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苏州河边，荣氏家族创办的工厂早已停止轰鸣，老厂房被改造成艺术空间。年轻人在咖啡馆里工作，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属于中国最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也曾见证一场几乎改变所有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社会实验。

这场实验，被称为“三大改造”。

1953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短短几年之间，几亿农民、数百万手工业者和数十万私营企业主，陆续进入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和国营经济体系。一个以私有财产和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社会，迅速转向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新制度。

从世界现代史来看，如此规模、如此迅速、同时又相对较少依靠大规模暴力没收完成的所有制变革，并不多见。

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

1949年的中国，人均收入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工业基础薄弱，铁路、电力、钢铁和机械制造能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对于当时的领导人来说，一个分散的小农社会，很难支撑现代国家建设。

通过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动员能力。随后十多年，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了大型钢铁厂、水电站、铁路和国防工业，大批普通家庭第一次拥有接受教育和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

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没有这一时期积累的工业基础，中国后来的现代化会更加艰难。

但另一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的问题。

他们关注的是，在国家迅速获得资源的同时，个人失去了多少自主选择。

几千年来拥有土地的农民，不再独立决定种什么、卖给谁；经营作坊的手工业者，不再拥有自己的生产安排；曾经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把企业变成了公私合营，再逐渐成为国营企业的一部分。

对于不少民族资本家来说，他们既表达了支持国家建设的愿望，也经历了身份的巨大变化：从企业所有者变成企业管理者，再逐步退出经营舞台。

历史并没有留下统一的情绪。

有人回忆的是建设新中国的激情，有人记住的是告别祖业时的复杂心情；有人认为自己参与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也有人怀念市场竞争带来的自由和活力。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956年的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重新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民营企业再次成长，个体经济重新繁荣，外资进入中国，互联网公司、高科技企业和数千万民营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官方提出的经济制度，也不再是单一公有制，而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正因为如此，每当“三大改造”重新进入公共讨论，人们都会产生不同理解。

有人看到的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认为它塑造了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有人想到的是产权变迁和市场退出，希望历史不要简单重复；更多普通人则关心一个现实问题：今天的制度是否能够同时保持国家能力、市场活力和个人创造力。

也许，三大改造最大的历史意义，不只是改变了所有制结构，而是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个追求公平的社会，如何保护创新；一个强调国家目标的制度，如何尊重个人选择；一个拥有强大公共力量的国家，如何与市场保持长期而稳定的平衡。

七十年过去，苏州河边的工厂已经成为历史遗迹，合作社的口号早已淡出日常生活，但关于国家、资本、市场与个人关系的讨论，从未结束。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会不断向后来者提出同样的问题。而一个社会的成熟，或许就在于能够同时承认制度曾经创造的成就，也能够坦然面对它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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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