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宪代表、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能拥有学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
政治如此重要，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政治现代化更是如此，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当今世界，联合国会员国有近200个，但被公认实现了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却不到40个。我们不禁疑问，政治现代化的实现为何如此艰难？
为理解这一问题，先知书店“现代化”研学第二期邀请到了清华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剑涛老师，请他讲授政治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以下是他的见解。
一、现代化：只能以政治现代化先行
政治现代化首先表现在国家基本结构的现代化上。
现代化三大标准：在政治上限制权力，在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在文化上主张文化多元主义。这是对现代化最粗线条的勾勒，却也是最根本的描述。对此学界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对三大标准的内在关系却充满着分歧。
三大标准，应该以谁为先？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若要追赶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发展经济，待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再开始民主化改革，最终完成以民主化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这种观点被称为“经济领先”的现代化模式。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思想优先，主张用文化和观念的现代化推进整体现代化进程。这是自五四以来，很多学者所持有的思想，被称为“思想文化决定论”。
但其实，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思想文化决定论，都是倒转了现代化的顺序，路不太通。现代化只能先从政治现代化来走，走向“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
经济决定论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在政治上对权力的约束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自由市场即无法保障。只有个人不必为自己的财产安全而担忧，才能真正长期地为市场经济开辟空间。
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说，如果把传统文化用于个人修身养性，这是绝对可以的；但如果把它应用于解决公共问题，早在1840年即已宣告失败。
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乌托邦，总要勾勒出一个自己的理想图案。例如李泽厚这一代学人，他们把“启蒙”和“救亡”放在一起，说“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中国现代化失败了。因为这是把知识分子的作用提升到了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之上，显然存在一定问题。
思想有没有力量？当然有。第一，它是韧性的力量，是打不死的“程咬金”；第二，它是软性的力量，与诸如军队、警察等硬性力量无法现场抗衡。
二、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王在法下”和“王在议会”
政治现代化首先表现在国家基本结构的现代化上。
什么是国家基本结构？
这里要特别引用了一个英文单词——State Making（国家政权建设）。它就像我们建造高楼一样，先要搭建基本框架，然后再砌垒外墙，再进行区隔空间、内部装修等。如果把这种思维拓展至国家层面，就是要在制定宪法之前，先搭建起国家的基本框架结构。
政治现代化的问题，第一条涉及国家基本结构的走向，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只有文献性宪法。第二条，是致力于立宪的这个国家基本结构，到底遵循古代权力逻辑，还是现代权力思维。第三条，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国家特别要有对基本结构的调整能力。
宪法应该只规定两大类问题：第一，限制公权力；第二，保障个人权利。这里应该只谈权利，不谈义务。按照现代国家的立宪原则，公民与国家签订宪法这个根本契约，也是最高契约，这已经是尽了最大义务。他们把让渡出来的所有公共权力交给国家实施，只保留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三项基本权利，既不能分割，也不能让渡。
通过宪法授权达成妥协，立约建国，国家才有权力。
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基本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古代国家基本结构是政教合一，是上帝的恩赐，按照教会法治国；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应该是所有个人和组织的绝对平等。
个人和组织的绝对平等，应该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个人和组织的绝对平等权，一定是个人主义的思路。宪法如果是集体主义思路，那就意味着它要把社会的某些群体特权化。
第二，一定要坚持分权原则。分权制衡，对于现代宪法原则来讲，是不容置疑和争辩的。
第三，一定要强调法治，以法律划定公权的边界。哪怕有例外，要用法律来规定例外，不能随意给予政策的例外。
以上，便是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基本结构，关键在于“王在法下”或“王在议会”。
三、文明转型的底层逻辑： 现代国家的三个“时刻”
实现国家结构的现代化，一般要经历现代国家的三个时刻——马基雅维利时刻、霍布斯时刻和洛克时刻。相应的表现形式则是：国家必须统一、国家必须强大、国家必须规范。
马基雅维利时刻要解决的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结构的第一步——制造民族和宪法意识，首先应该解决“统一”问题。
缺乏统一的国家，不可能进入建构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而极有可能处于一种民族意志涣散、政治实体划界而治的分离状态。只有具有共同民族认知的统一政治主体，才能构成一个具有主权支持的强大国家。但是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内部“各个民族文化的个性”，也会造成国家出现部落化的倾向。
这里的“统一”，不是“给定的统一”。所谓“给定的统一”，就是以暴力压服其他利益团体。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统一”，是指“契约性的统一”。
“契约性的统一”如果能够建立，政治现代化爬坡上坎的又一个关口也随之而来——谁与谁立约？
霍布斯时刻强调的是关于国家权力必须强大的问题。
他认为，在建立国家以前的基本状态是一切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个生存法则严酷到什么地步？第一是“以强凌弱”。谁掌握权力，谁就可以支配他人。第二是“众弱对一强”。
在强权逻辑非秩序化的政治状态中，个体强大，可以对付所有弱者。但是在众人力量集合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反噬强权的情况，例如历史上的凯撒被刺杀。
霍布斯认为，处在这样危险的状态里，面对以强凌弱、众弱攻强的局面，要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绝对君主，由他无条件实施，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这样做，当然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和君主的权力。但是需要注意，这个君主不是指通过暴力手段得到权力的君主，而是民众授权的君主，所以是民众与君主订立契约。
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绪论里强调了两点：第一，对任何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应该从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第二，强调一个统治者必须从个人主义高度考虑国家统治。这是君主获得民众让渡权力后需要承担的义务。
但霍布斯时刻仍然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是君主制。
如果不把君王约束在法下，约束在议会之下，民众凭什么尊重你？这就涉及到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第三个时刻——洛克时刻。
洛克所设想的建国之前的社会状态，与霍布斯截然相反。他假设并不是一切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而是所有人都处于彼此不相干的完美自由状态。但是人需要合作，人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
洛克希望建立一个善待我们每个个体的集体和国家，这就必然要求国家要规范，要对权力进行约束。
洛克极力限制或规范国家，以促使国家成为有效保护公民利益的工具性政治体。
他主要从两个端点来规范国家和政府。一方面，他强调，当人们让渡权利给国家时，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是没有且不能转让的。另一方面，他强调国家或政府不能越位成为独占一切权力的单一机关，必须实行分权制衡的权力运作体制。
一个国家如果不经历上述三种时刻，就没有完全成为现代化国家。
国家结构健全了，才能够制定现代制度体系。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表现为三个方面——良法、良制和良序。
怎么样才能有良法？
第一要强调原则性，它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一定要开展立法博弈，要对立法和法律的相关者及潜在相关者有充分的动员。在制定良法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各怀动机的立法者们有相互对冲的立法机制。
第二是要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不要以善良支持善良。例如，经过博弈的宪法文件不必太复杂，它只有两个基本任务：其一是要规定统治者权力，未经授权不可为；其二是要规定公民基本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
仅此上述两条，即是良法。良法之后就要部署相应的制度安排，制度布局之后，再将限权和护权的边界划分清楚，各守其位，这才最终促成了良序的形成。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