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启蒙运动核心代表人物。在《国富论》中，他倡导自由贸易，主张政府尽量减少市场干预，也因此被视作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奠基人。世人常片面将他奉为自由放任经济的拥趸，但事实上斯密支持政府在关键领域实施干预，例如为劳动者提供教育。
早年生平
亚当·斯密约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柯科迪，这座城镇坐落于爱丁堡以北，隔着福斯湾与首府相望。斯密出身地主家庭，父亲亚当·斯密曾任海关官员；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继承了丰厚地产，无需外出劳作。
1740年，斯密凭借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此前他已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文学。1746年他离开牛津，1748年起在爱丁堡开设公共讲座，反响热烈。1751年，斯密受聘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次年转任道德哲学教授，直至1764年离职。
斯密与一众苏格兰思想家交好，其中最知名的是大卫·休谟（1711—1776），同时也结识商人安德鲁·科克伦（1693—1777）等实业人士。
道德哲学
斯密首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出版，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道德哲学思想，核心观点如下：
推崇斯多葛学派美德，尤以自制为核心。斯密笔下拥有完美德行之人，“既能极致克制自身原始的利己情绪，又能敏锐体察他人原生情感与共情感受。”（布莱克本446页）
斯密认为，人依靠理性、自我约束，再辅以对他人的同情与共情，便能形成正向道德认知。支撑这一认知的，是他提出的“内心旁观者”（亦可理解为良知之声）。这套道德观深刻塑造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构想：如何构建最优制度，实现国家整体福祉。
《道德情操论》问世后广受关注，斯密随后受聘担任巴克卢公爵的私人教师。这份教职薪酬丰厚，但1764年他必须随公爵远赴法国，先到图卢兹，后前往巴黎；途中在日内瓦停留，结识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1766年，斯密一度担任英国财政大臣顾问，深度参与实务政策制定。有史料推测，北美十三殖民地的征税政策有他参与设计，而殖民地民众认为 “无代表不纳税”，最终引发美国独立战争。
巴克卢公爵为斯密提供终身津贴，数额与他的教师薪资持平，这份资助让斯密得以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政治哲学研究。1767年，斯密回到家乡柯科迪与母亲同住，潜心撰写传世大作；1773年迁居伦敦。
《国富论》
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6年首次出版。
正如完整书名所示，斯密的写作目标：以客观、系统的方式，探寻能让一国经济实现最大繁荣的最优治理模式，如同同期科学革命时期，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医生与数学家探索自然规律一般。斯密看待现实理性客观、不流于感性，同时对改善人类处境抱有乐观态度。
他相信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并提出人类社会演进四阶段理论，当下所处的是商业时代；此前依次为狩猎时代、游牧时代、农耕时代。这套阶段划分建立在他对历史与当代贸易的大量研究之上。斯密认为，商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终点——人天生具有社会性，贸易正是社会性的体现。繁荣经济的根基，是全社会各行各业人群相互依存形成的复杂网络。
基于贸易体系下人与人的联结关系，斯密提出劳动价值论，区分了物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举例来说：一台老式唱片机对收藏黑胶唱片的主人而言使用价值极高，但若是大众需求稀少，它的交换价值（即兑换货币或其他商品的能力）就很低。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市场需求、获取难度、能为购买者节省的劳动量，以及生产该商品所需劳动的类型与总量。
斯密进一步细化劳动价值判定标准：劳动者劳动的价值，受技能稀缺度、工作难度与危险程度、从业所需教育年限等多重因素影响。后世思想家卡尔·马克思（1818—1883）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当时基督教教义普遍轻视财富，《马太福音》中记载“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斯密在书中驳斥这种观念违背自然规律，不适用于现代经济。他提出：富人积累财富，最终会惠及全社会；普通人会以成功富人为榜样，努力提升自身生活水平。
有限自由市场
斯密主张，政府仅在市场出现不公平竞争时才有必要干预。核心逻辑是：经济应当交由市场自主调节，市场会受“看不见的手” 指引，在完全自由的体系内自我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需求持续变动，所有人追逐自身利益，市场随之自发调整，如同万有引力约束行星运转。
这套理论后来演变为“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彻底消除一切阻碍商贸的壁垒与政府干预，但这已经超出斯密本人的原始主张。斯密支持国际贸易自由，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即通过进口关税扶持本土产业），他认为保护单一产业会损害全国整体经济。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借助玻璃温室、加温棚与保温墙，苏格兰也能培育出优质葡萄，酿造上乘葡萄酒，但成本是直接进口同等品质海外葡萄酒的三十倍。若仅仅为扶持本土红酒产业，就立法禁止所有进口葡萄酒，这合乎情理吗？”（约尔顿，136页）
斯密还提出两点反对贸易保护的核心理由：第一，保护政策只会扶持本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挤占本国优势产业的资源；第二，贸易壁垒会激化国家间矛盾，而各国本应顺畅开展跨国贸易。他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指出政府授予企业商品与贸易区域垄断权，放任企业滥用权力，正是政府不当干预贸易的恶果。
尽管如今世人总将斯密与自由放任绑定，但他绝不主张政府完全放任市场不管，甚至认为绝对纯粹的自由市场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在斯密看来，政府负有兜底责任：饥荒等灾年救助民众；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短板，为底层人群提供获取谋生技能、实现自我提升的渠道。
譬如，斯密主张政府征税为穷人提供教育：一方面提升底层劳动者整体技能水平，提振全国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弥补流水线机械劳作带来的心智麻木。同时，作为启蒙思想家，他认为教育能破除民众迷信，削弱宗教机构对民众思想的束缚。
学界批判
批判斯密这套放任富人积累财富理论的学者提出两点质疑：其一，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会导致普通民众政治话语权不断萎缩；其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如同万有引力一般冰冷中立，完全忽略个体出身、意识形态、社会阶层等会影响致富机会的关键要素。
另有批评者认为，自由市场模式会瓦解传统社会制度，经济运行完全脱离道德约束。斯密或许会承认这些批判具备合理性，但他认为经济体系自有客观规律，如同万有引力不以人的好恶转移；政府可以设立制衡机制，但经济法则如同自然定律，供需决定价格是永恒规律。
史学家E·卡梅伦对此解释：“一切经济活动都遵循可通过理性研究发掘的科学规律。如同万有引力，掌握这些规律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而是让人认清发展的边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内在逻辑自洽：个体追逐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本质冲突，看不见的手会让二者天然统一。”（277页）
斯密提出：“一国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商贸往来，发生在城乡居民之间。”（约尔顿，137页）这一观点也反映出，斯密的经济分析建立在18世纪晚期尚未全面工业化的英国社会背景之上。他认可并支持技术革新，但《国富论》成书时，英国工业革命尚未全面铺开。不少批评者因此提出：当各国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斯密的经济理论很快便出现局限性。
论自利之心
斯密的道德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他提出，个体追求私利与社会公共利益本质趋同：
“每个人都会尽力为自己手中的资本寻找收益最高的用途。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必然会让他选择最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卡梅伦，277页）
斯密认为，自利是一切经济交易的底层逻辑：
“我们能吃上晚餐，并非仰仗屠夫、酿酒师、面包师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我们与其诉诸他们的仁慈，不如迎合他们的利己之心；与其诉说我们的需求，不如点明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好处。”（奇西克，220页）
斯密承认，富人追逐私利时极易滋生贪婪与掠夺本性，但人自身的消费存在生理上限，富人最终必然会将财富流转到底层民众手中。换言之，无论政府是否主动平均分配财富，看不见的手都会自发调节工资、物价与利润，实现财富自然分流。自利驱动富人在逐利过程中，间接帮扶弱势群体，这也是斯密“理性内在良知” 调和公私利益的核心逻辑。
国民财富的衡量标准
回到《国富论》的核心议题：斯密对“国家财富” 的衡量标准有着清晰界定。他否定将金银储备作为国家繁荣的标尺——贵金属价值本身会持续波动，把货币等同于财富是认知误区：货币只是财富分配、流转的媒介。
不少现代经济学家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各国即便背负高额债务，只要具备财富增长潜力，便无需过度担忧。斯密提出，真正的国民财富，是“一国土地与劳动每年创造的全部产出”（约尔顿，549页）。
他同时兼顾农业与制造业，这与同期重农学派学者只认可农业价值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斯密认为，看似不直接生产实物的商人也应当计入财富核算体系：商人创造投资渠道，拓宽产品市场，间接拉动整体生产；唯有家仆被他视作非生产性劳动者。
在斯密的定义里，一国真实财富包含土地、劳动力、劳动技能与实体商品。基于这套财富核算标准，斯密提出劳动分工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扩充国民财富。他以制针工人举例：若一名熟练制针工还要自行开采金属、完成制针全流程，效率极低、毫无利润；分工细化后产能会大幅提升。
斯密还强调，财富积累离不开资本投资：闲置在银行账户的货币无法创造价值，应当鼓励富人将盈余资本投入实体经济，实现资本增值。他也坦言，多数商人、企业主天生贪婪，存在损人利己的逐利冲动，需要强有力的君主制政府加以约束。
但当代部分评论者刻意回避这一点，单方面将斯密塑造成无约束自由市场的支持者，鼓吹弱监管、完全放任的野蛮竞争环境。
晚年、逝世与历史遗产
斯密一生仅完成两部核心著作。1778年起，他担任爱丁堡海关专员；他终身未婚，年迈的母亲搬来与他同住，家中藏书多达3000册。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离世，安葬于苏格兰首府卡农门区教堂墓地，住所就在墓地附近。
斯密是启蒙运动标杆人物，也是后世经济学家引用最多的思想家之一。历史学家A·戈特利布称《国富论》为“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198页）。这本书问世初期受众有限，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才广为流传，一度被奉为经济学圣经；时至今日，主张 “最小化经济监管” 的学者仍将其奉为经典。
但如同《圣经》常被人断章取义，《国富论》也经常被选择性引用，只为佐证固有观点。只摘取斯密主张减少政府干预的段落，无法还原他完整的经济思想。史学家H·奇西克评价道：“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斯密与同时代学者的共识——经济学无法脱离社会、政治政策单独研究。”（221页）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4SLlWq6E0p6__8XN_4irQ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