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允执致用的学问
作者：陆磊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2026年7月7日下午4时45分，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京逝世，享年55岁。他是中国经济学者进入资本市场的开拓者，是宏观经济学由书斋普及于公众投资者、经济政策由庙堂折射到市场的重要实践者。
1971年2月，高善文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一户农村家庭，1988年由临汾一中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宏观经济运行方向硕士研究生，师从厉以宁、秦宛顺先生，2005年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周小川。
高善文本应该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中国经济的改革洪流和开放大潮推动他在大学时代转型成为经济学者。1994年秋季至1995年夏季，作为晚其两届的同专业研究生，笔者所在宿舍即经常传阅其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对中国的数理分析手稿，以汉密尔顿函数、欧拉方程为工具的宏观经济动态优化模型演算。这在上世纪90年代主要偏重定性研究、习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研究生群体，无疑是一缕具有穿透性的新风。
高善文本应该是一位体制内专业干部，中国金融市场的激荡风云推动他开创了立足市场的国内证券机构（卖方）首席经济学家先河。1995年高善文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秘书二处工作，一年后，笔者到政策研究室经济金融处工作，楼上楼下，时有探讨切磋。20年后的2015年，偶然听到高善文讲宏观经济研究时引用了《尚书》章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心颇有所动：执着于发现规律，哪怕发现真实规律的机会如此渺茫，哪怕因去伪而否定自我，也要坚持。这确是高善文做研究的自我要求。
若干小事，足见其“允执”。至今思来，历久弥新。
其一，1997年，香港百富勤、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陷入危机，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指示认真研究。高善文在张晓慧（时任办公厅副主任）、笔者在夏斌（时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带领下研讨形势和对策。高善文以金融市场高频数据，用广义矩估计建模，结论是通胀和信贷市场拐点必现，或现通货紧缩与信贷收缩。要知道，此前的1994至1996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16%-24%！自此，笔者发现，他对“拐点”极为痴迷。用他与笔者当年的对话：“对货币当局和金融市场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趋势（谁都能看到且理解），难能可贵的是拐点（难以捉摸但决定生死）”。也就是从那时起，笔者专注于行社脱钩、信贷五级分类、不良资产处置等微观研究。不得不说，一个重要的心路历程是，中央银行宏观经济领域应该是数理、数量分析的主场。既有高善文研究义理、考据的“大学”，笔者转向辞章、训诂之类“小学”亦不失明智。
其二，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智力引进办公室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青年干部研学班，赴英格兰银行中央银行研究中心（Centre for Central Banking Studies, CCBS）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类似笔者这样的学习者，多数以听、记为主。某日，高善文与授课的英格兰银行工作人员展开了约1个小时的辩论，针对的是英格兰银行首创的通货膨胀模型，围绕当时理论界流行的理性预期、效率市场假说、中央银行应当坚持单一规则还是相机抉择（rules vs. discretion）、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通胀在货币政策抉择上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诘问激辩，课堂群起纷争，场面一度濒于失控。笔者亦一度担心：高善文似有摧毁英格兰银行通货膨胀模型立论基础的可能。课后，高善文对笔者（先引用了弗里德曼关于“无论何时何地”的经典论述，而后）讲：“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关注的首要问题，岂能和稀泥”。7年后，当笔者读到高善文的博士论文——《中国货币政策最优目标价格指数探讨》，不禁莞尔：开篇即讲通货膨胀测量，仍然是高善文的本色。即便他此时已经是市场机构的研究者，仍念念不忘年少时的课题。
2002年，高善文短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任综合研究室副主任；2003年起，即展开了自身为期23年的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生涯。这是“致用”的23年。
从市场角度看，高善文的成就是公认的。2004年至2010年7次《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排名中，他获得5次宏观研究第一名。其中真正的难题在于：一个以数理模型见长的研究者，如何使市场机构和公众读懂、理解、认同其框架、方法、结论。应该说，思维观点自身是一回事，传递思维观点的能力是另一回事。
从时间序列看，高善文的著述体现了寻求规律具有科学家的精微求索，面向公众具有传媒的坦诚易懂。如果说，其早期出版的《在周期的拐点上：从数据看中国经济的波动》，仍然带有学院派、庙堂内经济学研究的“经院”色彩；那么，后续面向更广读者群的《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运行的真相》更加返璞归真，《逻辑》仍侧重方法，《真相》则全然分析事实，日益接地气，应该是高善文著述的动态演进特征。如果说，早期著述给人以因渊博而生崇尚之感，则其后来观点使读者因事实而成共鸣之情。
高善文是务实的。格物致知的物理学底子，推动他毕生追求的是真实解释现实经济运行，力求洞悉现实背后的逻辑，“因果论”成为其观察经济、解释事实的必然方法。也正因为如此，高善文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其判断、观点的说服力是首屈一指的——读者和受众因其清晰阐释因果而信服。这一点，在其分析资产价值重估所依据的基本面和流动性（《透视繁荣：资产重估深处的忧虑》）、在分析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所依据的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在分析流动性余缺所依据的外汇占款（《2013年流动性报告》），等等，都充分得以印证，且几乎无可辩驳。
经济学至今仍处于见仁见智的时代。必须承认，从早期同学到共事，直至近期拜读其观点，或因考虑变量多寡的差异，或因对各因素赋予权重的不同，笔者对高善文的论述并非全然认同，探讨时甚或颇有争论。笔者与高善文的最后交集是在2019年面向北京大学的公益学术课程讲授中，这是1999年笔者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发展经济学后的第一次深谈，没预料到是最后一次。高善文所秉承的经济学分析“因果方法论”是令笔者钦佩的；但或因笔者的视野局限，自身仍然一贯坚持经济学的“博弈论”。或者说，在高善文看来，凡事皆有因果，定因结定果；而在笔者看来，凡事多元结果并存，取决于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等博弈条件。好在，我们有共识——有必要争取好的结果。只是，在他那里是从因入手（比如基本面）；在笔者这里，是完善约束条件（比如规则）。就曾经的两个在燕园的学术少年而言，道虽不同，但可相谋。曾经偶读左文襄挽曾文正联，深有感触，略改似可表达哀思：“钻学以博，研道以执，自愧不如学长；同心若金，砥砺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高善文离世之际，恰逢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正酣。观赛期间，也曾哼唱此间流行的《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开头即是：疑是天上。祈愿一条乡间路，载着他到达一生孜孜以求的心灵家园。以此，纪念高善文。
魂去来兮：高善文与他的时代
作者：叶伟强 来源：财新网
人到中年，经历过多次亲友的离去，对此本应见惯不怪，然而得知高善文辞世的消息，还是令我悲从中来。其时正值欢宴，但我面对满桌的珍馐美味，难以下咽。
我失去了一个挚友，一个遇事不决可以咨询和信赖的兄长；人间则自此失去一个求真、勇敢而睿智的灵魂。
昨晚至今，朋友圈被刷屏，网上满溢痛惜之情，整个金融圈、媒体圈都在深切悼念他。对于一个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关注和怀念，其实颇为罕见。
然而，他绝对值得。
财新的老领导胡舒立约我给高善文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义不容辞。不过，我虽然和他相识相知二十多年，但一个人的视角和接触总是有限，我需要了解得更多一点，所以我给老朋友们打了一圈电话。原本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却不料第一个打给庞青的电话刚接通，我竟然情不自禁哽咽起来。
三十多年前，我和高善文在北京大学有过重叠的求学经历。他比我高几个年级，那时候我们互相还不认识，但应该都知道，当时有一篇老校友写的《魂去来兮》的文章，对北大发出灵魂拷问：勇敢、自由、独立的北大精神，哪里去了？
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持续的深思。
在我看来，多年之后，在高善文身上，那种精神闪闪发光。许许多多的人也都看到了那种光芒。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深切悼念他的缘故吧？
作为老朋友，我没能送他一程，无疑是一个遗憾。我、庞青和他从去年年初就约好相聚，时间一改再改，到2025年底，又到2026年春节……最终，这成了一个美好而残酷的愿望——直到他辞世，我们都没能再聚首。
2025年底相约次年春节相聚时，他的病情其实已经开始恶化，后来确诊T型淋巴癌，只是一直没有告知大家。我们获悉之后，都动过去看望他的念头，却总是担心自己身上或有的病毒可能伤害他本已脆弱的身体，所以一直没有成行。
上个月，收到他的一条信息，叙述自己的病情、治疗经历以及前景，安慰亲友“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从其中读到了乐观的前景，颇为兴奋，马上和庞青分享了这个信息。我们都很是替他高兴，却在短短一个月后惊闻噩耗，自然难免震撼和痛惜。
在那一刻，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原来，这就是“英年早逝”，这就是“天妒英才”。
高善文确诊后曾说：“关于此病，我多有反思：平心而论，作为寒门小户人家的子弟，求学，可游于京师，跻身清北。做事，可搅动风云，两惊天下。工作，则收放由心，行止自由，所到皆多有礼遇。交友，则高朋雅士，声气相和，遇事皆倾力相助。收入宽裕，生活优渥，悠游岁月。之前人生，并非劳累艰辛，所可虑者，唯善业不足，而福报太过。今有此劫，恐亦命数使然。上天或以此渡我，以全家人及后世子孙之福，亦未可知，思及此节，顿觉释然。今当努力自爱，积极治疗，多行善业，必有果报！”
对此，朋友们看法不一。
文勇说：“肃然起敬，了不起的人物。可以粪土当今万户侯。”
相春则说：“这种说法太玄乎。不能因为相信命数，却忽视了对身体的锻炼、对健康的重视。”
伟大的灵魂，曾经住在一个虚弱的身体里。
二十多年前，高善文曾经有过一段新闻从业经历。当时他就显露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求真守正的勇敢品行，以及稍稍爬山就会喘气、需要同事方玄昌帮他“推”上山顶的体质。
因此，很多年来，方玄昌等人都特别关心高善文的身体健康。在他们看来，高善文的品行让他卓然于世，而体质令他无法继续前行。
很难确证患癌之事与基础体质有多大关系，但至少，好的身体在对抗病魔的过程中更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提到高善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券商首席”、“宏观经济意见领袖”。 虎嗅APP一篇文章《高善文为何让人如此怀念？》评论道，他之所以受到业界如此高度的认同、如此多的人怀念，是因为“他将学者的独立求真与市场的务实研判融为一体”，“在卖方研究中逐步搭建起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分析框架”。
2006年前后，他率先系统提出“资产重估”理论，将贸易顺差、外汇占款、流动性扩张、信贷周期与股票、房地产等大类资产价格联系起来，尝试回答中国资产价格为何能够持续上涨这一核心问题。此后，他又围绕工业产能周期、刘易斯拐点、潜在经济增速、房地产周期等问题不断完善这一框架，逐渐形成了一套解释中国经济运行和资产定价的本土化分析体系。后来出版的《经济运行的逻辑》，是这套研究框架的集中体现。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券商研究员、基金经理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参考书。
这篇文章总结：预测可以让一位分析师声名鹊起，而方法论才能让一位经济学家被长期记住。
但在朋友“阿家”的回忆里，这些都只是高善文的外在表象。骨子里，他更是那个多年前就做好选择的理想主义者，是明知有巨大风险，也要背负着重重压力，把真相说给大众听的读书人。
那便包括高善文自己所说的“搅动风云”，“两惊天下”。那是两次振聋发聩的研判，对中国彼时的经济环境与政策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影响极大，争议也极大。
不管他自己或者旁人对此如何评论，在我看来，从本质上来说，那就是研究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体现。他不仅是那么想的，而且也是那么说、那么做的。
他的勇敢，在于明知此举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了，原因只在于他相信这样是正确的。
我经常想起导师周其仁教授的教诲：“我们应该坚持将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注入社会，同时也不要太自负，认为自己的东西就一定对。”
我认为，高善文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他的坚持不用赘述，早已有目共睹了。他的包容，他的谦和，则体现在和风细雨般的娓娓道来，从不高声宣扬，从不哗众取宠，却有理有据，旁征博引，令人信服。
这个风格数十年如一日，自我在联合大厦渝乡人家和他认识的第一天起便是这样，从未变过。
那时候，严格说来他还未“出道”，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谋职。此后才开始进入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开启他此后二十多年中国宏观经济界“意见领袖”的历程。
他一直是他，不管地位卑微还是尊崇，不管是默默无闻还是天下皆知，始终满怀赤子之心，坚持着理想主义的正直、善良和勇敢。那个时候，从那个低调、朴实的人口中，说出来的是对中国经济极具洞察力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我当时正在做一篇封面报道《央行之忧》，受益良多。我们从此成为知交，我在许多重要事件上往往要咨询他的意见，惭愧的是，相比之下，我对他的帮助不值一提。
在我十余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和许多所谓精英人士打过交道，包括各国领导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顶级学者，高善文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杰出之处不在于身份，而在于思想，在于灵魂。
他有追求，建立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他不迎合，听从自己的内心。正由于此，当他“两惊天下”之时，朋友问我“高博似乎在放飞自我？”，我却知道那就是他真正的自己。正如庞青所说：我们是懂他的朋友。
他的老同学罗斌说：“说起国计民生，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然而说起身边的事，却往往沉默寡言。”这是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这是他有别于众人的古士人之风，也源自他对这片土地真诚的热爱。
《高善文为何让人如此怀念？》一文做了很好的概括：“高善文的独特，在于他在高度商业化、短期功利的资本市场里，完成了知识分子‘立言’的理想；同时跳出书斋空谈，让经济学理论真正拥有解释现实、指导配置的实践力量，是行业里难得兼具学术高度、市场温度与人格风骨的稀缺范本。”
但我总觉得，高善文的独特不止于此。他的睿智、勇敢和正直，完美地阐释了北大之魂。他身上有那种老派读书人的风骨，不迎合、不媚俗，只服从事实和逻辑。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更是早已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范畴，是一个时代稀缺的精神样本，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善文兄，一路走好！
只是从此，再没人会因为我一句“你名善文，其实并不善文”的戏言，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而后耿耿于怀多年。老友，你素来文笔过人，原谅我当时的年少轻狂。天堂无俗务，愿你的思想在那里更加自由地驰骋，下笔如有神，字字皆如所愿。
善传灼见，文光不泯：深切怀念高善文师兄
作者：夏春 来源：夏春财经智识
7月7日，我自香港赴广州，与大湾区一家头部新媒体创始人洽谈深度业务合作。洽谈间隙，我顺路走进毗邻公司的中山大学校园，雨中拜谒鲁迅、陈寅恪故居。一番流连，衣衫尽数淋湿，原定返港的行程被迫更改，只得折返新媒体公司，借一杯热咖啡暖身，静待衣物风干。闲谈之间，创始人与我聊起业内一众知名经济学家，我们戏谑点评过几位跟风逐利、圆滑避事的业界人士后，话题落至高善文博士身上。我坦言，高师兄格局超然、风骨卓然，我与他素未谋面，却始终受其照拂、屡得提携。
辞别友人、步入地铁站时，我打开手机，骤然看见海闻老师在“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群发布的噩耗。高师兄长期担任该群群主，是维系一众北大金融校友的核心纽带。群内最初满屏的难以置信，已然尽数变成确凿的事实，万般怅然涌上心头。我在群里乃后学之人，却常年活跃、深耕交流。一位88级物理系的资深师兄、亦是前任群主，私下向我转发了他与高师兄的临终对话，内容远比公开披露的诊疗细节更为详尽真切。最令人动容唏嘘的是，病重之际，高师兄仍反复叮嘱，切勿对外扩散病情，不愿惊扰、麻烦各界友人，言语间始终透着对治愈康复的笃定与乐观。
他留下的一段自述文字，读来更是令人动容、令人肃然：“关于此病，我多有反思：平心而论，作为寒门小户人家的子弟，求学，可游于京师，跻身清北。做事，可搅动风云，两惊天下。工作，则收放由心，行止自由，所到皆多有礼遇。交友，则高朋雅士，声气相和，遇事皆倾力相助。收入宽裕，生活优渥，悠游岁月。之前人生，并非劳累艰辛，所可虑者，唯善业不足，而福报太过。今有此劫，恐亦命数使然。上天或以此渡我，以全家人及后世子孙之福，亦未可知，思及此节，顿觉释然。今当努力自爱，积极治疗，多行善业，必有果报！”
高师兄长我三岁。199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经一年军训后，于燕园求学八载，1994年自统计系转入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专业，直至硕士毕业。2001至2008年，我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2008至2015年，任教于香港大学金融系。求学期间，我一心深耕理论研究，潜心治学、不问世事，对彼时香港一众知名经济学家、乃至同班同窗的市场深耕与行业影响力一概不知。自然，对于彼时立足京华、挥斥方遒、以深刻观点引领行业风向的高师兄，我也仅闻其名、未识其人。未曾想，直至师兄骤然离世，我才经由各类追忆文章，尤其是《北大金融评论》第十期的专访文章《高善文：一位首席经济学家的心灵史》，得以窥见他年少意气、指点江山的绝代风华。
2015年，我告别高校教职，转型入行，加入一家彼时未被主流机构重视的财富管理公司，深耕宏观研判、投资研究与资产配置领域，一人身兼数职。不同于大型券商细分精细、各司其职的研究模式，财富管理直面高净值个人客户，要求研究逻辑自上而下、贯穿全局、不可割裂，输出的策略方案必须落地可行。也得益于我经济学博士、金融学教授的复合学术背景，我曾在香港首创对冲基金策略课程，兼具理论深度与实操经验，足以胜任全链条研究工作。我已记不清具体年份购入高师兄的《经济的逻辑》，坦诚而言，此前我始终未曾细读。直至此番噩耗传来，我才知晓他还著有《繁荣的拐点》《经济的真相》两部佳作。我已全数下载留存，近日必将静心研读。恰逢我当下正筹备书稿创作，这几部著作皆是扎根时代、洞察市场的珍贵参考。
我真正深度关注、敬佩高师兄，始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他那番震动中外舆论的重磅发言。时至今日，多数人未必知晓，此番发言的公开文字版与现场视频版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镜头之下的高师兄，风骨凛然、气度卓然，是纯正的北大底色，亦是我辈自94、95级之后鲜少再见的学人风骨。而文字版的细微修订，皆出于善意考量，方才得以广泛传播、启迪后人。
我2015年转行入市，起步已晚，且长期深耕非主流机构，直至2019年才受邀加入“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微信群。群内诸位师兄师姐皆是行业中坚、学界前辈，低调深耕、大音希声。我作为后学，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时常在群内交流所思所想。我常言，学术界研究节奏缓慢，但立论深刻、根基厚重；市场研究紧跟热点、响应迅速，但往往深度不足、流于表层。我虽离开高校，却始终持续跟踪前沿学术研究，看待市场问题、行业周期，往往拥有不同于纯市场从业者的视角。也正因这份独立观点，我偶尔会与同行产生分歧、引发争论。每每此时，身为群主的高师兄总会出面鼓励、为我点赞。人至中年，已然甚少收获外界真心赞许，而这些年我所得的认可与肯定，多半来自素未谋面的高师兄。
他也曾恳切提点，希望我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对政策的研判与建议，能够更加细致周全。我始终铭记这番教诲，也深知这是我长久以来的短板。我的职业定位，从来不是面向政策制定者的建言者，而是立足宏观环境、为投资者提供资产配置方案的实操研究者。这份职业侧重，加之我长期定居香港、远离内地政策与市场核心圈层，也让我的研究视角与内地研究者天然有所区别。
因微信权限设置，我一直无法主动添加高师兄好友，始终无缘当面致谢、登门请教。直至2023年7月，他主动添加我微信，告知我一桩机缘。知名文化品牌读库继《医学大神》《人类与病》系列畅销书之后，计划打造两套重磅经济学丛书，一套聚焦经济学名家大家，一套解读人类社会典型经济问题。读库创始人委托高师兄举荐合适的撰稿人，他自身便是该选题的最佳人选，却无私举荐了我。彼时我对这一选题满怀热忱、满心期许，奈何多方沟通后，自知难以按时保质完成创作，终究辜负了师兄的信任与期许。后续该出版计划迟迟未能落地，今年初我仍尝试重启项目、购置大量参考书籍，希望未来能完成这份未竟的嘱托，不负师兄提携。
2025年6月，一位曾与高师兄共事多年、现任内地头部券商香港负责人的老友联系我，以国家级、省级高层次人才引进标准，诚挚邀请我出任该券商首席经济学家。交谈之间，老友数次追忆高师兄当年纵横宏观研究、引领行业风潮的传奇过往，令我心潮澎湃、心生向往。但我深知，自身性情耿直直言，且从未有内地国企从业经历，难以胜任这份重任。彼时，高师兄正因一系列独到深刻的研究观点再度引发行业热议，盛名之下仍难避舆论压力、行业纷扰，更何况是资历远逊于他的我。面对友人屡次盛情相邀、反复劝说，我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求教于久未多言的高师兄。
彼时他已在群内甚少发言、低调沉寂。2025年10月，我私信详述原委、请教抉择，很快收到他的回复：“以当下的年纪、当下的大环境，进入体制、入职国企，务必慎重，三思而行。”寥寥数语，通透中肯、直击核心，深得我心。我当即下定决心，婉拒邀约、转身深耕自主创业，虽辜负了老友盛情，却规避了前路未知的风险。
回望种种过往，再看此番噩耗，便懂我为何骤然悲从中来、热泪难抑。一场萍水相逢的隔空相知，一段素未谋面的兄弟情谊，一番无私提携的前辈厚爱，早已沉淀为心底最珍贵的温暖与敬意。
2025年11月，东方红资管、泉果基金创始人、北大王国斌师兄因病离世。昔日与他同寝、曾睡在其上铺的高师兄，曾提笔写下深情悼文，文中提及自身血糖异常已有十余年之久。彼时读来，我便心生隐隐不安，如今噩耗传来方才知晓，彼时的他早已身染沉疴，只是尚未确诊。他彼时尚且强撑病体，与一众校友牵头主持王师兄的追悼事宜，内里煎熬、外人难知。
2020年，高师兄与王师兄等校友一起捐资3000万元，以恩师秦宛顺、靳云汇夫妇的名字，设立北京大学秦宛顺靳云汇奖学基金，优先奖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本科生。鼓励并引导优秀学子投身基础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未来重大战略需求。该项目成为当时北京大学规模最大的奖学金项目。
我与王师兄亦素未谋面，彼时借助AI辅助，我撰有一联挽之：“未名博学厚积薄发筑东方红基业，躬行价值投资；泉果笃志守正创新著中国篇章，垂范长期主义。”高师兄看到后，当即留言：“写得好。”寥寥三字，是认可，是期许，亦是前辈对后辈的温柔成全。
此番高师兄骤然离世，我再度以AI辅拟挽联，遥寄哀思：“燕园负笈、五道口修文，纵论牛熊、资产重估开新论，一世真知昭学界；晋土生才、证券坛立帜，忽惊鹤驭、年华五五失良朋，千行清泪哭师兄。”
愿王国斌、高善文两位师兄，天上无纷扰、无病痛，自在论道、安然如故。亦愿我辈后学，传承燕园与清华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怀赤诚、守真知、传灼见，步履不停、笃行致远，不负学长期许，不负时代深耕。
缅怀高善文博士
作者：裴培 来源：互联网怪盗团
晚上七点多，突然听到了高善文博士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会吧，是不是搞错了？”虽然我有他的微信，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觉得向他本人求证不妥。过了一刻钟，有朋友说：“正规媒体已经发消息了，是真的。”同时转发了一段高善文本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确认死因是淋巴癌。
我和高善文博士有两个交集：算是校友，以及都曾在光大证券工作。后者要重要的多，虽然他离开光大之后两年多我才加入，但光大的老同事一贯以团结著称，经常有各种线上线下活动。当时有一个群，叫做“光大的青春岁月”，其中有过去二十多年在光大证券各个部门工作过的老人，其中不少都是金融机构的管理层。我这个小虾米，也忝列其中，偶尔跟大家聊聊八卦、活跃一下气氛。高善文博士在群里经常发言，我的印象是：他很平易近人，从不板着脸说话，而且聊的决不仅限于经济和资本市场，还有历史文化、旅行、生活方式，等等。真正的大佬，都是一张一弛、很有生活情趣的。
高善文博士算是A股市场第一代知名经济学家了，成名很早，圈外人都知道，所以网上盗用他名义发表观点的人很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在群里辟谣：“网传‘高善文最新观点’不属实，本人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后来这样的传闻实在太多，烦不胜烦，他反而不太主动辟谣了，随他们去。我怀疑，这些年来网上流传的所谓高善文观点，有一大半是他人编造的。作为科班出身、具备深厚学术功底的经济学家，高善文的研究观点是有一整套经济学理论支持的。媒体很喜欢传播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要么出自伪托，要么是断章取义的结果。
光大的宏观和策略研究团队，历史上一贯很强大。与高善文博士同时的，还有一位看策略的程定华博士。后来两人都离开了光大，首席经济学家变成了潘向东博士，我有幸与他共事一年多，受益匪浅。很遗憾，高善文就任于光大时，我还没有参加工作；倒是我在清华的一位朋友，曾经在读研阶段，在高善文麾下实习。他告诉我，高善文不是那种抱着理论不放的经济学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对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很感兴趣，经常跟年轻人沟通。我很羡慕他，能够得到直接向高善文博士学习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我永远不会有了。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记在高善文博士身上。2015年或2016年，我处在事业和人生方向的转折点，很烦躁、很疲惫，又带着一丝希望。有时候，我会深夜找朋友聊天，一方面是倒苦水，另一方面也是想“对齐价值观”，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确认同路人。那年跨年夜，我给高善文、程定华两位老师发了同一条微信，内容大致是：“世界上有很多过于现实的人，把获得财富和权力当成了目的，其实它们只应该是手段。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理想的，就算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也千万不能堕落，可惜别人好像不是这么想的。”
很快有了回复：“别人过别人的生活，你过你的生活。不要迷惘，与你共勉。”我看了很感动，把这句话默诵了好几遍。但如今我也无法确认，当时回复我的究竟是高善文博士还是程定华博士呢？又或者两人做出了类似的回答，我记住了其中一条？因为当初的聊天记录早已不在了，这注定成了一个悬案。不管怎么说，我会在跨年夜给高善文发这样的文字，说明在内心深处，他是我的老师、长辈、指路人之一。否则我是不会这样掏心窝子的，哪怕对方是名人。
高善文博士把自己的病情隐藏了很久，直到一个多月前，他周围的人还不知道其健康状况欠佳；像我这样的晚辈就更不知道了。他只有55岁，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而言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不禁想起七年前，我的另一位朋友，也是前分析师，虽然跟高善文不是同个赛道的，但在圈子里也很有知名度、口碑不错，同样是因为淋巴癌离世。当时我很震惊，心想：“怪不得他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甚至没怎么发过朋友圈了！”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认真生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我一直觉得，研究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件非常劳力劳心的事情。首先，中国变化太快了，研究西方可以几十年不变换框架，研究中国每隔几年就要更新框架，这就大幅提升了工作量。其次，国内资本市场非常强调博弈，所有人在跟所有人博弈，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这会对精力乃至灵魂造成无形的损耗。再次，前几年国内的奋斗文化太流行了，资本市场当然不例外（甚至是其核心），大家都在全速前进，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对身体造成的折旧就更快。可持续发展这一课，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一门从未及格、需要反复修习的课程。
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当年住在我对面宿舍，经常一起吃夜宵、看球，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体很壮实。后来做了卖方分析师，不止一次上过新财富，却在三十多岁就得了冠心病。还记得一次请他吃饭，他拿出好几个药瓶，咕咚咕咚的灌五颜六色的药，吓得我面色惨白，他还笑问：“你怕什么？”后来他当了基金经理，业绩很好，但身体实在撑不住，很快也退居二线了。不知道他现在身体好些了没？
生命是可贵的。一个好人、一位前辈、一位优秀的专业人士，往往在离去之后，才让我们真正意识到其卓越。这样的人是很难替代的。有知识、有能力，这不难；同时还真诚、正直，那就更难了。这些年混迹于金融业和互联网圈子，我见过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少见到像高善文博士那样正直的人。具体的例子，还是不一一列举了，相信只要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明白我想说的东西。
有能力、有底线、有正义感的人，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人在白天走路，很少有跌倒的，因为能看见世上的光；到了黑夜，如果看不见光，走路就必跌倒。谁来充当这光呢？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吗？
高善文博士去世了，我很难过，语无伦次，写了这一大堆话，或许有词不达意的地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漫长的旅程，在旅程中做出有意义的事情，这就够了。与大家共勉！
国中痛悼高博士
来源：公众号兔子兔子画漫画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有一句讽刺文人的话，说“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这话说得真是既有趣又刻薄到家了。不知别人怎样，我是自从看到这句话后便产生了心理障碍，轻易不敢写悼念谁的文字，即便写了，发在公号上也不会开通打赏功能，免得钱先生在冥冥中有知，会发出得意而冷冷的笑声。
还有一类人，比如司马南，写到他时，我也不开通打赏，从去年开始，就打定主意不靠他名字这三个字去赚哪怕是一毛钱。当时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有很独家的料，写之前即知道文章的阅读量会很可观，但还是笃定不开通打赏功能。果然，文章在公号上发出后，阅读量过了5万，但我心里没有一丝遗憾。
今天这篇文章，就是纪念一位逝者的，他就是刚刚去世的经济学家高善文。尽管其实，我与他只有一面之缘。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供职一份财经杂志，职责之一是负责编辑记者的业务培训，为此先后请了各界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到编辑部来做讲座。彼时，高善文在一家证券机构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不久前刚刚因为做了一场宏观经济主题的讲座而红透中国投资界，也在媒体及社会一般大众中产生很大影响。我与他联系上后，说明来意，他爽快地就答应了来编辑部做讲座的请求。对于我代表杂志给他开出的微薄讲课费，他一点没做计较。这点讲课费，应该只是他当时身价的零头。我当时就相信，以他的眼界与境界，应该是把向编辑记者传授财经知识看做是一档公益性的事的。
这次讲座很成功。高善文的专业能力与口才有口皆碑，面向编辑、记者做一次讲座，对他来讲不是什么难事。讲座前与讲座后，作为主持人的我，只与他做了简短的交流。按理，就这么一点交道，是轮不到我来写什么纪念文章的。
但是，今天下午，我却产生了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的强烈冲动。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去世后的这两天，重温了他的几场演讲的视频或录音，尽管已隔着不短的时光，我还是再次被他的演讲所深深打动，过程中，心头涌上一阵阵的悲伤之情———这个艰难时世，这个饱经磨难的国家，是多么需要他那专业、睿智的声音，多么需要他那独立的风骨，然而，一夕之间，斯人竟然离去，而他的离去，竟会让我产生一种丧失之痛。
没错，是丧失之痛，是那种美好的东西被打碎、毁掉的感觉。真的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啊。
高善文的这些演讲，涉及的都是重大主题：中美关系、房地产、股市、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几乎每一次演讲都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搅动风云”。
演讲中，高善文深切地关心中国的未来，希望中国能避免鸦片战争以来一再陷入的坑。
他推崇透明、可问责的市场与现代的监管理念。
他希望中国人更新、升级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争取一个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
有人仇视他的演讲，但更多的是共鸣与赞佩。最重要的是，高善文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预判，幸，也不幸地得到了验证，这使得他在业内业外、体制内外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与认可。他的许多判断与政策建议，今日看来仍没褪色。他的离去，无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损失。
一个人，思想不死，则虽死犹生。让不知道高善文的人来了解他，了解他的思想与观点，他的为人，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第一个目的。
关于高善文的思想与观点，他对现实的看法，转述是乏力的，请各位到B站上，也就是bilibili网站上，用“高善文”来搜索即可，当然，有些重要的演讲视频已经无法搜到了。
让我产生写这篇文章的第二个原因是，高善文去世后，社会上对他的悼念之声是如此澎湃，产生许多华章，已经蔚成一种现象。包括在职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也很快写出了感人的悼念文章。为何高善文的离去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情感？这个问题，需要提供一个解答。
当一个前同事在微信上问我这一现象的看法时，我粗粗写了自己的看法：
高博士离去，地不分南北，体不分内外，位不分高低，同声悼念，说明如今国中像高博士这样极具专业能力而又敢言善言者，实在是稀缺资源与品质。闻鼙鼓而思良将，在世事混沌、更需要真挚勇敢的声音的当下，高博士的骤然离去，自然令一切关心国家命运者同感痛心，以至于体制内高位者也不免慨乎言之，写出情真意切的文字。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血书者。血书者，情真意切之谓也。高博士死后，出现这么多真情优质的悼念文字，是因为他的品质点燃了人们内心的情愫，也折射了当下社会的精神需求。
纪念高善文的文章，以财新传媒为最快最多。陆磊的文章，即发表在财新的媒体平台上。这些文章，是业内佼佼者对高善文的评价，专业而感人，各位不妨去搜读。
55年前，高善文出生于山西临汾一个小地方，17岁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学的是理科，毕业后转攻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师从厉以宁、周小川，是妥妥的学霸。工作后，曾供职央行，后告别体制，到市场一线金融机构工作。获得财务上的成功后，与校友一道，向北大捐赠3000万元，以恩师秦宛顺、靳云夫妇之名，设立奖学金，嘉惠后学。
难能可贵的是，成功之后的高善文，虽然在社会的食物链上已经获得了一个高大上的位置，但对社会底层民众依然念兹在兹。他曾高声建言，疫情后应对遭受打击的底层民众实行直补，并将之与一个社会应有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一个经济学家而谈人文精神，似乎还很少见。
“时未尽才遗绝响，士能忘死必长生。”最后，谨以中国计算机领域的奠基者、文理兼善的学人唐稚松先生的这两句诗，敬献给高善文先生。
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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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