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流版：使国民陷入被称为“愚民”的政治无知状态，剥夺其批判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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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民政策又称蒙昧主义、反启蒙主义、文盲政策，在政治学教科书里不常被当作核心概念讲，但它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的每一个统治阶段。
英语叫Obscurantism，词源自拉丁语obscurare，意思是“使变暗”或“使模糊”，最早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家广泛使用，用来抨击教会对科学和哲学文本的封锁。它的德语形式Obskurantismus，最初指的是那些抵制启蒙思想传播的个人与机构。
愚民政策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故意性”，它不是沟通失败或无意的遗漏，而是一种蓄意的、有策略的选择，阻止事实被知晓，妨碍真正的理解。
换句话说，它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没说清楚，是因为“不想让你懂”才把话说糊涂。世界上有无数让人困惑的信息，大部分是因为事情本身复杂，但愚民政策是人为制造的复杂，是刻意营造的模糊，它的目标不在于解释，而在于遮蔽。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这个词开始被广泛用于政治话语，用来描述政府或政治派系操纵舆论、压制异见、通过虚假信息或刻意制造复杂性来逃避问责的策略。随着时间推移，愚民政策扩展到包含任何形式的故意隐瞒知识的行为，从政治审查到企业秘密。
在东亚，“愚民政策”更偏重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统治手段，日本学界的定义颇具参考价值：所谓愚民政策，是指执政者使国民陷入被称为“愚民”的政治无知状态，剥夺其批判力的政策。它基于权威主义，阻碍民主制度的根基，即国民的政治参与，故意将人们的知性向非民主方向偏转。
02 柏拉图的种子
很多人不知道，愚民政策最早的哲学基因，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古典希腊为愚民政策提供了一个原始且强大的思想源头，在大约公元前380年写成的《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通过“高贵的谎言”来治国的主张，这是一种用神话为现状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必要手段，用以指导哲学王统治社会。
这个高贵的谎言（Noble Lie）在《理想国》第三卷，苏格拉底解释说，城邦的守护者必须被灌输一个关于他们起源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公民生于大地，神在他们灵魂中放入了不同的金属。灵魂中含金的人注定成为统治者，含银的是武士或辅助者，含铜或铁的则是生产者或工匠。
这套说辞把一种虚构的、可以说是谎言性质的神话，包装为维护社会和谐与秩序的更高目的。“高贵的谎言”被呈现为一种统治者必须使用的必要欺骗，以确保公民接受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从而促进稳定与团结。
柏拉图并不是一个粗暴的暴君，他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他坦然地认为，为了城邦的稳定，撒谎不仅可以接受，甚至是必要的。他主张为了城邦的繁荣，公民必须相信精心编造的神话，这些神话将塑造他们对自身身份以及彼此关系的认知。柏拉图将这类神话称为“高贵的谎言”，这个名称揭露了本质，他在公开建议培植公民的虚假信念。
这一思想的传承影响深远，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看来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他和他的新保守主义追随者将“由少数开明者治国”的理念采纳为政治策略。施特劳斯注意到，从柏拉图时代起，知识分子就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让知情的民众“干预”政府，要么考虑好的政治家是否有可能既说真话又维持社会稳定。因此，“高贵的谎言”成了获取公众默认的必需品。
从柏拉图到施特劳斯，跨越两千多年，高贵的谎言这颗种子从未死亡，它在不同的土壤里，长出了不同的花。有时候是宗教教条，有时候是政治宣传，有时候是信息管控，形式一直在变，核心逻辑从未改变。那就是，真相太危险了，普通人承受不了。
03 历史上的经典操作
愚民政策在不同文明、不同时代反复出现，手段各异，但底层逻辑高度一致。
最古老的手段是“思想钳制”，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将控制民众、实施愚民作为维护统治稳定的核心任务，其中首要一点就是“神化自己”，推行君权神授。这一做法历史悠久，周朝统治者就自称天子，秦始皇时代更是将自己塑造为上天派来统治民众的代表。焚书坑儒本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知识清洗，他要确保思想的源头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朝廷。
在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扮演了类似角色。在宗教领域，愚民政策可以类比于审查制度，它表现为一个强大的团体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来控制他们，通过隐藏或篡改信息来实现。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教会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普通信徒不被鼓励自行阅读经文，一切真理都由教士代为传达，这不是因为信徒不识字那么简单，而是因为一旦每个人都能直接与“上帝的话语”对话，教会作为中介的权力就瓦解了。
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孔多塞注意到，富裕的统治阶级（贵族）经常隐瞒信息，对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种种问题漠不关心。信息的垄断不仅仅是权力的附属品，它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当贵族们掌握了税收数据、军事情报、外交密函，而底层民众连面包的价格为什么上涨都不知道，革命就只是时间问题。
还有一种更软性的愚民手段，叫“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古罗马的统治者深谙此道。不需要禁止民众思考，只需要让他们没有时间和欲望去思考就行了。给他们食物，给他们娱乐，让他们在竞技场的血腥与喧嚣中忘记自己是公民，这套方法在后来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身上被重新使用。
到了19世纪，英国数学家威廉·金顿·克利福德作为达尔文主义的早期拥护者，致力于消除英国的蒙昧主义。因为他发现，一些教士私下认同进化论，却在公开场合将其谴责为反基督教的异端邪说。这种“私下认同、公开否认”的分裂状态，就是愚民政策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很多时候，撒谎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真相是什么。
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愚民政策是权力运行的一种结构性倾向，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倾向就不会消失。
04 两种愚民的区别
讲到这里，需要做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分。
Obscurantism在学术上有两种主要形态，第一种是“政治愚民”，也就是权力机构通过限制信息流通、操控教育内容、管制媒体报道，来削弱民众的政治判断力和批判能力。第二种是“学术愚民”或者叫“知识愚民”，指的是在学术界、思想界，通过使用过度复杂、晦涩难懂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人为地将知识门槛抬高，将大多数人排斥在理解之外。
这些“学术教士”使用的语言，正是以蒙昧主义为标志的语言，它是指刻意遮蔽或隐瞒知识，或者故意以复杂的方式进行表达。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是如此，马克思批评德国唯心主义晦涩难懂，但马克思本人也一直被指责写作晦涩，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以及或许最臭名昭著的德里达，都曾受到类似指控。
这第二种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往往披着学者、专家的外衣，一个学者如果把一个简单的概念用三百页的术语包裹起来，读者读不懂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不是“这个人写得不好”，而是“我自己不够聪明”。
这种自我怀疑，是知识蒙昧主义希望达到的效果，它让普通人自动退出了知识的竞技场，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那些掌握术语密码的阶层。
蒙昧主义者通过混淆概念和隐喻来刻意制造模糊，它是对清晰表达的一种攻击。这种攻击很危险，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攻击，看起来像是“学问”，像是“高深莫测”，像是“你智商不够学不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晦涩的写作都是蒙昧主义，有些思想确实复杂到无法用简单语言表达。海德格尔讨论“存在”的语言之所以艰深，部分原因是德语哲学传统本身的表达方式。但当晦涩成为一种文化姿态，当“读不懂”被当作“高大上”的标志，知识就不再是启蒙的工具，而变成了新的等级壁垒。
从政治角度看，多位哲学家已经将愚民政策与统治社会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学生是信众，而教授则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教士，他们宣讲的理论，往往与现实没有任何连贯的、具体的关联。
这两种Obscurantism，表面上一个在庙堂，一个在书斋，实际上服务于同一个功能。它们都在限制”谁有资格理解世界“这件事，区别在于，政治愚民用的是锁链，学术愚民用的是烟雾。
05 信息时代的新变种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爆发已经彻底击败了愚民政策，每个人都能上网搜索，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渠道，知识的壁垒被推倒了。
这个判断是一种错觉，乐观到近乎危险。
当前人类历史的时代，通常用与信息及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相关的术语来定义。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
但信息的丰沛并不等于理解的深入。
事实上，信息过载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蒙昧手段。当一个人面对海量的、相互矛盾的、真假难辨的信息时，他最终可能比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更加困惑。
算法经常限制某些信息的可见性，同时推广另一些信息，有效地为用户创造了一种“策划过的现实”。这种策划过的现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表达，让你以为自己在自由浏览，其实只是在一个被设计过的信息茧房里转圈。这种投喂被筛选过的材料，让人觉得自己做出了独立的判断。
今天，Obscurantism在关于媒体控制、虚假信息和政治审查的讨论中仍然是一个关键术语，随着数字信息的兴起，关于蒙昧主义的争论已经转向对算法偏见、学术不诚实以及压制科学发现的担忧。
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蒙昧主义已经成为大多数主要政治、文化、宗教和科学机构的定义性特征。
企业用几百页的用户协议来“告知”你的数据将如何被使用，但它知道你绝不会读完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企业实体经常因为隐瞒可能损害其利益的环境或健康数据而被指控。官方发布的统计报告看似公开透明，但关键数据的口径、统计方法、比较基期的选择，往往能把同一组数字讲出完全不同的故事。
当蒙昧主义嵌入一种文化之中时，统治者和普通民众都变得如此习惯于接触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完全错误的信息，以至于他们养成了欺骗他人的习惯，并在这个过程中也欺骗了自己。
古代的愚民政策，至少统治者自己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自己在隐瞒什么，也知道真相是什么。但在今天这个信息洪流中，制造迷雾的人自己也可能被迷雾吞噬，谎言重复一千遍之后，不仅听众相信了，说谎者自己也开始相信了。
这是一种全新的、更深层次的蒙昧。
06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完全消除它可能确实是一种幻想。在知识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反而生活在一个智识贫瘠的时代，其动力来自于“对显而易见之事的刻意忽视”。
人类并不是因为缺乏信息而无知，而是因为选择性地忽视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实而无知。
柏拉图说需要高贵的谎言来维持社会秩序，施特劳斯说开明的少数人应该治理国家，这些观点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设，那就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真相的重量。
这个假设可能部分是对的，真相确实有时令人痛苦，令人不知所措。但“因为真相令人不安所以应该被隐藏”和“因为真相令人不安所以需要被更好地传达”，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
Obscurantism选择了前者，启蒙运动选择了后者。启蒙运动的价值观确立了自由主义理想，其理论标志之一就是对蒙昧主义的拒绝，将权力精英的黑暗走廊暴露在光线之下，让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治理之中。
但启蒙运动三百年过去了，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能力，却并没有变成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清醒的物种。
一个不愿意清醒的人，给他再多信息也没有用，一个害怕清醒的社会，会自发地制造新的蒙昧来麻痹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Obscurantism不仅是权力强加于人的枷锁，也是人类自己铸造的牢笼。
清醒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你必须面对现实的丑陋、人性的幽暗、未来的不确定。很多人并不是不能清醒，而是清醒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活。
所以，与其说Obscurantism是一种政策，不如说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慢性症状，政策可以废除，症状却需要持续诊断。
而最困难的诊断，永远是对自己的诊断。
当一个人开始追问“我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无知”的时候，才算真正触及了这个概念最深的那一层。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oG8MWqTPm4-di3OcjT6eQ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