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 H., Ji, L., …, Jing, Y. (2026). Understanding Regional Cultural-Psychological Variations and Their Sources in China: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Theories.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https://doi.org/10.1177/00220221261418017

近期，一篇探讨中国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及其起源的文章在《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JCCP）发表。作者为蔡华俭、纪丽君、包寒吴霜、杨紫嫣等人，以下为论文核心发现：

主要发现：

• 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而不是南北差异。

• 中国当代地域文化心理差异的底色由基因、语言、宗教、民族等因素共同铸就。

• 一百多年前开启的、近半个世纪前加速的、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现代化是塑造当代中国文化心理版图的最主要力量。

• 曾用来解释中国地域文化心理差异的气候经济理论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 曾用来解释中国地域文化心理差异的稻米理论没有得到任何支持，部分发现则和预期完全相反。

• 适用于西方的人口密度理论在中国不适用。

• 任何一种文化心理的地域差异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因素的作用。

学术启示：

•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症候群，在不同侧面的表现具有相当高的内在一致性，依然是可以用来理解人类文化心理的基本框架之一。

•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是完全二分对立的，二者在某些方面可以共存。

• 现有西方理论未经检验就直接用来解释中国人未必合适。

01 研究背景和问题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我们探讨的中国地域文化差异主要涉及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相关的文化心理。那么，在文化心理学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此，通常有狭义与广义两种视角的理解。

狭义视角将二者视为两种对立的文化取向：个人主义主张个体优先于集体或群体，特别强调个人能动性、独特性、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边界等；而集体主义则主张集体或群体优先于个体，特别强调关系、集体能动性、个人对集体的服从等，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则不甚明确。相比之下，广义视角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视为两种文化症候群，不仅包括相应的价值取向，还涵盖一系列相关的心理和行为过程，例如独立型与互依型自我建构、分析性与整体性认知风格等。在这一框架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更多作为统摄性概念，用以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丰富多彩的心理差异。

早期的文化心理学通常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视为单一连续维度上的两个对立互斥的构念。比如，西方盛行个人主义，而中国则盛行集体主义。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二者未必是对立互斥关系。在某些情境下，二者可以共存和共变。例如，有研究发现，拉丁美洲人同时表现出较强的集体主义取向与个体独立性（Krys et al., 2022），而地中海文化也同时表现出独立性与互依性（Uskul et al., 2023）。

稻米理论

2014年，科学领域的最高杂志《Science》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封面文章，题目是：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中文：可以被稻米和小麦农业文化解释的大尺度中国地域心理差异）(Talhelm, et al., 2014）。在这篇文章里，研究人员报告了一系列研究，探讨中国种稻米的南方人和种小麦的北方人的文化心理差异。他们发现，相比较而言，北方人表现出更高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南方人则有更高的集体主义倾向。

研究人员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南方和北方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的：南方人主要是种水稻，而北方人主要是种小麦；种水稻需要灌溉和更多的劳动力，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的合作，这种合作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导致较高的集体主义；而种小麦不需要太多的灌溉，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所以大家不需要太多的合作，彼此也就不那么相互依赖，最终导致个人主义较高。

研究人员把他们发现的这个现象和底层逻辑称为稻米理论。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心理学界一时轰动：有称赞的，有质疑的，也有呼吁审慎对待的。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已经被引用1867次(2026年5月10日)，甚至写进了教科书（Heine，2020）。

气候经济理论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之前，已经有另外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中国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2013年发表在《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JCCP）（Van de Vliert, et al., 2013）。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用一个自我报告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问卷对中国15个省（直辖市）的1662名被试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中国北方人具有更高的集体主义，而南方人则具有更高的个人主义。作者的解释是：中国北方自古以来气候恶劣、且经济不发达，人们长期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为了应对生存压力，人们必须团结才能应对，因此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文化；而南方气候更好、且经济比较发达，人们的生存压力相对较低，不太需要团结应对，因此集体主义比较低，而个人主义较高。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模式符合他们所提出关于文化心理起源的气候经济理论。这篇文章，为起源于西方的关于文化心理的气候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来自非西方的证据。

中国地域文化差异之谜

如果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看，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都是在探讨中国的地域文化差异，具体地都是在探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地域差异，但是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2013年JCCP文章发现中国北方人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而南方人则更具有个人主义倾向，而2014年Science文章却发现中国南方人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北方人则更有个人主义倾向。

更有意思的是，二者其实都在谈论气候对文化心理的影响，因为决定一个地方是否种稻米还是小麦的主要原因还是气候（光照、温度和降雨）。如果二者都是成立的，那合理的预期应该是：中国南北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上不一定有显著的地域差异，因为北方严苛的气候可以给人们带来生存压力而导致更高的集体主义，同时也可以通过让人们种小麦而导致更高的个人主义，如果二者影响差不多的话，就应该大致相互抵消。

对于一个研究者，看到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两个研究的方法是否有问题、结果是否可靠等。确实，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产生矛盾的结果并不奇怪。

首先，两个研究中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操作和测量方式不一样。2013年的JCCP文章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采取的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即一种单一的文化取向，采用一个自我报告的问卷测量；而2014的Science文章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采取的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即一种文化症候群，采用了三种不同的任务式的测量。某种程度上讲，二者是不可比的。

其次，两篇文章样本量都偏小，且分布都极不均匀，尤其是2014年Science文章，三个指标的样本都不一样，少的只有一百多人，很多省份的被试不到10个人（见表1）。基于如此小且不均匀的样本，抽样误差将非常大（和样本平方根成反比），任何分析结果都将非常不可靠；更不用说一个或几个人根本代表不了一个省或直辖市的人。

此外，在数据分析方面，两篇文章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很多理论上应该控制的变量都没有控制，因为南北差异的不仅是气候、稻米和小麦，还有经济、语言、基因、宗教、人口密度、自然灾害等很多对文化心理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如果没有对其他可能因素进行很好的控制或排除，地区间的文化心理差异很难单纯地归结到气候或稻米小麦种植。

表 1. 2014年Science文章的部分研究的样本构成（摘自：Ruan et al., 2015）

的确，稻米理论发表后不久，就有学者对稻米理论本身及相关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2015年，Ruan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2014年Science文章存在严重的样本问题、测量问题和模型设置问题(Ruan, Xie, & Zhang, 2015)。比如，样本方面，其中一个研究的样本不仅小而且分布极不均匀（见表1）；测量方面，其所用的内隐个人主义的测量非常不稳定，对情境极其敏感，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性下做两次结果会非常不一样；统计模型设置上，很多潜在混淆变量没有控制。所有这些都使得结果极不可靠。同年，Hu等在另外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Science文章的研究对稻米和小麦的区分不正确，当把错误纠正后，很多原来的发现就不存在了(Hu & Yuan, 2015)。

除了方法方面的问题，有学者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稻米理论站不住脚。2018年，南京师大的汪凤炎教授在《心理学报》发文指出，稻米理论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体现集体主义的整体思维源于小麦种植区，因为其在稻米种植流行以前就已经炉火纯青。下面是这篇文章的部分摘要：

以整体思维为例，用“水稻理论”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两个矛盾：一是南宋之前的多数中国人虽长期生活在小麦区，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主要是整体思维，几乎没有分析思维，且整体思维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炉火纯青；二是目前无足够的可靠证据证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看起来更像西方，并且北方人擅长的同样是整体思维。

这两个矛盾证明“水稻理论”解释不通。其实，促成中国古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外因是：先人从长期的治水经验尤其是从鲧治水失败而大禹治水成功的一反一正事例中直观、真切地看到了天人密切相关理念、顺应自然和通盘考虑（整体思维的雏形）在成功解决复杂问题时的重要性。促成中国古人崇尚整体思维最可能的内因是蕴含阴阳思维的阴阳学说、蕴含五行思维的五行学说和蕴含阴阳五行思维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提出与被认可，它们为中国人如何运用整体思维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思维运作方式。

研究问题

两篇文章不一致的结果让我们很是困惑。那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地域差异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真的有南北差异吗？导致地域文化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开展了大样本的、对文化心理的多方面进行综合测量的、同时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因素的大范围调查。

02 研究过程和发现

研究一

2018年底，我们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的名义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文化心理大调查。这次调查当时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100多名老师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到2019年六月结束时，共收集了3万多大学生被试的数据。调查中，我们综合了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狭义和广义理解，用11个经典指标对文化心理的主要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测量，包括文化价值取向，自我建构、认知或者思维风格，人际心理，道德心理等等。为了便于和2013年JCCP文章以及2014年Science文章的结果对比，11个指标中包括了2013年文章所用的自我报告问卷，和2014年文章的认知风格任务。

对于地域差异的可能原因，除了气候经济和稻米小麦种植外，我们还考虑前面研究中没有考虑的很多其他因素（总数20），涵盖了文化心理学领域探讨过的几乎所有的宏观因素。其中，社会生态方面的因素包括：气温、降雨、流行病、自然灾害、人口密度、社会流动性、生存方式（畜牧业、渔业、农业、稻米种植、小麦种植）、现代化（GDP、城市化、教育、市场化等）；人口方面因素包括：名族、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语言、基因等。

在数据分析中，我们首先探讨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地域差异的基本空间模式。我们以经度（东西）和纬度（南北）为指标，结果发现，南北纬度几乎不能预测任何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指标，而东西经度能够预测是11个指标中的9个―东部个人主义高，西部集体主义高。这个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而不是南北差异。

其中两个指标能够被稻米小麦种植所预测，但是和理论预期反向：南方稻米种植区更偏向个人主义，而北方小麦种植区更偏向集体主义。考虑到大米小麦种植主要是南北分布，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地域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南北差异。这种模式总体上和我们推论出来的南北地区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上不应该有显著差异一致。

在摸清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的地域差异的基本模式后，我们接着分析背后可能的解释因素。通过对各个因素的独立作用的检验，我们发现20个宏观因素中除了气候和自然灾害外，其他所有因素能够预测至少一个文化心理结果。其中，“现代化”在所有因素表现出最稳定的预测力，不仅能够预测大部分的文化心理，而且所有方向都一致：现代化水平高的地方，个人主义水平更高。

需要特别指出，人口密度、社会流动性、宗教、基因、语言等都具有相当的预测力，而这些因素都是2013年JCCP文章以及2014年Science文章没有关注的。另外，前述的气候经济理论一个指标都无法解释，稻米理论虽然能预测两个文化心理指标，但是方向和预期完全相反。

然后，我们再把那些表现出显著预测力的因素合在一起分析，以检验他们的联合和独特预测作用。结果发现，所有的地域差异都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很少的因素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还表现出独特的预测力，比如民族、宗教、基因等。也就是说，把文化心理任何侧面的地域差异简化为某个因素的独特作用，都是不恰当的。即使要追本溯源，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基因、民族、宗教等和人口相关的因素，而不是物理环境或生产方式等外部因素。

这项研究是目前针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进行的最大规模调查，获得了丰富的结果，初步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个调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所有的被试都是大学生。另外，我们虽然考察了11个文化心理变量，涵盖了文化心理的主要领域，但还是有限。在心理学面临巨大的重复性危机的时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否可以被重复？

研究二

2020年初，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流行病在文化心理学里被认为是一个影响文化心理的重要变量。理论上讲，流行病会导致更高的集体主义倾向，因为大家需要团结应对生存威胁。那么当流行病这样一个因素突然变得空前凸显的时候，是否会改写中国的文化心理地域差异版图？研究一中的主要发现是否依然可以被重复？于是，疫情爆发一周内，我们就立刻着手进行第二次文化心理大调查（当时我们称之为“非常时期文化心理大调查”）。所幸的是，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我们依然得到了全国很多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帮助我们完成了这次调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再次采集了近3万人的样本，包括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这次大调查除了发生在疫情期间，还和第一次有个很大的不同：被试大部分都是来自日常社区的人群。某种程度上讲，这次样本更能代表中国的老百姓。

我们采用和第一次调查一样的分析策略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次大调查的几乎所有主要结果都被成功重复出来：中国人文化心理地域差异依然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而不是南北差异，东部地区的人们具有更高的个人主义倾向，而西部地区的人们具有更高的集体主义倾向；现代化依然是最具解释力的宏观因素，现代化水平高的地方个人主义高，现代化水平低的地方集体主义高；所有显著的文化心理差异都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很少有单一因素可以解释文化心理差异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在第一次调查中发现的在正常情况下具有预测力的许多宏观因素在疫情期间不再有预测力，意味着疫情的爆发暂时增强了全国各地文化心理的同质性，从而抑制了很多宏观因素的预测作用，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疫情确实会影响文化心理。

虽然我们在两次不同时期进行的文化心理大调查获得了一致的结果，但是，两个调查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首先，两个调查采用的样本虽然都很大，但都是方便样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代表性；其次，两次调查中对文化的测量考虑的都是主体内的测量，也就是说，考察的都是个体内化了的文化心理，而在文化心理学中，还有一个主体间的视角，即人们所知觉或观察到的其他人或社会流行的文化心理倾向。主体内的视角和主体间的视角不完全相同，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补充。

那么问题就来了：基于方便样本得到的结果是否可以在更具代表性的样本中得到重复呢？基于个体内化了的文化心理得出的结果，是否也可以在知觉到的文化心理中得到重复呢？幸运的是，2019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报PNAS的一篇文章提供的公开数据，为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提供了可能(Chua, et al., 2019)。

研究三

2019年发表的这篇PNAS文章原来是研究中国文化松紧性的地域差异，但是他们的调查中包括了几个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主体间测量问题，刚好可以用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并且，这个调查用的是一个来自全国的社区样本，样本量接近1万。我们采用同样的分析策略对这批数据进行了分析。

不出意料，结果再次重复了上述主要发现：人们知觉到的文化地域差异依然表现为东西差异，而不是南北差异：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东部地区个人主义高，西部地区集体主义高，而南北没有差异；现代化依然是最具解释力的因素，现代化水平高的地方个人主义高，现代化水平低的地方个人主义低；任何一个文化心理地域差异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部分因素也能显著解释部分差异（现代化、语言、宗教、流行病）。总之，这个采用完全不同样本和测量的研究，基本重复了前面两个调查的所有主要发现。

小结

通过三个大样本调查，我们考察了到目前为止最为广泛的文化心理内容，采用了最为多样化的测量方法(不仅包括传统的问卷测量、还包括很多非问卷的任务式测量、以及老百姓知觉到的倾向等); 在探讨区域文化差异背后的原因时，考虑了最为广泛的社会生态和人口因素（共20个因素）；结果初步澄清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地域差异模式，以及导致差异的可能原因，同时也回应了2013年JCCP文章以及2014年Science文章的发现。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发表并不意味关于中国人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的定论。正如在文章讨论中指出的，目前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结果还有待更多研究的检验，还有很多未探索的文化心理领域有待研究；所有结果都是相关性的，目前的研究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气候经济理论和稻米理论正确与否，也还需要更多的检验等等。

03 研究新发现和解读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而非南北差异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东西差异，相对好理解。中国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现代化水平较高，因而个体能够享受更多的自主、自由、较少受传统的束缚等，因此个人主义较高；而西部相对经济不发达，传统的集体主义影响更大。这个结果和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完全一致。

但是，对于南北文化没有差异，估计和很多人的直觉不同。对此，有几个可能的原因。

首先，我们探讨的是深层的文化心理。深层的文化心理没差异，并不意味着表层的文化心理表现和行为没差异。比如，南北方人都注重过年，但是具体的过年方式南北方差异却很明显，年夜饭吃饺子在北方是基本风俗，但是南方就很少见。

其次，我们探讨的只是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维度之一：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人类文化还有很多其他的维度或类型，比如：男子气-女子气、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倾向、面子文化、荣誉文化等等。南北方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不存在差异，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维度上也不存在差异。

还有，就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本身而言，二者也都包含非常丰富的成分，我们虽然考察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11个方面，但是依然很有限，完全可能有些成分存在南北差异但是我们没有测量到。

最后，一个地区的文化心理的形成，是社会生态和人口等众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对于同一个文化或文化成分，可能会被某些因素促进而同时又被另外一些因素抑制，以致最终综合水平上看不出差异。

气候经济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地域文化心理差异

为什么气候经济理论没有得到验证呢？对此可以有以下几个理解。

首先，气候经济理论最初源自西方，主要用来解释更大尺度的国家间的文化心理地域差异，该理论不适用于解释中国国家内的地域文化差异，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该理论最初不是用来解释中国地域文化差异的。

其次，恶劣的气候可能曾经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从而导致集体主义；但是，在人类生存环境已经极大改善、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为丰富的今天，这种威胁已经很少存在了。相应地，由于生存威胁导致的集体主义文化因为没有适应价值而式微，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还有，气候严苛可能通过生存压力导致集体主义，也可能导致种小麦而促进个人主义，二者相互抵消就看不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差异了。

稻米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地域文化差异

对于稻米理论，其最早的研究证据是来自中国。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相关证据也都是来自中国。所以，这个理论在我们的研究中没有得到支持，大家也许觉得意外。但是，综合这个理论的本身假设、现有研究和诸多批评来看，稻米理论未被重复，也不难理解。

首先，稻米理论是建立在一种过时了的二分文化的基础之上，即简单地把文化分为“独立-个人主义”和“相依-集体主义”两类，并认为二者相互排斥、非此即彼。这种二分的观点曾经是文化心理学的主流观点，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独立性和相依性、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每个所谓的对立面都包含很多文化心理成分，并可以通过丰富的文化行为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成分和行为表现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和同一个社区(Kagitcibasi, 2005; Kitayama et al., 2022; Krys et al., 2022; Morris, Chiu & Liu, 2015)。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很会团结大家也很独立进取，比如当今中国的很多成功人士；一个地区的文化，可以很重视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也很注重开拓进取的个人主义，比如，温州文化。

其次，稻米理论认为，和小麦种植相比，水稻种植因为需要更多的合作，所以会促进集体主义。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合作作为稻米理论的核心机制从来没有被验证过(Syed, 2025)，尽管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设计研究进行验证的。

客观地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合作可以促进集体主义的说法。试想，如果合作可以促进集体主义的话，当代社会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注重集体主义，而美国则应该是全球最为集体主义的国家，因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生产的分工和合作从来没有像当今社会如此深入和广泛，而美国则是全球分工和合作的倡导者、规则制定者和坚定实践者。而冷酷的现实是，过去几十年来，个人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在一直在上升，美国则是全球个人主义最为盛行的地方（Cai et al., 2019; Inglehart & Baker, 2003; Greenfield, 2019; Grossman & Varnum, 2015)。

除了合作，稻米种植还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对文化产生不同的影响。 比如，稻米种植虽然更费劳动力，但是产出也高很多。这意味着，相对于小麦种植区，稻米种植区经济将会更发达，人的生存压力将会更小，也会更少需要依赖他人和集体来应对生存压力，从而促进个人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发现，稻米种植在某些方面和高的个人主义（或低的集体主义）相联，和这种预期完全一致。

第三，水稻理论本身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该理论认为由不同农业方式塑造的文化心理一旦形成，就会非常稳定，对社会变迁，例如现代化、城市化或产业转型，表现出高度的抗变性。比如高度现代化的上海和香港依然稻米文化盛行。这一观点，不仅与现代化理论及大量相关研究相矛盾，更和基于稻米理论本身的系列研究发现相矛盾：稻米小麦种植方式的改变（比如参加种植不同农作物的农场劳动）或稻米小麦区的相互流动（比如大学生跨区上学），可以在几十年、几年甚至几个月内改变原有的文化心理基本倾向（English, et al., 2025; English & Geeraert, 2020; Talhelm & Dong, 2024)。

近期，稻米理论的主要创始人Talhelm和合作者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Wang, et al., 2025)，中国当代年轻人同时具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特征，即具有双文化的特点。双文化从何而来？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双文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是现代化导致的个人主义和传统的集体主义相叠加和共存的结果。不过，按照经典的稻米理论，这种双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互斥；即使真有可能发生，也该是稻米文化和小麦文化相叠加的结果。

第四，稻米理论的相关证据很多来自不可靠的测量。比如，在2014年的Science文章以及后来的一些支持稻米理论的文章中（比如：Talhelm & Dong, 2024），研究人员都会用到一个画圈圈的测量来测量所谓的内隐个人主义（Kitayama, et al., 2019）。这种方法让被试先画一个圈圈代表自己，再让被试画一些圈圈代表其他人（比如家人和朋友，见图1）。相对于代表其他人的圈圈，代表自己的圈圈越大，就表示越高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测量不由得让人想起心理学早期高尔顿曾试图用头骨的大小来测量一个人的智力：头骨越大，越聪明。头骨的大小是否能表示智力姑且不论，但头骨的大小好歹还是稳定的，什么时候测量结果都该差不多。圈圈大小是否可以表示个人主义也可以先不论，但是一个人画的圈圈大小随机性或情境性太大了，更不用说非专业人士画出来的圈圈各种奇形怪状（见图1）。

图 1：个人主义：相对于家人和朋友，代表我的圈圈越大，个人主义越高。（摘自：Talhelm & Dong, 2024）

Ruan等在他们2015年的评论中，对于Science文章中画圈圈测量的数据进行了一些细致的分析，发现圈圈测量的个人主义对情境极其敏感：来自湖北和湖南等多个相同省份的被试由于测量情境不同，个人主义差异非常显著(p. 53. Ruan, et al., 2015)。而作者们对这些差异完全忽略不考虑，把所有被试混在一起进行分析，大量信号被当成噪音处理，其结果的可靠性可想而知。

另外，2024年发表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上的一篇文章，对上述画圈圈的个人主义的测量信效度进行了检验（Cao, et al., 2024）。结果发现，画圈圈测验内部信度很低（大约为0.2-0.3），远低于测量学的标准（大于0.6或0.7）。考虑到信度是效度的上限，可以推测画圈圈的效度接近零。与此一致，在对中美文化的预测上，结果则和预期完全相反：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比美国高。

总起来，用画圈圈的办法来测量个人主义是完全不靠谱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所有基于这个测量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不管研究是发表在Science还是Nature（Talhelm, et al., 2014; Talhelm & Dong, 2024）。

第五，稻米理论自提出以来，并不乏来自学术界的批评(Hu, et al., 2015; Ruan, et al., 2015)，近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和稻米理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果。除了我们报告的这些研究外，近期福州大学的一个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和北方人相比，南方人对陌生人表现出更强的信任，意味着南方文化更接近西方，具有更强的个人主义倾向（Zhang, et al., 2026）。这一发现和稻米理论预期完全相反。另一项源自日本的大样本研究则表明，稻米小麦种植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关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预测力为零，也不支持稻米理论(McClain, & Kenny, 2025)。

最后，从整个科学领域来看，即便是发表在Science等顶级刊物上的研究结果，也有可能最终被证明是不可靠的，甚至是有误的。近期Nature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试图对已发表在顶刊的文章进行大规模的重复研究。这些文章发现，差不多半数人文社科领域以往的经典研究都经不起检验（Tyner, et al., 2026）。

人口密度反向预测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地域差异

除了气候经济、稻米理论外，我们还发现源自西方的人口密度理论也不适用于中国。该理论认为高的人口密度会导致高的集体主义。但是，我们却发现，在中国，高的人口密度和高的个人主义相联。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一点应该不难理解：在中国，现代化越高的地方，人口密度越高，个人主义水平也越高。也就是说，人口密度在中国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化的一个指标，所以和高个人主义相联。

04 总结

在当代中国，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地域文化心理差异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而不是南北差异。这些差异的底色是由基因、语言、宗教、民族等因素共同铸就的。而一百多年前开启的、近半个世纪前加速的、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则是塑造当代中国文化心理版图的最主要力量。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源于西方的气候经济理论和人口密度理论，而源于中国的稻米理论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支持，部分发现则和预期完全相反。此外，我们还发现任何一种文化心理的地域差异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不能简单归结为任何单一因素的作用。这些发现不仅为现代化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深远和广泛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提供了一个解释。中国现代化必然也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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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