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 1592—1670）在《大教学论》开篇阐明，要让男女青年“懂得科学、纯于德行、习于敬虔”，去学会现世与来生所需的一切事项。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恰恰契合了这几个教育目的。只不过最早期的大学宗教氛围浓厚，侧重“纯于德行、习于敬虔”，随着后来不断演进才逐渐侧重“懂得科学”，趋向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从欧洲文明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中世纪的大学更是扮演了孕育近代科学的重要角色。
中世纪教育团体或学术团体的产生可以追溯至教会、修道院里的道德教育。教会在一定程度上扶持并发展了基础教育，但随着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人的数量的增多，教会渐渐无法承载教育的任务。1088年，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在博洛尼亚建立。自此，在王公贵族与教会领导者的支持下，大学层出不穷，并形成了众多学术中心。
1231年，巴黎大学建立，彼时的巴黎大学主要教授“七艺”（文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同时，学生也可以选择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巴黎大学成为当时最大的哲学与神学中心。1264年，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默顿学院创建，但一定时期内的混乱使一些教师与学生不得不前往剑桥城，促成了剑桥大学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的创建。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期，多所历史影响深远的大学在欧洲建立。葡萄牙国王在里斯本创立的大学繁荣至今。在德语国家中，维也纳、海德堡、布拉格等重要城市也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大学。大学的建立使学术研究者开始了学院生活， 当代大学中的许多仪式与典礼均源自早期大学。
尽管欧洲中世纪大学最初诞生于教会之母体，神学仍是当时最深奥神秘且最为主流的学科，但大学出现以后却成为孕育和传播新思想的温床，这是教会始料未及的。最初，罗马教廷和托钵僧团扶持大学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想通过推广教育来对抗异端，因此，当时的大学受到教会权威的制约。但是，大学仍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争议性问题”（例如唯实论与唯名论）的辩论传统，允许批判精神的存在。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七艺”，这其实是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源。此外，由于教会的保护，中世纪大学可以免受世俗政权的干预，使得大学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到了13世纪之后，欧洲几乎所有新思想皆是在大学当中孕育萌发的。例如，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伊拉斯谟等，宗教改革家胡斯、马丁·路德等，富有创见的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等，均是从大学中汲取精神养料的（赵林，2008）。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在社会层面，中世纪大学的影响亦是深远的，它促进了职业化以及市民阶层的崛起。大学通过培养神职人员、医生、法官等专业人才（对应现代社会的牧师、医师、律师，现代社会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也与欧洲的这一传统有关），创造了新的社会上升途径。法律、医学等学院的设立推动了职业分工，亦为近代官僚体系与职业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大学往往位于城市，吸引来自欧洲各地的教师和学生，催生了以知识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教师和学生成为相对独立于教会和封建领主的特殊阶层，享有法律特权，推动了城市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总之，无论是高等教育本身，还是人文思想演进，抑或是宏观社会发展，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发展都为现代文明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中世纪大学这个看似“古老”的机构，也在制度框架、理性方法等方面为“年轻”的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首先，大学将医学、数学、天文学等学科纳入固定课程，并使得自然哲学成为可辩论、可传授的学术领域，打破了修道院零散的知识传承模式。其次，学者在基督教框架下重新诠释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思想家的著作，经院哲学强调逻辑推理和文本批判，一些哲学家（如罗吉尔·培根）发展出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观察和几何分析的方法，不断质疑、反驳、论证，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实验科学传统。此外，大学是相对自主的“学术共同体”，学者们也被赋予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些条件使得自然哲学中关于运动、无限、真空等问题的思辨得以持续积累，为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提供了概念工具。
跳出欧洲中世纪大学对近代科学的影响，放眼整个中世纪时期，我们也容易想到：近代科学并非凭空产生，它的繁荣有赖于中世纪的长期积累，“文艺复兴以前无科学”是不可靠的说法。中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以技术发明为例，公元后500至1500年，西欧的指南针、马镫、水磨、火药等技术都取得了重要发展。此外，看似和科学本身不相容的基督教其实对科学的孕育也是有积极作用的。近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彼此融合的产物，这一融合过程就在中世纪。甚至可以说，中世纪基督教是科学革命的“助产士”，对孕育近代科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国盛，2016）。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一位理性、守信的神所创造，所以自然规律是稳定的，并且可以被理解。这是一种信念，让人们预设理性秩序，促使近代科学家（如开普勒、牛顿）有了探索自然法则的动力，尝试理解和思考“神的”思想。17世纪“机械论”兴起后，科学家们受到自然神论的激励，常常通过发现自然界的精密秩序来“荣耀上帝”。许多早期科学家本身就是神职人员或虔诚信徒。总之，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诞生提供了关键思想和社会土壤，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促进”。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它们的关系往往是复杂、动态有时是充满对抗张力的。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在大学展示天文学理论
中世纪的科学和近代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带有神秘学、超自然色彩。以医学为例，中世纪的医学是前现代的，即“巫医不分”，医生可能运用魔法开药或治病。他们在工作中很重视占星术，因为占星术是最普遍也最受推崇的魔法学科。它和炼金术一样，在中世纪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虽然属于神秘学范畴，但与科学不仅不冲突，反而有着密切的联系。占星术研究星象对地上事物的影响，例如预测命运、推断人的个性等。一些天文学家同时也是占星学家，比如托勒密，他甚至著有占星手册《占星四书》（Tetrabiblos）。此书系统阐述了占星术的框架，说明了行星运动如何影响人类的世俗事务。近代的许多科学家也精通占星学，例如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
值得一提的是，牛顿不仅研究占星术，同时也是一位顶尖的炼金术士。炼金术曾是占星学的孪生学科，中世纪时风靡一时，它研究的是如何将贱金属（base metal）变成黄金。在“炼金”的过程中，炼金术士不仅研制了很多催化剂，制备了许多新物质，还分离出了新的金属元素。此外，在实验技术领域，蒸馏和煅烧技术因为“炼金”的要求而逐渐完善，所需的玻璃仪器也被制造出来。这些进步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化学的发展。对于占星术和炼金术，中世纪教会虽然因为基督教教义而对它们持怀疑或反对态度，但并没有对它们加以严格限制，这给予了它们发展空间，并在实践层面影响了近代科学思想和技术（Hannam，2022）。
6至10世纪，欧洲处于黑暗时代，学术研究停滞不前。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巴斯王朝和以西班牙托莱多、科尔多瓦为中心的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发动了“百年翻译运动”，致力于翻译、整理和传播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典籍。直到11世纪，由于十字军东征，罗马教会统治的欧洲地区才出现学术复苏的迹象。十字军东征促使拜占庭帝国保留的希腊古典科学传播到欧洲，但此时的许多科学文献都是阿拉伯文，因此12世纪的欧洲开始了“大翻译运动”。这一漫长的过程可以追溯至希腊化和罗马时期，起初是希腊文献被翻译为阿拉伯文，继而阿拉伯学者自主撰写著作，后来欧洲人将阿拉伯文翻译为拉丁文。其中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至大论》和《地理学指南》都被翻译成拉丁文。（注意：“百年翻译运动”是阿拉伯人的工作，“大翻译运动”是欧洲人的工作；前者是将经典翻译成阿拉伯文，后者是将经典翻译成拉丁文。）
《几何原本》拉丁文版
12至13世纪欧洲的“大翻译运动”带来了学术复兴，让欧洲走出了黑暗时代。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交汇，不仅没有使得科学和宗教互相对立，甚至使得异教学术（如希腊科学）成为基督教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这是由于“耶稣的归耶稣，恺撒的归恺撒”的教义使得神权和王权彼此独立（吴国盛，2016），教会与国家并存的局面给世俗学术研究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家（或者称呼神学家更合适）研究科学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神的存在，证明上帝创世的完美性，这一点恰恰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此外，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也促进了科学发展。经院哲学家（如阿奎那）倡导用逻辑理解和证明真理，继承了希腊的理性科学传统，但经院哲学只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并将其彻底理性化，还不足以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直到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的出现，才为近代科学在思想上开辟了道路（吴国盛，2016）。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古代阿拉伯文明鼎盛的标志，但未能结出新文明的果实；而欧洲的“大翻译运动”却在阿拉伯人的积累和传递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科学。从文明演化的视角，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和问题。
参考文献
吴国盛. (2016). 什么是科学.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赵林. (2008). 西方文化概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赵林. (2021). 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Hannam, J. (2022). 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何奠基现代科学(刘崇岭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Herman, A. (2024).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 (陈常燊，孙逸凡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Komenský, J. A. (2014). 大教学论 (傅任敢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