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国川
新人文学者，主要关注和研究宏观经济、当代中国改革、日本现当代史，创办并主持视频节目“马上开谈”，曾任《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主编，著有《大碰撞》、《重启改革议程》(与吴敬琏先生合著)，以及“日本三部曲”(《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国家的重生》)、《国家的抉择》等作品，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在海外发行。
在“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在个人良知与国家意志冲突的时代，一个人如何自处？对于献身研究事业的科学家来说，这同样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在20世纪前半叶，有三位德国的科学家，他们都是爱因斯坦的好友，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践行自己的“爱国主义”，给后人留下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样板。
弗里茨·哈伯：跪倒的科学家
弗里茨 ·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1909年首次从空气中制造出氨，使人类摆脱了依靠天然氮肥的被动局面，加速了世界农业的发展。由于这项伟大突破，哈伯荣获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哈伯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热爱生活的德国人，对于任何与德国有关的事都饱含感情。
一战爆发后，在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盲目的爱国热情推动下，哈伯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他认为，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应该为国家付出一切。在所有为军方效力的德国教授中，他是最积极、最狂热的一个。战争一爆发，他所领导的实验室就成了为战争服务的重要军事机构，积极从事与战争有关的科研工作。“在和平时期为了仁爱，在战争时期为了国家”成为哈伯的座右铭。原本用于和平的合成氨技术，被他用来为军队提供战争所需的原材料。他还及时地为汽油、柴油机和润滑剂研制出了防冻添加剂，确保即使是在寒冷的俄罗斯，车辆仍然可以照常运行。更可怕的是，他负责研制、生产了氯气、芥子气等毒气用于战争之中，造成近百万人伤亡。根据国际公约，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但是哈伯对违反国际规定并不在意。据说，在被晋升为上校时，他曾高兴得落泪。在哈伯看来，“为了国家”的一切行动，都是“爱国”表现。
然而哈伯的所谓“爱国主义”，建立在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之上，忽略了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种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变成国家的奴隶。哈伯的“好同事”爱因斯坦曾在一篇文章里批评过一些“倒退”的科学家，“他居然把国家政权强加给他的奴役当作不可避免的命运接受下来，他甚至自甘堕落到这种地步，竟然驯服地献出自己的才能，去帮助完成那些注定要造成人类普遍毁灭的工具”。显然，哈伯就是这样的科学家。
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的行为，遭到了欧洲各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可是哈伯自我辩解说，研制毒气是“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德国知识界的国际声誉，美、英、法等国科学家们纷纷指责这种不人道的行径，就连他的妻子都以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
哈伯获得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引起许多欧洲科学家的公开反对。随着战争结束，德国战败，哈伯因害怕被当作战犯遭逮捕而逃到乡下隐居半年。此后，他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开始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他领导的威廉皇帝物理与电化学研究所成为当时全球顶尖的化学研究中心之一，培养了众多高水平的科学家。他还积极致力于加强各国科研机构的联系和各国科学家的友好往来。这些努力，不仅得到了科学界对他的谅解，也使他的威望日益提高。然而，不久后悲剧再次降落在他身上。
1933年初，希特勒成为魏玛共和国总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暴政开始粉墨登场。对于这个公开发表仇恨犹太人言论的邪恶政党，身为犹太人的哈伯却并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哈伯愚忠于国家，而且根本分辨不清国家与政府的区别，认为政府就是国家，甚至认为执政党就是国家。在希特勒上台之际，这位研究所所长主动升起了一面纳粹旗，以示敬意。在调和对德国与犹太传统的忠诚方面，这位犹太科学家似乎从不感到困难。他还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且特别热衷与当地人同化，甚至在外表上也很像一个普鲁士人。
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排斥一个忠诚于自己的公民呢？怀着这样的坦然心境，哈伯迎来了1933年4月7 日，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希特勒以政治与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矛头直指犹太人。很快，学术界就发生了一场驱逐犹太血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大量高校的科学家遭到解聘，哈伯也没有幸免。
一个月后，这位德国当时最著名的化学家、德意志化学学会主席就被逐出了德国科学界。他当时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悲叹道：“我一直是德国人，但唯有现在，我才充分感受到自己仅仅只是德国人，比较起一位军队中的优秀领导、一位工业中的巨子来，我更是一个德国人，我是大工业的创建者，我的工作为德国的大工业和军事扩张开辟了道路。然而，今天……”
确实，过去哈伯曾为这个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因有犹太血统而变得毫无价值。他爱这个国家，但是现在无人爱他。最初，这个自视清高的科学家想留在柏林，后来发现环境越来越险恶，才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热诚服务几十年的祖国，流亡到英国，并在剑桥大学任教。由于1933年底的那个冬天出奇地寒冷，剑桥大学决定让他到意大利去过冬。1934年1月29 日，在途经瑞士巴塞尔时，哈伯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终年66岁。
虽然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尾，但也未必不是幸运的句号。在哈伯去世八年后，他研制的“齐克隆B”毒气开始被用来灭绝纳粹集中营中的犹太同胞。假如哈伯滞留在自己深爱的德国，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关进集中营，死于由他研制的这种毒气。
马克斯·普朗克：低头的科学家
1933年5月16 日，在哈伯被驱逐出德国科学界的第二天，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 ·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来找希特勒求情。
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告诉希特勒，哈伯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如果没有他从空气中的氮提取氨的方法，一战中的德国从一开始时就会败下阵来”。希特勒回答道：“我本无意反对犹太人本身，但犹太人都是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是我的敌人。正是为了反对他们，所以我才要发动战争……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就像吸血鬼一样粘贴在一起！”希特勒最后甚至大发雷霆，噤若寒蝉的普朗克只好告退。
普朗克是一位大师级的科学家，温文尔雅，明智沉稳，被誉为“德国科学发言人”。可是一战爆发后，他也陷入狂热的爱国主义之中。他和其他92名德国著名知识分子联合签名，发表《告文明世界书》，声称德国被卷入的是一场反对无耻对手的防卫性战争，否认德军犯下的暴行。作为柏林大学校长，他赞赏这场“正义战争”，游说包括学生和青年教师在内的年轻人参加战争：“德国已经失去忍耐力了，拔出利剑，对准那阴险背叛的发源地。”对于大学里不断减少的师生人数，他认为不应感到遗憾，因为“德国人民重新找到了自我”。两个儿子被送上战场，两个女儿被送到战地医院，他却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光荣的时代。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德国人，这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他愉快地接受为国家做出的牺牲，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因为能够为整体去牺牲某些东西而高兴和骄傲”。当他的长子死在战场后，他写道：“没有战争，我将永远不知道他的价值。现在我知道了他的价值，但我必须失去他。”
1918年，在德国战败之年，普朗克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在帝国废墟上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普朗克这个保守的科学家并不看好，他最不能忍受的是普选制度。他认为，大众有权投票选举的合理性，就像普通人要帮忙在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一样。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就是不分对象的投票选举导致的。当时，爱因斯坦对魏玛共和国满怀热情，认为它是德国的希望，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普朗克对此很不满。他深知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1914年将他从瑞士“挖”到德国来工作，爱因斯坦对年长21岁的普朗克也非常尊重，两人情同父子。普朗克认为爱因斯坦走错了道路，提醒他少在政治问题上发言，也不要“与一群臭名远扬的人在一起”。
希特勒上台后，两个伟大的科学家之间的关系经受了严峻考验。普朗克对希特勒心存幻想，认为执政后纳粹的政策会温和一些，有益于德国经济复兴和文化重振。因此，他在小事上坦然服从，对较大的不公正也不公开表示异议，而是尽力于幕后斡旋。但是，爱因斯坦早已看穿纳粹的把戏，在希特勒上台一个月后，正在美国讲学的爱因斯坦就毅然宣布不再回德国，德国报界对他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攻击。普朗克不辨是非，认为爱因斯坦对此负有责任，还说自己“感到很心痛”。
不久，爱因斯坦放弃德国国籍，而且向普鲁士科学院提出辞职。纳粹恼羞成怒，命令普鲁士科学院起草文件驱逐爱因斯坦，还发表声明指责他。身为该院院士的普朗克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他首先将自己视为“忠诚的德国人”，完全效忠于国家，尽管这个国家现在处于纳粹政党统治之下。他“为国家着想”，认为保存德国的科学实力才是最高目标，为了能使普鲁士科学院继续从事科学研究，顺从这个暴政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他又深知爱因斯坦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此在给科学院执行秘书的书信中说：“采取正式行动驱逐爱因斯坦，将使我良心受到很大谴责。虽然在政治上，我们俩人之间存在着分歧，但另一方面我可以肯定，在今后的几百年里，爱因斯坦将直是我们科学院应该感到骄傲的 颗最亮的星。”在科学院的记录中，为了对后代有个交代，他特意说明爱因斯坦的“重要性可以与开普勒和艾萨克·牛顿相比……以免将来一代人会这样认为，爱因斯坦的同行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对科学的重要性”。恰在这时，纳粹分子在大学和科学院门前烧毁了成堆的书籍，爱因斯坦的著作也在其中。但是这个恐怖的行径并没有使普朗克认识到，爱因斯坦不得不离开科学院的原因是德国的恐怖气氛，而不是爱因斯坦的行为。
刚刚处理完爱因斯坦事件，德国又发生了驱逐犹太血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普朗克试图说服希特勒但没有成功，哈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科学院。普朗克委曲求全，通过在表面上尽可能与政权“结盟”的方式保护科学院。科学院接纳纳粹分子进入其理事会，用纳粹党的标志来装饰科学院报告厅。普朗克自己则在其信函中以“希特勒万岁”作为结尾，并且在正式的场合行希特勒礼。
有些人说，普朗克忍辱负重，是为了尽最大可能保留和保护犹太科学家。在幕后，他帮助一些被免职的人找到私人机构的职位，在必要时也协助其移民。但是这种妥协又有什么用呢？1936年，当他的普鲁士科学院主席任期届满时，已有55名普鲁士科学院的犹太科学家被解职，无论他内心里是怎样想的，这些人的解职决定都是经他之手完成的。在整个“文化清洗运动”中，普鲁士科学院至少有80名犹太科学家遭到了驱逐。普朗克本人则一直受到“礼遇”，在80岁高龄时，他在各地巡回演讲，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宣讲科学的文化价值以及科学与宗教的互补关系。没有政府和军队官员的合作，这些旅行是不可能的。
因此，英国学者洛德 伯肯黑德谴责说：“即使是在纳粹统治早期，当形势尚未危及科学权威人士的时候，以马克斯·普朗克和瓦尔特·能斯特为领导的科学家们，就选择了不理睬日益泛滥的恐怖，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保护自己的特权上。”
马克斯·冯·劳厄：挺立的科学家
普鲁士科学院谴责爱因斯坦诽谤德国的声明，是由学院秘书、东方学家恩斯特·海曼起草的。声明的结尾说：“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在国外的煽动工作更为敏感，因为科学院及其成员久远以来就认为自己与普鲁士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注意到在政治问题上充分的严格约束，但还是坚定地支持国家的目标。科学院没有为爱因斯坦的辞呈而感到遗憾。”
这句话激怒了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他要求召开一个讨论撤回声明的会议，会议的结果却是支持并感谢海曼的行动。尽管科学院只有一名纳粹党员和一位纳粹支持者，但是“效忠于国家”的科学家们都认同海曼的说法，包括那位20年前极力推荐爱因斯坦入职科学院的哈伯。劳厄非常失望，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之一”。
劳厄是普朗克的爱徒，19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人自从1907年结识之后，就成为终生的挚友。劳厄为人正直，本无意于政治活动，但当科学研究自由受到威胁时，他总是义正词严地起来捍卫它。早在1920年，当一些反犹科学家公开集会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劳厄就联合同道在《柏林日报》上发表公开信予以反击。
在阻止科学院发表谴责爱因斯坦声明的努力失败后，劳厄曾写信劝爱因斯坦对政治问题采取克制态度。爱因斯坦回信表示不同意，坚持认为科学家不应该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德国的情况表明，这种克制会导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克制岂不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
这段掷地有声的话给劳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33年举行的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劳厄以德国物理学会会长的身份致开幕词，在讲话的末尾引用了伽利略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迫害这一历史事件：“然而，在任何压迫面前，科学的捍卫者都具有完全胜利的信念，这信念就是伽利略的这一句话：‘它（地球）依然在转动！’”当时已是纳粹统治的高压时期，劳厄间接地捍卫了受到纳粹党徒攻击的爱因斯坦和其他犹太科学家。
劳厄赢得了许多正直之士的尊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爱因斯坦辞职后，普朗克提议由劳厄继任爱因斯坦在科学院的教授席位，却遭到反犹科学家极力反对，理由竟然是劳厄把纳粹与迫害伽利略的人相比较，博得了“所有犹太人及其同情者们的热烈喝彩”。因此，劳厄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撤销了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
劳厄并不在乎这些。他虽然没有像爱因斯坦那样在政治上公开谴责纳粹，但在学术上他始终旗帜鲜明地抵制纳粹的倒行逆施。在他看来，纳粹虽然掌握了权力，但是并不代表德国。他拒绝参加拥护纳粹的集会，坚决反对追随希特勒的反犹科学家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在弗里茨 哈伯死于流亡途中后，劳厄公开发表悼念文章，还促成了科学院举行追悼仪式。为此，爱因斯坦写信给劳厄说：“亲爱的老同志：从你那边传来关于你的每一条消息多么使我高兴。事实上，我始终觉得并且了解，你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高尚的人。”爱因斯坦非常信任劳厄，全权委托他处理自己在德国的有关事宜。战争期间，劳厄也是唯一一个与爱因斯坦有大量通信交往的德国科学家。
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劳厄没有在暴戾的权力面前低下高昂的头颅。在纳粹横行的时代，许多科学家为了自保而参加了纳粹党。劳厄是曾参加一战的退役军官，但当退役军官协会集体加入纳粹组织时，他一口回绝。反犹科学家试图利用权力，强迫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出声明，支持提名希特勒作为帝国首领的公民复决投票，劳厄以科学和政治不相关为理由毫无保留地拒绝了。即使在被指责他公开支持爱因斯坦时曾作出过政治性的声明后，劳厄仍然不改立场。在二战期间，他从未参与有关军事的科学活动。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当然让纳粹不快，1943年，纳粹当局强令他从柏林大学提前退休。
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他选择流亡，一定能够在任何国家谋得高薪职位，他却选择留在德国。战后有人问劳厄为什么不选择流亡？劳厄回答：“我不想去抢国外那些可怜的位置，我的同事比我更需要它。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而且我预见到‘第三帝国’定会崩溃，崩溃后的废墟，就是重建德国文化的大好时机。当天赐良机之时，我不希望身在国外。”
仅仅两年后，劳厄就亲眼看到了第三帝国的崩溃。战后，爱因斯坦在家中接待劳厄，两个老友彻夜畅谈。对于德国的科学家群体，爱因斯坦非常失望，他曾说：“我对他们从来没有尊敬和同情，除了几位优秀的人物。”在爱因斯坦心目中，劳厄肯定是“优秀人物”中的第一个。
作为一个科学家，劳厄的学术成就或许会被超越，但是他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功绩，将永远载于史册。194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授予劳厄名誉学位，颁奖词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更是一位“为自由而战的不可动摇的冠军”。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NTr5KqOQdNOMwqR7b0M5Q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