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流版：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反过来维护加害者，敌视解救者。」
01 一场银行劫案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叫奥尔森的劳改犯假释期间走进市中心的信贷银行，掏出冲锋枪，朝天花板扫了一梭子。他劫持了四名银行职员，三女一男，把他们押进地下金库，跟警察对峙了六天。
按常理，故事应该是人质盼着警察破门，劫匪穷途末路，但事情从第二天起就不对劲了，人质开始害怕警察，反而信任劫匪。女职员克里斯汀甚至给瑞典首相帕尔梅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她没有求救，反而指责政府见死不救，说劫匪对他们很好，她愿意跟劫匪一起走。
六天后警察用催泪弹结束了对峙，人质获释，离开金库时，有人质回头和劫匪拥抱、握手。之后的司法程序里，几名人质拒绝出庭指证劫匪，有传闻说他们还凑钱替劫匪请律师，其中一名人质后来和另一个劫匪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
瑞典的犯罪学家贝耶洛特当时给警方做顾问，他看着这些反常的行为，给它起了个名字，最初叫“诺马姆斯托格综合征”，用的是那个广场的名字，后来传到英语世界，就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意思是，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情感依赖，甚至反过来维护加害者，敌视解救者。
这个词从此进入大众语言，用得越来越广。家暴中不肯离开的妻子，被职场PUA还替老板说话的员工，邪教里死心塌地的信徒，都被套上这顶帽子。它成了一个万能解释，谁对伤害自己的人产生好感，谁就是斯德哥尔摩。
但有一个细节，贝耶洛特下这个诊断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和任何一名人质谈过话，他坐在警方那一边，隔着封锁线，给金库里的人定了性。那个打电话给首相的克里斯汀，几十年后接受采访时说了句话，大意是，她当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活下来，结果活下来之后，被贴上了精神不正常的标签。
02 大脑的求生算盘
先把批判放一放，看看这种心理现象本身是怎么运作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只是没有传说中那么普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关在密闭空间里，对方手里有枪，随时可以杀了自己。这时候大脑面临一道生存题，反抗，大概率死，逃跑，跑不掉，求救，外面的人听不见。
所有向外的路都被堵死了，剩下唯一的变量就是那个持枪的人，他的心情，决定自己的生死。
于是大脑开始干一件很原始的事，讨好威胁源。
这不需要思考，这是本能，婴儿面对强大的成人无路可逃，只能依恋。远古人类被敌对部落俘虏，反抗者被杀，顺从者、被接纳者活了下来。我们都是那些顺从者的后代，面对绝对的力量差距，依附比对抗的存活率高。
接下来劫匪给了人质一件外套，因为金库里很冷，劫匪允许人质上厕所，劫匪本来可以开枪，但没开。这些在正常生活里根本算不上善意的举动，在死亡阴影下被无限放大。心理学上这叫感知扭曲，参照系变了，不再是正常人际关系，而是他随时可以杀我。在这个参照系下，不杀我就是恩情，给口水喝就是温柔。
心理学家格雷厄姆后来梳理出这种心理形成的四个条件:
1.感到生命受到真实威胁，并且相信对方说得出做得到；
2.加害者偶尔释放一点小恩小惠，哪怕只是暴力的暂停；
3.受害者被隔绝，接触不到外界的信息和视角；
4.受害者确信自己无法逃脱。
当四条凑齐，人的心理防线就会朝内塌陷。
既然改变不了处境，那就改变对处境的解释，“他没那么坏，他也是被逼的，外面的人才在害我们”。这套解释一旦建立，人会真心实意地相信它，因为相信它比清醒地恐惧要好受得多。
03 查无此病
有点意外，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其实从来没有被正式承认为一种精神疾病。翻遍美国的DSM诊断手册和世卫组织的ICD疾病分类，都找不到这个词条。它是个媒体词汇、大众词汇，唯独不是一个严格的医学诊断。
原因有几个。
第一，案例太少。
FBI分析过上千起劫持事件的数据，出现所谓斯德哥尔摩式反应的人质比例很低，多数研究给出的数字在百分之十以下，大概8%左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质从头到尾还是恨着劫匪，盼着他被击毙，这种心理反应只是例外，不是规律。
第二，缺乏统一标准。
什么程度的好感算综合征，跟劫匪聊过天算不算，同情过一次算不算，学界并没有达成过共识。
第三，几乎所有经典案例都经不起细看。
比如最有名的帕蒂·赫斯特案，1974年，美国报业大亨的孙女帕蒂被一个激进组织绑架，关在壁橱里几十天，遭受虐待和洗脑。两个月后，她宣布加入这个组织，改了名字，还参与了银行抢劫，舆论哗然，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词借着她的案子传遍全球。可是细节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被蒙眼关在黑暗里，反复被威胁处决，与世隔绝，她的转变发生在这样的环境里。这到底是一种综合征，还是极端胁迫下的服从，法庭吵了很多年，学界到今天也没吵完。
回到开头那个案子，人质害怕警察，听上去十分荒唐，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警方确实考虑过灌毒气强攻，而劫匪在人质脖子上套了绳索，警察一动手人质就会先死。克里斯汀害怕警察，从她的位置看，是个相当理性的判断。她安抚劫匪、和劫匪搞好关系，客观上让六天对峙零死亡。
换句话说，她可能是那个屋子里头脑最清楚的人。
04 帽子扣给了谁
这个词能广泛传播，因为太好用了，把一个复杂的处境压缩成“她有病”，这句话对旁观者来说太省事了。
最典型的场景是家暴，一个女人被丈夫打了十年，就是不离婚，亲友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甩出一句典型的斯德哥尔摩。这个标签一贴，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问题解决了，是她心理有毛病。
可真去问那些不离开的女人，答案往往就没那么简单，离开需要钱，她没有，离开需要住处，她没有，离开后孩子怎么办。
家暴受害者在提出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遭遇致命暴力的风险会显著上升，很多受害者对此心知肚明，她们不走，很多时候是评估过风险后的忍耐，是没有退路时的权衡。
很多被拐卖的女性走不出大山，是有非常多的现实考量的，并不是有勇气就可以。
这个概念其实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带着立场，贝耶洛特站在警方一侧，人质批评警方的行动方案，他不去检讨方案，反手给批评者安了个心理问题。
这个动作的本质是，掌握定义权的一方，把不服从解释成疾病。历史上这种操作很多，十九世纪想逃跑的黑奴被诊断出漫游癖，争取投票权的女性被说成癔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未必是刻意的构陷，但它确实延续了同一个逻辑你，那就是弱者的反常行为不用被理解，只需要被命名，命名完成，理解就可以免了。
05 换个位置看金库
把前面的线索收拢，可以得到一个判断，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大部分时候并不是一种被医学确认的疾病，它更像一个后来被大众反复使用的标签。
标签背后的现象确实存在，人在无法逃离危险的时候，会本能地调整自己的心理，让自己适应那个环境。
人质讨好绑匪，家暴中的受害者安抚施暴者，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在无法逃脱的危险里，把唯一能影响的变量经营好，这是一种生存策略。
但旁观者通常只看到了结果。
他们看到一个人替伤害自己的人说话，于是觉得不可理解。
他们看到一个人没有离开，于是认为这个人缺乏判断力。
他们看到一个人拒绝帮助，于是认为这个人已经被控制。
可是如果换一个位置呢？
如果一个人面对绑架还在替绑匪说话，他是真的爱上了枷锁，还是他看到了旁观者看不到的风险？
金库里面的人，知道枪在谁手里，知道警察强攻意味着什么，知道一句错误的话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而站在金库外面的人，往往只知道一个简单的故事，坏人抓了好人，好人应该等待救援。
现实却很少像故事那么简单。
我们容易站在安全的位置，用正常环境里的规则，去审判一个身处危险环境的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留下的最大问题，是为什么旁观者如此急于给这种行为找到一个解释。
因为一旦说他有问题，很多复杂的问题就结束了。
不用再问处境和风险，不用再问有没有人真正帮助过他。
克里斯汀后来成为心理治疗师研究创伤，也帮助经历类似困境的人，那个六天的金库早已经消失。但世界上仍有很多人，被困在自己的金库里。
有些是暴力制造的，有些是经济制造的，有些是关系制造的。
外面的人看到的是一个人的选择，里面的人承受的是一个人的生存。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沉默、顺从甚至辩护，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失去什么。
只是在那个时刻，他比其他人更清楚，自己正在避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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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