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贵族:优绩制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
作者：[英]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译者：杨文展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作者、译者介绍】
[英]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 Adrian Wooldridge
历史学者，彭博新闻社全球商业专栏作家。之前曾在《经济学人》供职逾三十载，任《经济学人》华盛顿分社社长、政治版块主编，以及该杂志“莱克星顿”“熊彼特”“白芝浩”等多个著名专栏的主笔，论述商业、金融、社会与政治等广泛议题，屡获殊荣。青年时代就读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主修现代史，后获得万灵学院研究员职位，并于1985年获得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4—1985年受资助成为哈克尼斯研究员，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发表关于教育政策、优绩制与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论文多篇；出版图书超过10部，包括与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合著的《美国的资本主义：一部历史》。
杨文展 资深译者，从事图书翻译十余年，有《躺不平的千禧一代》等多部译著。
【内容简介】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权力与地位由血统决定，贵族世袭，阶层固化。然而，一种革命性的理念悄然兴起：人应当因其才华而非出身获得晋升和机会。这一被称为“优绩主义”的思想，从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到西方启蒙运动后的文官制度改革，逐渐积蓄力量，最终在20世纪汇聚为一股历史潮流，成为全球主导的社会观念，深刻塑造了现代世界的面貌。
历史学者伍尔德里奇以恢弘的历史视野，梳理了前现代的三大优绩主义思想源流：柏拉图“最优秀者统治”的理念、中国科举制，以及失地的犹太民族对智力资本的推崇。然后追溯了现代优绩制如何由那些引入公开竞争原则的政治家、设计出人类智力测量方法的心理学家，以及创造受教育机会的教育工作者共同塑造。置身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优绩制扫除了基于出身和性别的竞争障碍，建立了从社会底层至顶层的机会之梯，在漫长的过去一直是人类对抗特权与腐败的最伟大武器。
作者也指出，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优绩制陷入了危机——居于社会顶层的财富精英阶层，正利用教育、资源与文化优势，将自己的“优绩”转化为可以世袭的“新特权”。面对当今针对优绩制的质疑，作者并不主张抛弃这一理念，而是提出：问题不在于优绩制本身，在于它的承诺尚未真正兑现。唯有革新，而非倒退，才是出路——应当打破精英垄断，让才华在公平的赛场上自由涌现。
引言：一种革命性的思想
历史教训
优绩主义的历史揭示了三件事，这些事对于理解我们目前的状况至关重要。
第一，优绩主义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是炸毁旧世界的思想炸药，同时也创造出用以建设新世界的原材料。数千年来，大部分社会均按照与优绩制截然相反的原则来运行管理。人们在固定的社会秩序中继承各自的社会地位。世界由皇家王朝统治，美差像家具一样被交易，任人唯亲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向上流动不仅遭遇困阻，有时甚至不合法。
优绩主义思想是创造现代世界的四次伟大革命之核心。法国大革命致力于“职业面向人才开放”的原则。美国革命推进了如是理念：应允许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自由和幸福，而不被封建约束所抑制。工业革命释放了人类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自由主义革命的中心在英国，但其影响遍及欧洲中产阶级，它将公开竞争的机制引入政府行政和教育系统的核心。
优绩主义思想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它通过改革社会对高级工作职位的分配方式，改变了精英阶层的基调；通过强调原始智力的重要性，改变了教育的本质；通过重新定义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力量，来实现这一切。“当世上不再有世袭的财富、特权阶级或与生俱来的特权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尝试理解这些变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写道，“很明显，人与人之间财富差距的主要来源便是才智。”
将这一“差距的主要来源”置于社会的核心位置后，意味着一场重大的思想革命：摒弃贵族伦理，以优绩制伦理取而代之。审视优绩制世界观的基本构件——关于个人主义、智力、辛勤工作、家庭、社会流动的假设——便会发现，它们与以往大多数社会的主导心态不一致。优绩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全面的变革。
在优绩制社会中，人们作为个体的存在性要先于其他任何身份：他们是自我命运的主宰，自己灵魂的舵手。这一点在精英阶层中尤为明显。斯科特·图罗（Scott Turow）称新兴精英阶层为“飞行阶层”或“资本的孤儿”，他们把“每周有四个晚上不在家视为身份的象征”。[数年来，成功的投资者尼古拉斯·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将这点发挥到极致，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亿万富翁”，他这辈子都乘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在不同的酒店间穿梭。]在传统的贵族社会，重要的是人与家族、与土地的关系。当贵族评判他人时，提出的头一个问题便是：“他的同族都是些什么人？”英国的贵族称谓均附带地名，级别越高，地方越大。而德语人名中的“冯”（von），则体现着“领主”（Herr）与其“领地”（Herrschaft）之间的联系。
在优绩制社会，我们对个体的评判仅依据其个人素质：即便考官会考虑候选人的背景，但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对其先天能力得出更真实的评估。而在贵族社会，考官的评判依据是候选人的社会人脉与亲属关系。1837年，当未来的第十代威姆斯伯爵（10th Earl of Wemyss）参加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入学面试时，考官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令尊近来可好？”在优绩制社会，人们应避免公然以权谋私（influence peddling，直译为“兜售影响力”）；而在贵族社会，以权谋私是社交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在一则关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广为流传的故事中，一名魅力十足的年轻人，“与父亲及几位地位显赫的家族世交共进晚餐，他在喝汤时还是军校学员，主菜时已晋升中尉，享用甜点时更擢升为上尉”。
在优绩制社会，身为无名之辈是一种荣誉的象征，而身为沃伦·巴菲特所称的“幸运精子俱乐部成员”（他指的是作为精英的孩子），则是一种需要搪塞过去的缺陷。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既有的精英都瞧不起新贵，将后者视为对自然秩序的侵犯。忘却了自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约翰生博士，坚持认为“人类在不平等及从属状态下会更快乐”。汉娜·莫尔（Hannah More）如此讽刺英国汉诺威王朝时期那些热爱传统的乡绅：
他视变革为洪水猛兽。
改良在他眼中皆为离经叛道。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广受欢迎的一首赞美诗，完美地概括了这一信条：
富人安居城堡，
穷人守在门前，
造物主创造了他们，高贵或卑微，
并划分好了他们的等级。
在优绩制社会，原始智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类品质。《纽约时报》上刊载的结婚启事列举当事人就读的大学及研究生学位，而以往列出的则是家族血统。乔·拜登的妻子吉尔（Jill）特意以“博士”自称，以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丈夫的附属品。几个德国的政客因为捏造了自己的博士文凭而失去了工作。贵族社会对于“聪明”的态度，充其量只能说是好恶参半。1867年，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便观察到：“很大一部分‘最优秀的’英国人将其头脑保持在某种得体的迟钝状态……他们认为聪明是哗众取宠之举，而且对于自己被认为与聪明沾边始终感到惴惴不安，尽管这种恐惧毫无必要。”直到1961年，绰号“鲍贝蒂”（Bobbety）的第五代索尔兹伯里侯爵（fifth Marquess of Salisbury），据传曾破坏了伊恩·麦克劳德（Ian Macleod）成为首相的机会，只因他将后者描述为“聪明过头了”。
思想已经成为全球精英阶层的通行货币。彼尔德伯格会议（Bilderberg）和达沃斯论坛（Davos）邀请“思想领袖”向企业巨头演讲。TED大会对思想如此热衷，以至于看似颇有点宗教节日的派头。“我们不拥有城堡和贵族头衔，”某个名为“大众科技”（Pop Tech）的思想论坛的组织者安德鲁·佐利（Andrew Zolli）表示，“那你该如何表明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员呢？”贵族社会认为思想本身是危险的，或者即便是听任思想澎湃，也只应适量沽取，恰如美酒配佳肴。格罗顿学校（Groton School）最知名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曾宣称：“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喜欢那些想得太多的男孩。有不少人成天想的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事情。”
这种价值观的革命在“努力工作”这一问题上体现得尤为尖锐。贵族社会将努力工作视为出身低下的证明，而将炫耀性闲暇（conspicuous leisure）视作优越性的证明。与之相反，今时富人已经用炫耀性工作（conspicuous work）取代了炫耀性闲暇，用“不懈努力的优越感”取代了过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生所标榜的那种“毫不费力的优越感”。据丹尼尔·马科维茨计算，处于财富顶端1%的家庭中，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必有一位家庭成员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过劳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杰出的商业人士竟已开始接受媒体的荒谬采访，讲述他们如何在凌晨四点起床[例如百事公司的老板卢英德（Indra Nooyi）]，立刻去健身房跳上健身单车疯狂锻炼[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Tim Cook）]，然后在连轴转的活动中度过一天。
在优绩制占领世界之前，这一理念亦曾是各地受压迫者和被边缘化者的战斗口号。女权主义者要求社会允许女性参与工作岗位、优等成绩荣誉的竞争，并以与男性同等标准接受评判。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一书中认为，女孩跟男孩应该一起上学，并学习同样内容。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一书中表示，“优绩是获得权力和权威的唯一合法途径，而非出身，这是现代道德与政治运动的原则”，这意味着女性必须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束缚。女权主义早期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发生在1890年，当时剑桥大学的考官不得不将一个名为菲莉帕·福西特（Philippa Fawcett）的女生列在“高于首席优等生”（Above the Senior Wrangler）（“首席优等生”即顶级学者中的头名）的位置，因为她获得了最高分，尽管女性在当时是被正式禁止获得学位的。
工人阶级利用优绩主义原则来证明自己和那些所谓的社会佼佼者同样优秀。工人阶级的自学成才者在恶劣的环境中表现出惊人的学习成就；工人阶级的学者凭借出色的智慧与努力奋斗，成功闯入精英大学；工人阶级的政客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和当权派的成员一样受过良好教育。分别于1924年和1929—1935年担任首相的、苏格兰农夫的私生子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喜欢提及儿时认识的那些工人阶级的自学成才者，并认为这些人的学识远远超过大学学者。例如一位患结核病的钟表匠将麦克唐纳带进莎士比亚、彭斯（Burns）和查尔斯·狄更斯的世界；而当年轻的麦克唐纳对一位本地拾荒者手推车上摊开的一本书表现出兴趣时，对方便将这本书送给了他，那是一本修昔底德著作的译本。所有这些智性方面的努力，其结果便是一场革命：当权者被迫承认，拒不把机会留给人才不仅低效而且不道德，无论这些人才身处何方。
其他被边缘化的群体也是如此，他们用优绩制标准来驳倒古老的偏见。伟大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存在，便是对优等民族（master race）这一纳粹思想的莫大嘲讽。伟大的黑人知识分子，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证明了黑人可以在智慧长廊中拥有一席之地。马丁·路德·金则是一位在道义上令人服膺的人物，因为他给这样一个未来以希望：在这个未来里，每个人在接受评判时，决定的标准将只是其自身的品格内涵而非肤色。当边缘化群体呼吁普遍标准和集体希望时，他们就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而使统治阶级感到羞愧，则要比对其发起攻击更能有效地说服其交出权力。
社会主义者也依靠优绩主义思想，来为他们对更美好社会的模糊希望赋予实质内容。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可谓是英国工党的智识父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份适合其先天能力的工作——而鉴于英国传统统治者的先天能力，这种观点意味着一场社会革命。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领军人物之一约翰·斯帕戈（John Spargo），在其1906年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Socialism）中，用大量篇幅来证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机会平等来防止通过特权人为制造不平等，而非追求人人平等”。法国左派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又译“社会连带”）依赖于对个体才能的合理使用。
相反，保守派则将优绩制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1872年，英国保守党（Tory）高官乔治·伯德伍德（George Birdwood）曾愤怒地预言：文官制度改革将开辟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在入职政府部门前，将面临刁钻复杂的难题测验”，而全国的学童也将接受解决这些难题的培训。1898年，W.H.马洛克（W. H. Mallock），一位广受欢迎的小说家和保守派论战者，对教育机会平等提出批评，理由是此举将通过鼓励大众怀有高于其社会地位的思想而使社会不和谐制度化。195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保守派应捍卫群体（如国家或社团），而非个人，因为群体具有独特的集体身份认同，使其成为封建庄园在现代的等同物。
历史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优绩主义是一种复杂多变的思想。我们都可能认同“优绩制”的普遍定义，即在自身才华和努力能企及的范围内，理应允许人们人尽其才。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才华”（talent）的概念也已随时光流转而更迭。直至20世纪初，“才华”还附带了道德和智力的双重内涵。柏拉图认为，自己心目中的哲人王，其个人品质与智力水准同样重要。启蒙思想家谈论的也是“美德与能力”，而不单单是能力。20世纪，由于智商测试的发明（将能力与可测量的智力相关联）和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的兴起（将技术能力视为高于道德结果），“才华”逐渐被去道德化。
诸如上文中“允许”和“人尽其才”这样的措辞，同样有问题。在19世纪，政策制定者将“允许”解读为消除竞争的障碍。但是，如果一些孩子接受极为优质的教育，而另一些则在10岁就离开学校，仅仅消除障碍就够了吗？这种推理逐渐引发了中学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某些优绩主义者把“人尽其才”简单地解释为在你才能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往上爬，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其理解成有理由把政治权力交到最聪明的人手中。
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优绩制。有一种政治优绩制，它认为优绩原则应该应用于政治体制的核心。柏拉图梦想着一个美丽新世界，其中最具才华的人统治着城邦。美国的开国元勋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工作设定为终身任职制，这样法官就不会受到民主压力的影响。密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自由主义者主张给有资格的人更多选票，或建立一个由高学历人士组成的上议院（second chamber）。还有一种技术统治论的优绩制，它强调技术专长，而将诸如性格或美德之类的因素排除在外，实际上就连传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也置之脑后。此外，既有商人的优绩制，强调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也有学者的优绩制，注重学术成果。不同版本的优绩主义思想在不同时期脱颖而出。
历史带来的第三个教训是，正因其既具革命性又变化多端，所以优绩主义思想能够自我修正。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当时优绩主义思想看来似乎正沦为维护现状的手段。19世纪中期的美国，曾领导独立革命的“贤能之士”看似正将权柄世袭给子嗣。然而，杰克逊民主党人等新兴势力以及爱尔兰、意大利移民群体，以自由竞争之名，颠覆了这种格局。而到了19世纪晚期，似乎某种由所谓强盗资本家（robber barons）组成的新兴精英群体正在把美国转变为贵族社会。尽管如此，优绩主义精神依然再一次实现了自我革新：西奥多·罗斯福向那些“罪恶大富豪”宣战；文官制度改革者欣然接受了优绩原则；而“教育界领袖”（captains of learning）则振兴了大学。
当前，许多对优绩制最严厉的批评者视其为即便再改革也于事无补。也有越来越多的打着社会正义旗号的左翼人士认为，社会应该诉诸明确的非优绩制原则，如种族意识或结果平等。事实上，历史证据表明，优绩制完全可以得到改进。边缘化群体可以利用优绩制原则来迫使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正视不公，从而推动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制度改革者可以强调所谓的精英机构距离优绩制原则尚有多遥远。
尽管如此，当今对优绩主义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确实说对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优绩制精英自身面临着固化成贵族的危险，他们通过大量教育投资将自己的贵族特权传给子女，并且因其持续的成功而瞧不起社会上的其他人。在过去四十年里，我们目睹了优绩主义思想的历史上最令人沮丧的发展事态之一：优绩与财富的联姻。新贵从全球市场和资产价格激增中获益良多，并通过为自己的孩子购买教育特权来巩固自身地位。旧富阶层亦接纳优绩主义价值观，以便将教育——或至少是各类证书——添加到自己长期建立的守财堡垒中。而随着社会流动水平的下降，以促进社会流动为初衷的优绩制，正逐渐演变成其对立面，反而促进了社会封闭和等级制度的回归。
我将此书命名为“才华贵族”（The Aristocracy of Talent），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诸多优绩主义者本身已使用过此类措辞，如柏拉图谈到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法国和美国的革命者提到的“天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t）。在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中有这样一个人物，他汲取了19世纪末革命情绪的精华，宣称“我们资产阶级——我们曾被称为第三等级——我们只承认那些建立在优绩基础之上的贵族”。最近，人们也开始谈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精英名流”和“领导阶层”。而第二个原因则是要发出警告。“才华贵族”理应是一种矛盾修辞法。只有不断地从社会其他层面招募新鲜人才，并将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精英成员降级，“才华贵族”才能存续。当“才华贵族”打破现状时，可以也应该对其不吝惜赞美之词；但如果他们扭曲了优绩制原则，将其用作巩固自身社会顶层地位的一种方式，则需要接受质疑。
目录
推荐序 林小英
引言：一种革命性的思想
致谢
第一篇 顺序、等级与地位
第1章 阶序人
第2章 家族权力
第3章 任人唯亲、恩庇制及捐官制
第二篇 现代性之前的优绩制
第4章 柏拉图与哲人王
第5章 中国与科举制度
第6章 “上帝的选民”
第7章 黄金阶梯
第三篇 优绩制的兴起
第8章 欧洲与唯才是举的职业
第9章 英国与知识分子贵族
第10章 美国与优绩共和国
第四篇 优绩主义者的前进征程
第11章 优绩的测度
第12章 优绩制革命
第13章 用功念书的姑娘们
第五篇 优绩制的危机
第14章 反对优绩制：来自左翼的反抗
第15章 优绩制的腐化
第16章 反对优绩制：来自右翼的反抗
第17章 亚洲对优绩制的再认识
结论：更新优绩制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y2wCgkMCPBELokX94W0FAw
https://mp.weixin.qq.com/s/_7N0NAZ76fmZyXrubVcEk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