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1998年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长期担任美国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2025年入选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2%高被引科学家名录，现为纽约州立大学（SUNY-Albany）荣休教授
中国的年轻数学家王虹和邓煜近期（2026年7月23日）获得数学菲尔兹奖，引起了一波公众对人才的关注浪潮。公众关注稀缺性人才，出于仰慕，也有好奇，如同一次奇遇，很值得八卦。
其实，人才现象往往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天分，才情固然重要，但环境，机遇，个人的意识和努力，甚至运气，都在发生作用，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此外，从一个4-5岁的懵懂小孩成长为一流数学家，无数生活事件对他们产生的微妙而久远的影响。
就像邓煜把无数粒子的混乱碰撞切成“时间片段”来推算宏观温度一样，我们也可以把邓煜或王虹三十余年的成长历程切成一些具有连续性和成长性的“重要切片”，来窥探“创造力”这种宏观品质是如何从无数琐碎日常中“生长”（涌现）出来的。
潜能类型：性格造就命运，还是命运造就性格
邓煜自幼聪慧，在深圳这座“未来之城”长大，兴趣广泛，自述“喜欢诗歌，故事，围棋，足球，以及一切美丽而迷人的事物”，小时候差点进入职业围棋，十六岁参加国际奥数（IMO）获得金奖，被保送北大数院，很快转学麻省理工，数学本科后直接去普林斯顿四年（2011-2015）拿了数学博士，在纽大做博士后，多年任教南加州大学（USC），2024年起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邓煜人生可谓一路开挂，数学生涯顺理成章。不过，半年前他得到获得菲尔兹奖的邮件时，他正在读小说。
王虹成长于广西桂林一个小镇（沙子镇），和邓煜所在的深圳从地理到人文都相差甚远，没有多少奥数经验，也没有邓煜IMO靓丽成绩单，小镇的好处是不内卷，还能享受单纯的“无用之学”的乐趣。小学期间王虹跳过两级，2007年高考653分，智商应属于百里挑一，但是王虹自小喜欢“别出心裁”，成绩并不突出，高中才渐入佳境，进入北大“地空”学院（广西考生的北大数院名额有限），一年后才考入她向往的数院，数学成绩也并不突出，据说最后“保研”失败。王虹后来自称在数院是个“小透明”，觉得大学数学难，一直很挣扎。毕业后去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读工程硕士，尝试学建筑，最后又回到数学，喜欢法国大学的宽松氛围，教师学生关系的融洽。
比较邓煜和王虹，我们至少能看出四个特点：
第一，数理取向vs人文取向。两个人的才能和性向虽然都偏向数理（我们权且把围棋也看成是空间数理游戏，所以AI能胜过人类），但文理兼备。且看数年前（2021年）邓煜还在USC担任助理教授时写的一首中秋感怀诗：
新秋应合赋新篇，旧咏而今又十年。
客里生涯杂悲喜，醉中心绪总缠绵。
纷纷世事天难问，漠漠长空月自圆。
远望琼楼桂花树，依然如梦复如烟”。
王虹也是艺术爱好者，文笔也非常好，读读下面这篇王虹十六岁高中毕业那年写的《数学之美》：
好的解法如一篇美文，一首诗，简洁明确，读起来流畅生动，富有韵律，却又不乏严谨性，读过之后，身心受益；像一张密网，把那些漫天飞舞的思绪抓住了，然后给它们编号，排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而不好的解法往往漏洞百出，或是啰嗦不已，如士气低迷的军队。（王虹《数学之美》段落）
王虹后来动念主攻建筑，也和这种对形式美感的偏好有关。她5-6岁时父亲给她一道数学组合题（“七棵树”）能让她琢磨半天。从“七棵树”到“一根针”（“挂谷猜想”），近三十年的成长，隐藏着王虹的一条隐秘的精神通道。
第二，先天-后天（nature-nurture）。很多人仰慕诺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其中重要因素是“望才兴叹”。其实，这里有“基本归因偏差”（德国心理学家海德 Heider的归因理论），比如新晋菲尔兹奖的王虹和邓煜，旁观者看到的是“才华”（个人特质disposition），王虹邓煜，作为当事者，感受最深的是不同时期的“处境“ (situation)。
你问问邓煜和王虹他们走到今天是天赋异禀重要还是信念坚持重要，他们一定说后者。笔者正在与心理学“大咖”，康奈尔大学的斯腾伯格教授合作主编一本文集，就叫“Gifted Is As Gifted Does”（”天赋之道乃天赋之为”）。其实，才能不是存在于大脑的一种静态资质，而是在与环境互动中生成和强化的。
就像AI一样，只凭强大算力，你什么都不是；有算力（计算效率）的加持，用不断迭代的算法（如何分析，提炼，整合，重构）处理大量数据，你才能成为超强大脑。这个原理，对王虹、邓煜和你我都一样。魔鬼在细节中，魔鬼（斯腾伯格的天才模型）在人与任务、情境、受众的互动中。
第三，少年天才vs大器后成。邓煜16岁IMO一战成名，人称“邓神”（早于“韦神”），妥妥一天才少年。来自边陲广西农村的王虹，在当地已经算很优秀，但转到北大数院时，和全国聚集到北大数院的数学才俊比，还是有差距的。
一方面是北大数院牛人太多，对王虹多少会有“池鱼效应”（小池里的大鱼落入大湖、顿成小鱼的心理冲击），对自己的信心会造成打击。加之北大数院的数学和中学数学不在一个档次，“谁厉害”的社会比较氛围必然会让忙于追赶的王虹自叹弗如、望而却步。
但王虹的救赎是她的执著和专注，她的心比天高，自忖人生几十年，总应该留下些东西。她会怀疑自己，但一旦确定方向会孜孜以求。从取得北大的学士学位到获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她蛰伏了十二年（2007-2019）。
自获得麻省理工博士学位后，王虹历任普林斯顿高研院博士后，洛杉矶加大助理教授，纽大副教授、正教授（纽大最高荣誉的银质教授），法国科学高研院终身教授，尤其是2025年拿奖拿到手软，以及今年七月摘到难以企及的数学皇冠（菲尔兹奖）。这一切前后也就用了七年（2019-2026）。
近二十年的求索和成长，从蛰伏到发力，王虹一飞冲天。
赴美至今，邓煜的故事缺乏戏剧性，只听说他2018年在南加大也遇到某种“瓶颈”（也可能他更加私密，除了他家族学养显赫，能写诗，能下围棋，爱好动漫，以及挡不住的对张靓颖的喜欢，我对他知之甚少），但王虹的历程是起伏跌宕的。她自己回头看这小20年（2007-2026）人生隧道里的寻寻觅觅而终见天日，左右逢源，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不能小看一个人脱胎换骨的内在能量，也不要小看环境支持和导师托举的意义。
第四，内向-外向。一般来说，搞数理的学者，尤其是纯理论的学者偏内向，主要是这有利于他们将大量时间专注于思考抽象问题，而不被周围环境干扰或诱惑。如康德老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小镇哥尼斯堡（Königsberg），却知天下如明烛，他们有书读、有音乐、有安静的公园散步，有一俩好友就行。
内向的人天生容易专注，而且对外界敏感，对事对人对细节感知比较准确，这也是任何学术都需要的。虽然邓煜同学同样都表现出对专业问题的持久专注和热情，王虹表现出更多的自律，比如她闲暇时参与多种体育运动（击剑，乒乓球，跆拳道），作为身体和心理调节。
内向的人也会更多内省纠结，王虹这点也更突出（与她从偏远小镇走向大世界也有关），所以整个从北大数院到法国综合理工学院，一直到麻省理工，她的“精神内耗”比邓煜高。邓煜则喜欢玩（包括动漫”二次元”）也喜欢参加派对闹腾，当然，“大神”（如“水哥”）比较淡定也是正常的。
内向的人的救赎是，一旦认准的事会孜孜以求，一以贯之，王虹的导师古斯（Guth）说王虹的思路“慢而深”，适合攻克老大难的数学问题。而邓煜是天才型的（像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爆发力强，两人成才轨迹的差异是典型的“殊途同归”（equifinality），最后命运际会，在山顶相遇。
发展过程：不确定性与可追溯性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用中国古诗如此概括人才历经的阶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阶段：“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喟。
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种无怨无悔的“使徒情怀”。
第三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澜珊处”：一种修成正果且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喟。
这种表述，当然很符合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你如果问西方的科学泰斗，如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他们会有另一种回答，比如，我只是想打发无聊，活得更有趣；我只是个在知识的海滩上拾些贝壳的小孩；我想知道上帝的想法，云云。眼见的文化差异。
无论怎样，乔布斯的“智慧之眼”早就看出玄机。他在1995年的斯坦福毕业典礼演讲说，人生轨迹就是联结一个个点（connecting dots）：往前看，你不清楚这些点对将来的你意味着什么；回头看，每个点在你人生的轨迹中都富有意义（或意味 significance）。
你看王虹或邓煜一路走来，每个点（读到的书，碰到的人，经历的事，感到的痛）是否也不可或缺？包括他们经历的挫折、迷茫、选择和高光时刻（是的，邓煜也有迷失的时刻！）。成才/成就的追溯或预测少不了以下几点：
第一、起始和峰值：发展窗口。王虹和邓煜接触数学、并有意将数学作为毕生事业的时间点容易确立：由于家庭背景，他们接触数学从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开始，这一点不可小觑。
虽然两人进入数学王国比一般人早，邓煜和王虹得到的专业历练（本科后期，读博和博后）都在世界名校完成，然后分别在著名的大学（UCLA和USC）开始各自的学术生涯，为他们进入数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奠定了基础。
菲尔兹奖的设立者把得奖年龄卡在40岁，有它的道理，因为30-40应该是理论数学家（还有理论物理学家）成就的峰值；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可以培养下一代顶尖人才，比如费米之于李政道，古斯之于王虹。
人文社科学者，或者艺术家，都没有这样明显的年龄阈值。当然，这个限制也让证明了350年未被破解的“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Andrew Wiles，普林斯顿数学教授）错过了菲尔兹奖，因为那年他刚刚过了40岁！
第二、自组织涌现：从兴趣到志趣。所谓“自组织”涌现，可以类比邓煜研究的流体力学的宏观特征，是因为兴趣和志趣都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许多内外因素聚合（“粒子”的碰撞）在某个发展点上的情绪表现。
兴趣的涌现和强化是人才成长中的重要发展标志，但如同王虹的案例所示，兴趣是可变的，和经历和环境关系密切。人都面临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都面临选择，任何人生选择都有风险和机会成本，兴趣的变化与这种内心博弈有关。
志趣则是一种价值承诺。当看不清数学博士后的就业前景时，邓煜也曾想过去做金融也不错，况且比起当数学教授，金融行业“钱“景要好上数倍。这就是生活方式的比较和博弈了。支撑他们选择"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less travelled)，即创新之路，攀登高峰之路，来自机遇，也来自信念和坚持。
第三、马太效应：人才的个人和社会成因。大众容易作“天才归因"，是因为他们从结果（比如，获得菲尔兹奖，成为院士）推导长距原因（爱因斯坦的神经系统乃至大脑解剖学特征与众不同），而往往忽略对发展过程的细察。个体不断累积的优势（微观效应）最后形成超出常人的重大飞跃（宏观效应）是人才现象中常见的”马太效应“（源于（《圣经》）：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邓煜和王虹入大学前都通过自学和跳级比同龄人高了两个年级。除了这种早慧优势，上北大，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名校也会使他们获得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社会特权”（social privileges）和资源，这是世界著名社会学家莫顿（Robert Merton）很早就指出的“马太效应”现象。
另外，“社会比较效应”也会扩大“马太效应”。理论上，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发展中扬长避短，而自己认知中的“长”和“短”都是通过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 形成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这种自我概念会形成“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我数学不行逃避数学数学变差自证确实“数学不行”）。
最后，笔者的研究发现，有效的早期发现和培养（因材施教，差异化培养和发展）也会增强”马太效应“（参见拙作“The Nature and Nurture of Talent”, 剑桥大学出版社，2024）。当然，也有无效和有害的拔苗助长，人分三六九等造成的人才流失（talent loss)。
第四、狐狸vs刺猬：风格、抱负和眼界。欧洲著名学者以赛亚柏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都是“刺猬”，相反，亚理斯多德，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等，都是“狐狸”。
刺猬们倾向于用一个核心视角或一套普遍原则来解释一切，审视一切（如伟大的爱因斯坦）；狐狸们则是追求多种目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乐此不疲（如喜欢恶作剧的不可思议的理查德费曼先生，物理学诺奖得主），他们欣赏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追求“九九归一”。
从邓煜和王虹目前的状态看，他们都是多头出击，不断开辟新的“战场”，看起来更像狐狸，想起柏林最精彩的名言，托尔斯泰是“一只狐狸，却深信自己应该是只刺猬”。
莫非，邓煜和王虹也有“下盘大棋”（刺猬）的野心？他们是不是像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晚年那样，相信物理学终有一种隐秘的统一性，可以通过数学去发现？
或者，华人学者都有天生的集成优势，打通微观-宏观的“任督二脉”？丘成桐也欣赏王虹整合不同数学方法、领域的倾向。或许他们应该和希尔伯特一样，有狐狸的灵活和博学多才，又有刺猬的执念和高屋建瓴。
环境支持：从北大走向世界的王虹和邓煜
不同发展时期的“环境支持”意义不同，幼年主要是精神启蒙和人格奠基的意义，青少年主要是探索世界，发现自我，包括接触自然和社会，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成人阶段则是从通识教育逐渐过渡到专业化培养。
第一、早年经验。网上文章只有一两篇提到了邓煜和王虹的父母提供的早期鼓励和点拨，这是笔者觉得特别重要但重视不够的方面。家庭教育的倡导者张文质认为，母亲给予孩子的“怀抱”和“港湾”（爱和温暖），父亲的职责是提供看远方的“肩膀”（眼界和抱负）。
除了下围棋，邓煜的父亲（计算机编程）会经常和幼年邓煜讨论数学问题，并让他操练一些趣味数学题和组合数学题，王虹的父亲（中学数学教师）很早就会给幼年的她一些“想一想”的数学思考题，他们鼓励孩子养成自由阅读、独立思考、放飞想象的习惯，这些育儿方法和举措，是父母能给孩子长远发展的最好的礼物。
数学（以及“硬科学”）长期是高度男性主导的领域。在69名菲尔兹奖得主中，女性三位，只占4.3%（心理学中的主流解释是不同性别演化所致）。王虹是那个世界上的第三位。王虹的“军功章”有她父母的一半。王虹的故事能够激励所有女生，你不需要显赫的家族背景，不需要拥有超级的“天赋异禀”，不需要被封女神，你也能有一段燃情岁月，也能成为传奇，不管你想当王虹第二，还是另一个蕾切尔 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的作者，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现代环保运动先驱)。
第二，导师的关键作用。拉里古斯（Larry Guth）,世界著名几何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MIT教授，王虹的博导，颠覆了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模式，而以引领，支持，激励的方式发挥导师应有的作用。古斯教授会耐心听王虹讲，即使“挂黑板”，导师也陪着，即使“无厘头”，也不会被打断，即使“杂乱无章“，也不会帮她梳理，直到王虹自己开始慢慢理顺自己的思路。古斯的导师风格增强了王虹破解数学难题的自信。如此，学生才有真正自己的创新。太注重规训的教育会扼杀想象力。
王虹在法国的导师、巴黎综合理工的教授马泰尔（Yvan Martel）对王虹说，碰到困难不用急，可以出去散散心；有什么难点，记下来，下次我们谈，让王虹意识到她不需要单打独斗，遇到困难时身后有人托举，这让她信心陡增。据说马泰尔还推荐王虹去麻省理工访学，事实上促成了她去MIT读博的人生重要一步，否则就没有古斯教授什么事了。
也许王虹意识到，数学的重大成就不一定全都是天才的独步一时、空谷足音，而可以是通过同行交流和思想碰撞后不断提炼新的思路，不断寻找突破的路径。不管怎样，通过深度的数学浸润，慢慢获得一种对数学问题本质的敏感性（所谓数学品味taste和直觉intuition），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第三、共同体生态。著名教育心理学家Bereiter和Scardamalia认为，真正激励个体跻身于探索前沿，并不断自我提升、锐意创新的，是一个领域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有自己独特的建制、生态和价值观：开放，自由，平等，敬畏真相而不是权威。王虹和邓煜从读研到博士后到成为教授，一直在国际数学研究共同体中浸润，他们的合作者常常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
所以从这个角度，王虹和邓煜今天的成就离不开这个共同体的同事的合作和提携，也离不开这样的自由开放、互相切磋、互相激励，对数学探究的价值和美学有深刻认同的学术生态。
结语
邓煜和王虹获得菲尔兹奖后，中国人扬眉吐气之余，还有将他们俩神化的倾向，他们的成就当然再次证明，即使我们已经有了AI，人的创造性（在数学或其他领域）仍然是AI不可取代的。所以，不要听马斯克或其他硅谷大咖的蛊惑，仿佛五年十年后AI（或AI的金主）将成老大，人类只有当“二等公民”的份儿。
但本文的重点是给“天才“祛魅，王虹即使没有“邓神”或“韦神”的光环，不妨碍她用开阔的视野，大胆的探索，严谨的论证破解百年未解的重大数学之谜。
动辄封神，恰恰暴露了我们的认知陷阱和教育误区。数学成才的智商（或“数理逻辑智商”）挑战是现实的，但它可能有一个阈值，过了这个阈值或门槛，其他方面的要求（如兴趣，专注力，韧性）就会凸显其意义。
数学和科学的重大突破主要来自专业共同体内部的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对真理的虔诚，以及不倦的求索，而不是一两个数学大神头脑的“灵光乍现”，更不要指望未来的“硅基智能”的君临天下。
当然，这不排除长期探索思考后的突发灵感，如邓煜数年前在罗德岛州府一家韩式炸鸡店啃炸鸡时，脑子里突然浮现“时间切片”的“顿悟”（sudden insight)，让他找到了希尔伯特第六难题的突破口。
戴耘 写于2026年7月28日，纽约州府北郊 Clifto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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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