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约瑟难题及其本人的观点
李约瑟（Joseph Needham）于1961年在牛津科学史研讨会上作了一篇题为《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与成就》的报告，后收入其于1969年出版的《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书。李约瑟系统阐述了被后人称为“李约瑟难题”的思想，即为什么从公元前后到15世纪，中国在许多科学技术应用上长期领先欧洲，却没有在近代早期自发地产生伽利略式的现代科学（以及工业资本主义）；而现代科学，尤其是以数学化假说、实验方法、空间几何化和机械自然观为特征的科学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欧。李约瑟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写道：“我越深入考察中国科学技术成就在汇入现代科学之海以前的详细历史——正如所有其他民族文化之河最终都汇入现代科学之海一样——就越确信，突破之所以只在欧洲发生，是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占支配地位的特殊社会、思想和经济条件相关的，而绝不能用中国心智的任何缺陷，或中国思想与哲学传统的任何缺陷来解释。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世界观比基督教世界的世界观更符合现代科学。”李约瑟在《大滴定》中的基本回答可概括如下：
（1）中国的官僚制度使科学与技术带有相当强的官方性，这使人才主要流向经学、行政和文学，而非自然研究和商业、技术创新，容易造成知识封闭和等级压制。例如，“至少在明代以前，很少见到重要工程师能够在工部取得高官职位。”三国时期的技术专家马钧“完全无法同那些受古典文学传统滋养出来的老练士人辩论；尽管他的仰慕者竭力帮助，他始终不能在国家任用体系中取得任何重要职位，甚至也得不到通过实际试验来证明自己发明价值的手段。”
（2）中国秉持的是有机的自然观，享有的是代数化而非几何化的数学传统，更弱一点的则是缺乏外在立法者式自然法则观念。不过，这些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差异，而非科学贫乏的原因。李约瑟猜测，近代科学可能需要先经过“神学—法律”阶段，才能把自然设想为可被数学表达的普遍规则系统：“西方文明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无疑是：正如尘世的帝国立法者制定成文法典，要求人们服从，天上的、至高的理性创造神也为矿物、晶体、植物、动物以及沿轨道运行的星辰制定了一系列必须服从的法则。毫无疑问，这一观念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3）科学精神天然具有民主性，“格朗特先生被接纳为皇家学会会员，象征着所有合格的自然观察者所共享的绝对平等。正如教父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家强调每一个灵魂的重要性，现代科学各阶段的领袖也都承认每一个个体观察者的重要性。”但在中国，“那种同商人阶级取得权力相联系的民主，那种同技术变革意识相联系的革命性民主，那种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的、代议制的、充满鼓动性活动的民主——从新模范军、《马赛曲》军队、民兵队、浮动共和国、多塞特烈士、公社社员、因弗戈登和喀琅施塔得水兵，一直到夺取冬宫的摩托车营都体现了这种民主——中国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知道。”
（4）中国形成了“稳态的”或“控制论式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中确实存在某种东西，能够在各种扰动之后不断把社会恢复到它原来的性格，即官僚封建制的性格；无论这些扰动来自内战、外族入侵，还是发明和发现。”“欧洲实际上类似一个群岛；它长期具有以海上贸易为基础的独立城邦传统；相互争斗的军事贵族统治着一小片一小片土地；欧洲异常缺乏贵金属；西方民族持续渴望他们自身无法生产的商品，尤其是丝绸、棉花、香料、茶叶、瓷器和漆器；而字母文字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分裂倾向，允许许多彼此争战的民族及其离心性的方言或蛮族语言成长起来。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连贯的农业大陆，自公元前三世纪以来就是统一帝国，拥有直到近代以前任何地方都无法匹敌的行政传统，具有丰富的矿物、植物和动物资源，并由一种牢不可破的表意文字系统凝结为一体；这种文字系统非常适合中国基本上单音节的语言。欧洲作为一种流浪者文化，总是在自己的边界之内感到不安，紧张地向四面八方伸出探针：亚历山大向巴克特里亚进发，维京人远至文兰，葡萄牙航向印度洋。中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则是自给自足的，直到19世纪以前几乎不需要外界什么东西，因此才有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政策；他们通常满足于偶尔的探险，对那些尚未接受圣人教化的遥远地区基本上并不好奇。欧洲人承受着一种灵魂的分裂，在天上的万军与‘原子和虚空’之间永远不安地摇摆；而中国人则先于时代地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宇宙理论，把自然与人、教会与国家，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都囊括其中。”
（5）在中国，手工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裂未能被彻底克服，而现代科学需要把工匠的实践、商人的计算、学者的理论和实验者的操作相结合。在欧洲，“封建时代那种不愿让自己的手被实际手工操作弄脏的态度，永远过时了。现在由商人定下基调。问题不再只是他们在仓库里处理可开发的商品，检验油脂、蜡、动植物产品、矿物和金属的性质。时代已经要求人们把一切可研究之物研究到底；作为这一事业的一部分，人们重新对传统技艺和行业产生兴趣，而这些技艺和行业自远古以来一直通过千百万经验型工匠的劳动逐渐发展。”
二、马克斯·韦伯的先声：儒教与新教伦理的分野
韦伯在20世纪初发表了一系列宗教社会学论文，其中也着重探讨了儒教与道教的问题。韦伯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近代西方形成了以理性经营、职业纪律和形式法律保障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而中国虽有货币经济、商业活动、城市、行会、勤勉劳动和逐利精神，却没有内生地产生西方式理性资本主义及相应的形式理性结构。
韦伯的回答是，中国的这些有利经济因素始终被嵌入官僚制、社会声望、宗族伦理和缺乏形式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之中，无法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经济秩序。由于韦伯的论述包罗万象，在此仅择取几个因素来进行说明（需要说明的是，韦伯的论述受限于其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材料，其观点带有的历史偏见是十分明显的）。
（1）城市方面，中国城市与古代西方的城邦或中世纪欧洲自治城市根本不同，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城市共同体。城市和行会缺乏独立的政治、军事权力，也缺乏由公共权力背书的形式法律基础。中国职业团体更多依赖自助、关系和惯例，而不是像西欧城市那样形成自由的、团体性调节的商业和手工业法秩序。
（2）法律方面，中国司法不以形式逻辑、中央法院、判例汇编、律师阶层、契约自治和可计算的财产交易规则为核心，它更接近伦理化、父权化、家产制的实质正义。“发展为理性经营的工商业所需要的，是行政和司法能够理性、可计算地运行；但这种条件并不存在。在中国、印度、伊斯兰法区域，以及一切理性立法和理性司法发现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适用‘恣意压倒地方法’的原则。可是，这一原则并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有利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发展，因为那里缺少两个东西：一是城市作为政治单位的团体自治，二是以特权形式得到保障并固定下来的关键法律制度。正是在西方中世纪，这两者共同作用，才创造出适合资本主义的各种法律形式。”
（3）社会声望方面，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聚焦于文字、经典、官职资格，而非数学、自然科学、形式逻辑和经院论证。社会声望主要来自通过考试取得入仕资格，而不是来自商业成功、技术创新或企业经营。“在家产官僚制的条件下，统治阶层之间的竞争完全转向了俸禄获得者之间和文学学位获得者之间的竞争，并且压倒了其他一切。”
（4）精神气质方面，儒教可以高度理性地整理与适应世界，却不要求人以宗教激情去改造世界。儒教把人训练成一个在既定秩序中合宜行动的君子，清教则把人训练成一个在上帝面前承担使命、通过职业劳动证明自身、以纪律化方式改造日常生活的职业人。“对于清教徒而言，经济成功并不是最终目的或自我目的，而是证明自身的手段。清教徒通过明确而单向的理性意志，既要支配世界，也要支配自身，并由此压制那种琐碎的、会摧毁一切理性经营方法的逐利贪欲，而这种贪欲正是中国小商贩行为的特征。”“对于儒教徒来说，‘专业人’即便具有社会功利价值，也不能因此获得真正积极的尊严。因为关键在于，‘高贵的人’或‘君子’不是工具；他在适应世界的自我完善中，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不是任何客观目的的手段。儒教伦理的这一核心命题，拒斥专业分工、现代专业官僚制和专业训练，尤其拒斥为获取财富而进行的经济训练。清教则正相反，它把人在世界和职业生活中特定客观目的上的‘证明’视为任务。儒教徒是文学教育的人，更准确地说，是书本教育的人、文字的人；他同希腊人对演说和谈话的高度评价一样疏远，也同军事或经济意义上的理性行动能量疏远。多数清教派别则把哲学—文学教育视为徒然耗费时间并且在宗教上危险；它们系统培养有用的实在知识，尤其是经验自然科学和地理知识，培养现实主义思维的清醒明晰以及专业知识。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上帝在其创造中的荣耀和天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职业中理性地掌握世界，并为上帝的荣耀尽自己的本分。”
在韦伯那里，精神气质的要素反而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那些可能或必然妨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因素，许多在西方也存在，而且恰恰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最终形成的时期，例如统治权和官僚制的家产制特征，又如货币经济的混乱和不发达；托勒密埃及的货币经济发展甚至远比15、16世纪欧洲更充分。相反，那些我们通常认为妨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在中国几千年来却并不存在：封建束缚、庄园领主制束缚，部分行会束缚，以及西方典型的各种阻碍货物流通的垄断，在中国显然也大量缺少。几乎无法否认，‘心态’的基本特征，在这里也就是实践上对世界的态度，虽然其自身的展开也受政治和经济命运制约，但仍然凭借其自身的作用，强烈参与了这些阻碍的形成。”
哈夫（Toby E. Huff）于1993年出版《近代早期科学的兴起：伊斯兰、中国与西方》一书，与韦伯类似，哈夫强调西方某些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12、13世纪欧洲大学、法律革命、法人概念、相对中立的学术空间和自由探究机制。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决定论的研究路径落入下文中席文所批评的错误归因，同时过度简化了历史。
三、伊懋可的需求侧理论及林毅夫的供给侧理论
1.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英国历史学家、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于1972年发表《高水平均衡陷阱：传统中国纺织业发明衰退的原因》一文，于1973年出版《中国历史的模式：社会与经济的阐释》一书，对李约瑟难题提出了一种经济学角度的回答。
伊懋可否认传统上诸种表面上的回答，他写道：“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推动西北欧工业革命的许多主要因素，在中国也几乎都存在。中国甚至也经历了社会阶级关系的革命，至少农村如此；但这并没有对生产技术产生重要影响。唯一缺少的是伽利略—牛顿式科学，但在短期内这并不重要。如果中国人拥有或发展出十七世纪欧洲那种热衷于修补、试验和改良的精神，他们完全可以从王祯所描述的原始机器中造出一种有效的纺纱机。蒸汽机当然更困难，但对一个宋代已经能制造双动活塞火焰喷射器的民族来说，也不应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关键在于：没有人去尝试。”为此，他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其基本含义是：中国传统经济因为过早达到相当高的农业、市场和运输效率，人口增长又使劳动力便宜、土地资源和资本相对昂贵，于是对节省劳动力机器的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高度有效但缺乏突破压力的均衡，高水平本身即形成了锁定。特别的，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且高度整合，进一步削弱了局部刺激的作用。一个小型经济体中，局部需求扩张或原料变化可能迅速造成价格压力，迫使企业家寻找新技术；但在中国这样庞大而商业整合的经济中，局部压力往往可通过跨区域调剂被吸收。只有十九世纪西方冲击这样的外部力量，才足以打破这个均衡。
此外，伊懋可为商业与技术的分离提供了一种经济解释。通过对麻纺和丝织生产的考察，伊懋可注意到，中国的商人无须像欧洲包买商那样深入控制生产过程，也无须把大量资本固定在机器、厂房和工人管理上。商人保持流动资本，农户保持家庭副业，市场则负责协调生产与流通。这种结构保持了很高的效率，却形成一个悖论：最了解市场的人不直接掌握生产技术，最掌握生产经验的人又缺乏资本和扩大生产的组织能力。“这里体现的正是‘高水平’的市场化：市场协调能力太强，反而减少了商人进入生产组织、集中资本和推动机械化的必要性。”
2.林毅夫的技术供给侧失败理论
林毅夫于1995年发表《李约瑟难题：工业革命为何未发端于中国》一文，对伊懋可的理论进行了反驳：历史数据并不支持十四世纪中国已无节省劳动技术需求的判断，传统农业条件下并非完全没有可供工业化动员的剩余。也就是说，不能在需求侧分析技术停滞的原因，而应转向技术供给侧。他的基本结论是，“科举考试内容和升迁标准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投资于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上转移开了。”
林毅夫区分了技术发明方式在历史上的转变。前现代技术创新主要来自经验，现代技术创新则主要来自实验加科学。在经验型发明中，农民、工匠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试错，偶然发现更有效的工具、材料或方法。这样一种发明机制不需要高昂投入，也不必经过系统研究，因此人口规模非常重要：人口越多，试错次数越多，天才人物也越多，出现新技术的概率就越高。但经验型创新也有内在限制：当既有经验分布中容易发现的高收益技术逐渐被开发出来后，进一步重大突破的概率会下降，创新越来越表现为小修小补。
欧洲之所以能够摆脱经验型创新的边界，是源于科学与技术的持续结合。单纯实验也可能只带来一次技术爆发，随后仍会遇到边际递减；真正使现代经济增长具有持续加速度的，是科学进步不断为技术发明提供新的知识基础。伽利略—牛顿式自然科学、数学化假说、可重复实验，以及后来生物学、化学、遗传学、土壤科学等知识，使技术创新不再只是从工匠经验中偶然产生，而能够在理论指导下不断开辟新的发明空间。林毅夫把工业革命的本质理解为持续而加速的技术创新率，而非蒸汽机、煤铁利用或纺织机械化这些具体发明。
“欧洲的科学与技术起初也是分离的：科学被看作哲学，而技术则是工匠的实践。科学家对技术事务既无兴趣，也无倾向；技术发展大多是不识字工匠辛劳工作的结果。直到伽利略时代，与实用技术有关的科学才找到能够赢得关注并获得尊重的代言人。起初，科学对技术的贡献只是零星的；事实上，科学是否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主要促成因素，仍存在争论。不过，至少到十九世纪中叶，科学已经开始在技术发明中发挥重要作用。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技术创新速度持续加快；而这种持续加快，只有通过科学持续进步所带来的发明曲线不断右移才成为可能。”
林毅夫认为，中国人并非缺乏实验精神，也不能将停滞完全归因于中国社会压制商人、异端或意识形态僵化。关键在于，科举和官僚晋升机制改变了人才的激励方向。现代科学需要数学训练、抽象建模、可控实验和长期专业化投入，而宋以后科举将最聪明的人吸引到儒家经典、文章、诗赋和仕途竞争中。中国虽有人口规模带来的天才数量优势，却没有足够多的人去积累现代科学所需的人力资本。“传统中国社会把进入统治官僚集团视为向上社会流动的最终目标。自然，优秀人才被这些职位所吸引，并且有充分动力投入时间和资源，去积累通过考试所需的人力资本。考试的基本读物是儒家经典，学生必须背诵，总字数达431286字。按照每天背诵200字计算，这需要六年时间。背熟经典之后，学生还必须阅读篇幅数倍于原文的注疏，并仔细浏览其他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因为这些都是考试中写诗作文的基础。由于考试课程受到严格规定，大多数人，包括社会中大多数天才，在通过考试之前都不会有动力投入时间和资源，去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那类人力资本。而且，一旦他们通过考试，又会被官场事务和官阶升迁所占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时间或动力去获得这些类型的人力资本。”
四、席文与艾尔曼对问题本身的反思与消解：李约瑟难题背后的西方中心论
席文（Nathan Sivin）于1982年发表《科学革命为何未在中国发生——抑或并非如此？》一文，质疑了李约瑟难题的设问方式。他认为，科学革命为何未在中国发生这类反事实式问题，并不是历史研究能够直接回答的。他主张应把问题改写为：在什么具体条件下，17、18世纪的西欧发生了科学革命。他指出，若按思想史标准，中国在17世纪也发生过某种科学革命，只是没有产生像欧洲一样的效果。席文希望人们反思，我们为什么预先假定科学革命必然应当具有欧洲那种形式和后果。
席文的关注点在于，人们应当理解不同文明中的自然知识、社会组织、政治结构、文化价值和个人意识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唯有如此，人们才可能摆脱自身文明的狭隘立场。例如，问题可能需要变成，中国古代的“科学”服务于何种更大的目的，以至于它的规律可以同中国绘画的规律、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相协调？席文以沈括为例：沈括在中国科学史上常被视为代表性的博学人物，他的研究活动涉及磁偏角、活字印刷、排列组合、月球与行星位置记录、太阳历、地貌形成、医学理论与实践等领域，同时他还关心考古、音乐、艺术、文学批评、经济理论和外交事务。席文本想通过沈括来找到传统中国科学内部的统一性，即中国科学家如何把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科学活动整合成一个总体自然观。但他最后发现，在沈括那里并不存在类似欧洲或伊斯兰世界中由哲学、学校和大学制度整合起来的“科学”整体。沈括的科学兴趣之所以彼此关联，是因为他作为宋代士大夫官员，承担了多种行政、技术和公共职责。
在席文看来，李约瑟难题背后的预设是：科学革命是所有文明“本来都应该拥有”的东西；凡是具有某种潜力的文明，都应该发展出类似欧洲的科学革命，并进一步产生类似欧洲的制度和社会效果。这更深一层暗示了，欧洲文明，尤其是现代美国形态的欧洲文明，拥有世界财富和权力仿佛是历史上早已注定的结果。席文认为，历史研究并不能证明十七世纪以前的欧洲拥有其他文明无法匹敌的智力或德性。西方近代优势是因较早实现了对自然的技术开发，并凭借这种技术优势对无法有效防御的社会进行政治和经济支配。
席文还批判了人们对现代科学价值无涉的理解。现代科学的严密性主要存在于数学公式、技术概念和模型构成的狭窄抽象领域。一旦科学理论被翻译成日常语言、公共讨论、哲学反思和社会政策，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价值、隐喻、类比和文化判断之中，科学活动作为社会实践仍然深受价值结构影响。因此，把现代科学说成已经完全摆脱欧洲历史和哲学背景、成为纯粹普遍的知识形态，在席文看来是一种美好想象：“现代科学仍然深深带有其在欧洲特殊历史条件中发展出来的印记，因此还不能被视为普遍的。”
席文还指出了两种历史推理谬误。一是把欧洲科学革命中某个后来出现的重要因素，倒推为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一旦在中国找不到这个因素，就断言中国不可能发生科学革命。二是把一个文明原有的知识状态说成抑制因素。甚至同一种现象在欧洲被解释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例如学究、书斋文化），在中国却被解释为阻碍进步的因素。特别的，席文引用了西嶋定生对“静态中国”假说的批判，认为这种假说原本是为了衬托现代西欧社会的价值而产生的。它把中国社会设定为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的反面形象，以便证明西方现代主体、个人平等和社会进步的优越性。日本近代以来接受这种观点，又与其对欧洲文明的崇拜以及战前在东亚的政治抱负有关。
从正面立论，席文认为，科学革命是一场跨越知识、制度、社会和价值秩序的深层变化。以知识层面为例，它改变了人们向自然提出的问题、探索问题的方法以及答案的形态，并首次确立了数字和测量对物理现象的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真理”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此前，判断知识时不仅要问“真实”与否，还要问是否“美”、是否“合乎传统”、是否“通向善”等。而欧洲科学革命使“真”压倒了这些标准。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这种把客观知识同智慧、道德和审美意义分离开来的取向。总之，若只看思想因素，或只看社会经济因素，都无法解释科学革命：“这个过程越来越像任何一种历史演化：它总是人类决定和行动的总和，其中有些决定和行动是任意的，许多则是错误的；换言之，它是在摸索中前进的。我们不需要诉诸命运、决定论、目的论、文化优越性、某种不可阻挡地展开的内在逻辑，或者某种世界精神的隐秘运作。”
席文还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观点：如果按照常规的知识史标准，中国在17世纪其实发生过一场科学革命。大约1600年以后，西方数学和数学天文学被传入中国，虽然这些知识在欧洲某些地区很快就会显得过时，但它们对中国天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场中国科学革命没有产生欧洲科学革命那样的社会效果。原因在于它被纳入了不同的社会与价值结构之中。耶稣会士掌握钦天监，也更多是通过皇帝的制度性决定，而不是通过一个独立科学共同体在公共论辩中取得胜利。更关键的是，西方天文学并没有为中国学者提供一条通往声望和职业成功的替代道路，科举制度也没有为这种新知识留出独立空间。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往往发生在社会边缘。但17世纪中国推动天文学变革的人，却仍依附于主流文化价值。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延续了这种批判立场，他于2005年出版《按照中国自身的逻辑：中国科学，1550—1900》一书，提出应把明清中国的自然研究放回其自身的知识、制度和社会语境之中来理解，而不是用后来西方现代科学的标准倒推中国传统的“贫乏”。艾尔曼写道：“在许多欧美人、日本人和中国人至今仍附着于1895年以后中国历史的那种科学、技术和军事失败的文化叙事之下，还存在着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永远不会取代、也不应当取代那种关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借科学、技术和帝国建设凯旋前进的叙事。不过，本书要讲述的是一个更为安静的故事：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然世界、医学、工艺美术和商业保持着兴趣，而这些兴趣为1600年至1900年间中国与欧洲科学、技术和医学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五、其他代表性观点
在我看来，目前相当多观点某种程度上都呼应了阿尔都塞晚年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思想，即反对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情势与稳定下来的相遇（见本公众号之前的一期文章），资本主义本就可能不会发生。
1.彭慕兰：大分流、煤与新大陆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于2000年出版《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与李约瑟难题相关的讨论可以概括为：18世纪前后欧亚若干核心区域的生活水平、市场、资源压力并不像传统欧洲中心论所说的那样悬殊。西北欧尤其英国之所以后来异军突起，是因为煤矿位置有利，并通过新大陆贸易和殖民资源获得了生态缓解。彭慕兰写道：“本书也将强调欧洲对非欧洲人的剥削，以及更广义上对海外资源的取得，但并不把它们看作欧洲发展的唯一动力。相反，本书承认欧洲内部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强调，直到大约1800年前，这些内部增长过程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正在发生的过程有很大相似性。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异，但我将论证，这些差异只有在欧洲享有进入海外资源的特权这一背景下，才可能造成19世纪的巨大转型。还有一些因素不能牢固归入上述任何一类，例如煤炭供应的位置，也发挥了作用。因此，本书结合了比较分析、若干纯粹地方性的偶然因素，以及一种整合性或全球性的研究方法。”
2.戴蒙德：地理连通性、政治统一与欧洲竞争
戴蒙德（Jared Diamond）于1997年出版《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关于中西差距产生的原因，戴蒙德认为与地理因素导致的政治差异有关，中国的地理连通性最初带来优势，但后来也可能成为劣势，因为一个中央权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终止某种创新（他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欧洲政治分裂则使不同国家之间持续竞争，如果一个国家不采纳某项创新，另一个国家可能采纳并迫使邻国跟进（他以哥伦布为例）。不过，该著作总体而言偏大众通俗读物，其论证的严肃性颇可质疑。
3.金观涛、刘青峰：超稳定结构说
金观涛、刘青峰于1984年出版《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1992年增订，并专辟“科学技术与古代社会”一章，明确讨论李约瑟难题与超稳定结构说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传统中国的宗法结构、官僚政治、儒家意识形态和小农经济之间形成高度自我修复的超稳定系统，这种结构能够维持长期统一和社会整合，却不利于孕育打破旧秩序的独立知识共同体、商业资本和科学革命。
特别的，中国传统知识结构深受伦理中心主义、直观理性和天人感应影响，容易把自然现象纳入道德和政治解释之中，缺少价值中立的自然研究、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和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同时，工匠、商人、城市和知识分子难以形成结合，技术经验不能充分转化为理论科学，理论也难以持续反哺技术。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由此并未突破超稳定结构，反而常常被国家需求和传统文化结构重新吸收。此外，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对技术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破坏作用，“技术便深陷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枯枝之中”。
其他人对于李约瑟难题的回答，总体上都未超出以上框架。比如布罗代尔在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也触及了李约瑟难题，并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主要归因于中央集权体制，同时强调成功的工业革命需要众多潮流的汇集，需要农业、人口、市场、技术、能源、资本、国家、世界贸易、外部市场等共同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堵塞，运动就会停止。
记得高中时代一次历史测验，主观题的一个考点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大意是若无西方的介入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中断，中国有无可能自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回答可能，我的回答则是不可能。11年后，我的观点仍保持不变，但对历史的同情理解态度却又多了几分。近代科学的诞生是多么复杂的故事，任何将其归因于制度或种族的回答，在我看来都是幼稚的，甚至隐藏着动机的卑劣。尤其是，席文的批判是有力的，李约瑟难题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文明同样都未诞生近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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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