (Ota Šik)，还有科尔奈等思想家。后来他去耶鲁去访问一年多，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以和国内的好多老一代经济学家不一样，主流经济学对他的影响比较大，这从他论文和著作的语言系统也可以看出来。

同时，吴敬琏老师对年轻人的观点也特别重视。他后来特别强调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强调法治，他自己讲就是受到钱颖一教授的影响。他总是不断地吸收有价值的思想，这样才有了和江平老师一起成立的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经济与法律两方面的结合，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推动未来的改革。因为他认识到，纯粹的经济学抛开社会制度背景来谈一些数量关系，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晚年特别强调法治，甚至包括一些新的法学分支理论。

在很长时间里，吴敬琏老师特别强调寻租理论，指出寻租活动给国家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后来他也强调权贵资本主义（尽管我本人并不同意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因为容易污名化资本主义），包括他在刚才视频里边强调的今年诺贝尔奖得主莫基尔的思想，他总结的三点特别到位。莫基尔的思想著作我几乎都看过，我自己书里也有涉及，但是我觉得吴老师总结的三点特别到位。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学者，吴敬琏老师能够持续地与这个时代的脉搏跳动连在一块，对每一代人的思想发生影响力。这确实需要不断的学习，吴老师是我们好多年轻一代的榜样。应该承认，后人也不可能企及他，因为那个时代确确实实也有其特殊性。但是我想，吴敬琏老师不固步自封，永远抱着开放的心态，吸纳所有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其实在40年的改革过程中，我跟吴老师有些观点也是很不一样的，并不是说他的观点都同意。我觉得，吴老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市场希望做的事方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我更强调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演化的过程，而不是精心设计的产物。我1984年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一个演化思路。所以，在早年对整体宏观改革的设计思路上，我就跟吴老师有很大的不同。还有早年对乡镇企业的看法，对承包制的看法，我们之间也有不同。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我想最后说一点，吴老师的思想发展过程证明了思想的力量，理念的力量。有没有像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会很不一样。这跟经济学一般假设又是矛盾的。经济学家强调利益的力量，实际上人类真正的进步就来自思想的力量，而且思想就是少数人提出来的。所以历史其实是关键的少数人创造的。

《吴敬琏集》现在出版了6卷本，以后可能还有，从对国家的影响、从国人真正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来讲，这六本是最重要的。张卓元老师刚才讲最核心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思想和它改造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想这些仍然值得去继续关注。我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也能够看这些东西，不仅是研究历史，不研究历史而关心现实的人更应该看一下，因为这些思想对今天仍然非常重要。

本文是作者2025年11月24日在“吴敬琏集新书发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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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