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明智，若只论读史所能获得的智慧，《史记》之外的大多数正史，都不值得看。把《史记》与其他所谓“二十四史”平列，太侮辱《史记》了。

《史记》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它不只有胜利者，还有失败的人、受辱的人，以及商人、刺客、游侠这些未被皇权完全定义的人。

凭什么一切都要由皇权定义？

《史记》与其他史书最大的不同，是它看见的是人，而不只是权力。

失败者也可以有历史，弱者也可以有尊严。 没有赢得天下的人，也可能比胜利者更值得被记住。

这在成王败寇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实在太稀缺了。

《资治通鉴》这些史书，只是权力的镜子，《史记》却像天下人的墓碑、传记与灵魂档案。

太史公说自己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或者可以说，《史记》在问：

一个人怎样在权力、命运、屈辱、失败与死亡之中，成为自己？

所以《史记》里有形形色色的人。它带我们看见天下人。

对于《史记》，“读史明智”成立；但对于许多传统史书，读得越多，副作用可能越大。《史记》的优秀我们以后谈。

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书，回答的问题是：

统治者怎样避免失败，怎样让王朝继续运转？

但里面尽是小聪明，而无大智慧。

中国几千年政治史的核心问题，是皇权本身。

但绝大多数史书看不见这一点，只是在谈论那些看起来重要，实际细枝末节的东西。

前代藩王作乱，就削藩。

前代权臣专政，就扶植藩王。

前代宦官乱政，就不让宦官读书。

前代地方割据，就把权力全部收回中央；

等中央烂透了，又感叹地方没有能臣。

忙活两千年，解决办法永远是：拆东墙，补西墙。

而且总是忽略房子的地基本身就有严重的问题。

这不叫读史明智，只叫在同一座危房里反复装修。

根本问题在于，皇权本身就是一个不平衡的体系。

削弱藩王，权臣和官僚就会填补空间；

压倒权臣，近臣、宦官或宗室就会崛起；

限制近臣，军事集团和地方势力又会出现。

扶起东边，西边就会倒。

是藩王自带反骨，还是权臣、宦官自带篡位谋逆之心呢？

根本问题是所有权力都来自皇帝，却没有任何稳定、合法、独立的制衡力量。

皇帝需要别人替自己治理国家，又害怕别人真的拥有力量；需要大臣能干，又怕大臣结党；需要将军掌兵，又怕将军造反；

需要地方处理事务，又怕地方坐大；需要近臣制约外廷，最后近臣又成了新的权臣。

所谓帝王术，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些力量之间的平衡术。

这种平衡术的日常就是：

养一条狗防另一条狗； 等这条狗长大了，再找第三条狗来咬它。

然后史官在旁边认真记录：这次失败，是因为狗选得不够忠诚。

这些史书是真正的历史吗？

很多时候不是。它们更像一摞皇家事故复盘报告。

它们总爱问：

皇帝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奸臣？为什么没有选对太子？为什么没有及时削藩？为什么没把宦官管好？为什么没有听忠臣的话？

几乎没有人问：

凭什么天下人的命运，可以由一个人的智力、情绪、性格和生育质量决定？

皇帝聪明一点，天下就叫“盛世”；皇帝蠢一点，几千万人陪他渡劫；皇帝突然死了，整个国家开始宫斗；皇帝没有儿子，文武百官一起研究谁和谁睡出来的孩子更正统。

然后史书一本正经地告诉你，危机原因是某位大臣道德败坏。

我的朋友，历史不是这样读的。

一个国家每隔几十年就要靠皇家生殖系统决定政治前途，这个制度本身就很抽象。

传统史书尤其迷信明君。

仿佛只要找到一个聪明、勤奋、节俭、自律、善于用人的皇帝，天下就得救了。

这就像一辆车没有刹车、没有方向盘、油箱还在漏油，大家不想着修车，反而祈祷司机必须：

天赋异禀、每天只睡四小时、永不犯错、不近女色、不听谗言、长命百岁，而且儿子还要和他一样优秀。

偶尔真出了一个勉强能开的，大家便高呼：

看吧，车没有问题，只是前几个司机不行。

一个必须依靠圣人才能勉强运转的制度，不叫好制度，叫大型许愿池。

真正正常的制度，是普通人掌权也不至于毁掉天下，而不是每隔几代人，就祈祷天上再掉下来一个唐太宗。

传统史书还特别喜欢找坏人。

秦亡怪赵高，汉乱怪外戚，唐衰怪宦官与藩镇，明亡则在魏忠贤、东林党、李自成之间反复分锅。

好像这样很好。只要坏人死了，制度就又纯洁，皇帝又可以继续英明神武。

可问题解决了吗？

赵高死了，为什么还有下一个赵高？

权臣杀完了，为什么还有新的权臣？

藩王削掉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军阀？

因为皇权把所有合法力量都压扁以后，权力并不会消失，只会从各种缝隙中重新生长。

不允许公开的政治竞争，就会有宫廷阴谋；

不允许地方形成合法而稳定的自治力量，地方力量就只能以割据和叛乱的方式出现；

不允许社会公开组织，社会力量就只能转入地下；

不允许和平反对，最后便只剩造反。

然后史书在那里感叹：人心不古，为什么总有人谋逆？似乎除了皇帝天下其他人是刁民。

不是人心不古，是你把所有正常出口都封死了，只剩“谋逆”这一条路了。

中国历史最擅长的，就是把结构灾难解释成人品问题：

皇帝不够勤政，大臣不够忠诚，百姓都是刁民，商人太奸诈，将军有野心，读书人结党营私，女人干政，宦官乱政。

是是是，所有人都有问题，只有让亿万人围着一家人转的制度没有问题。

这就像一家公司连续倒闭二十次，每次都怪员工不够忠诚，却从不检查老板是否能够随意杀人、改账、废掉继承人。

最荒唐的是，每次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城池毁灭，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还是：

皇帝权力不够强。

于是下一朝把权力收得更紧，社会压得更散，地方拆得更碎，中间组织清理得更干净。

中央有效时，天下看起来整齐划一；

中央一旦腐烂，下面却连一个能够接住生活的结构都没有，于是整个社会迅速碎裂，再次陷入战争。

然后人们站在废墟上悲痛地说：

果然，没有强大的中央不行。

这就像先把所有救生艇砸掉，再用沉船证明船长必须拥有绝对权力。

中国历史的大致循环是：

中央高度集中权力和资源；

社会自治能力被持续削弱；

中央有效时，天下显得整齐；

中央腐败、财政崩溃或继承失败；

社会因为缺少中间结构而迅速碎裂；

军事集团从废墟中胜出；

新皇帝再次集中权力；

史学家总结：前朝灭亡，是因为皇帝不够勤政。

这哪里是什么天道循环，不过是产品缺陷反复复现。

许多史书所谓的“智慧”，无非就是：

怎样让臣子相互监视；

怎样让将领没有造反能力；

怎样让百姓不敢组织；

怎样削弱地方；

怎样让官员只忠于皇帝；

怎样用一批奴才控制另一批奴才。

所谓的帝王术不是政治智慧，只是牢房管理术罢了。

短期确实有效。

一座牢房把钥匙管得足够严，犯人当然不容易逃跑。但这不等于它适合人生活。

许多所谓治国术，本质上不是建设社会，只是在提高控制效率。

它们不关心：人怎样有尊严地生活？

只关心：人怎样更稳定地被统治？

这样的东西也配叫政治智慧吗？

皇权最荒唐的前提，是假设最高统治者能够看见全部信息、判断所有事务、超越个人利益、抵抗权力腐蚀，还能正确选择继承人，并且永远比所有人更适合决定天下人的生活。

这不是皇帝，这是上帝。

可上帝不在人间。

皇帝也只是普通人，也会嫉妒、恐惧、偏心、懒惰、虚荣、衰老、生病、被骗，甚至发疯。

区别只是：

普通人犯错，可能毁掉自己一家； 皇帝犯错，全国人陪他受苦。

所以真正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怎样选出一个完美皇帝”，是怎样让一个不完美的人，即使坐在最高位置，也没有能力随意毁掉所有人。

这才是真正的制度智慧。

真正读懂中国历史的人，不会想做皇帝，也不会歌颂皇帝。

藩王、权臣、宦官、外戚，不是中国历史的病根；农民起义，也不是凭空出现的病毒。

它们只是同一个失衡结构，在不同部位长出的脓包。

但中国传统史学就像一个庸医：

这次左腿长疮，就把左腿砍掉；下次右腿发炎，再把右腿砍掉；

最后病人只剩下一个躯干，医生满意地宣布：

终于再也不会得腿病了。然后躯干死于心脏病。

中国传统史书最大的本事，是用两千年的篇幅，研究怎样把皇权运行得更聪明，却始终不敢认真追问：

皇权本身，会不会就是一个愚蠢的制度？

它们把历史写成帝王防骗指南、宫廷避坑手册和王朝续命教程。

前朝掉进一个坑里，后朝学会绕开那个坑，然后兴高采烈地掉进旁边另一个坑。

真正的历史智慧，不是记住所有坑。

是要终于抬起头来，看见：这整条路，本来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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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