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丛日云
来源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后记。
将我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部分文稿结集刊行之事，陈卓先生已经催促了十多年，而我却一直在拖延。表面上看，是因为案头总是堆着更迫切的工作亟待交差，而整理旧稿在我看来是一件劳心耗神而所得无多的繁冗琐事，何苦要给自己徒添负累呢？然而，更深层的缘由是隐隐有一种心理障碍在牵制着我：要将这批历时四十余载陆续写就的作品重新呈现于读者面前，不免怀着几分忐忑、几分惶恐。毕竟，一些在当时还算大胆新锐的见解，今日大多已经化作学界常识；当时所针对的语境也可能不复存在；而数十年前学科发展基础的薄弱和本人学力的浅薄在这些作品上留下的印记，今天可能不免贻笑方家。
然而转念思之，我这代学人毕竟经历了不平凡的时代，政治学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也有一个独特的经历。如果把这个时代的思想足迹真实记录下来，也许会让站在新高度的今人与后人回头审视来时之路时，从中获得一些借鉴与启发。我的起点，正处在一个从疯狂走向理性、从蒙昧走向觉醒、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时代。从那时到今天，这个路程充满了曲折与挫败，却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它的起点虽然很低，却在不断攀升；它时而让人沮丧，却也经常激动人心。躬逢此世，身预其间，以笔墨存录此间思虑心得，实乃我辈之幸事。这个集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学者的微薄成果，却也是这个伟大转折与进步洪流中的微末涓滴。在一个普通学者的思考、摸索、困顿、挣扎、突破的心路历程中，也许能多少折射出这个时代进程的某个侧面与学科复建至今的足迹。尤其当我这代人渐次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我竟痛心地发现，人们对那个时代突破奋进的征程已经日益陌生，一些人又回到了我们某个阶段的起点。不再认识来时之路，便容易迷失在脚下。作为时代的亲历者，若能提醒世人，今天是怎样从昨天走来的，或许有着特别的价值。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
丛日云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
2026年8月
一
如今，大多数读者已经不了解，也难以想象我们这一代人踏上学术之路时，学术界那般凋敝荒芜，甚至愚昧荒诞的景象。即使是一些亲历者，在追忆往事时，也难免出现记忆偏差或错谬的情况。
政治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于1952年作为一个学科惨遭裁撤，从此在这片土地上中断了近三十年。在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年代，政治学研究竟然整体缺席，这看起来很荒唐，但其实顺理成章。因为当起码的理性思考都会成为罪过的时代，政治本身便不再是理性考察的对象。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知识体系本身就与时代格格不入，更遑论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了。
在这期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失去了独立学科的依托，只是以零星、断续的方式勉强续命。个别学者在个别场合时断时续地讲授过这门课程，但在大部分场合，它的一些内容只是在相关学科中以边缘化的形态得到关注：它们或寄居于西方哲学史门下，或附丽于世界史的旁支，或跻身于法学中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也就是在与这些学科交叉的学科罅隙间有某种存在，由其他学科的学者以他们的方式进行研究。即使在这些狭窄的夹缝领域，也被极端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所统治，难说有什么真正意义的研究，甚至连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对事实和逻辑的尊重都谈不上。改革开放之初所谓“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绝非夸张之词。所以，这个学科有一个特珠现象，就是80年代以后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忽略此前30年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著作和文章，不会有什么损失。这似乎使我们这一代人的研学变得轻松，然而背上的轻松意味看脚下的沉重。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就读于师范院校的政史系。这里的“政”并不是政治学，或者说，只是那个时代作为君临一切的思想体系的政治之学。当我在大三那年接触到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且初步阅读了几本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原著后，犹如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窗户，一个新的精神世界霍然展现在眼前，一股清新的空气沁入心脾。从此，心中的雾霾逐渐溃散，错乱的思维开始重构，价值观念也悄然发生转变。借助于新的思想资源的润泽与启蒙，我开始了一个精神蜕变与灵魂重生的过程。
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徐大同和朱一涛两位先生在《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1-3期）上连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在序言中，两位先生满怀激情地讴歌思想解放的春风，热情呼唤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振与繁荣。受到这个序言的感染，毕业那年，我考取了徐大同先生的研究生，从此锚定了我一生学术志业的轨道。我是这个学科的受益者，我还要深耕这个学科，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这份文集就是我整个职业生涯的记录。其中最早的作品是我于1984年底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最晚是我退休后于去年发表的文章。时间跨度逾四十余载。在这期间，我也曾拓展研究领域到西方文明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曾花费大量精力于当代中国政治与政治学理论的思考，但平生心力之大半，都倾注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
二
这个文集中早期文章的历史语境，今天的多数读者可能不熟悉了。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学开始恢复的时候，全国范围内能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课的前辈学者，不过五六位而已。他们承担起恢复这个学科的历史使命，但他们或长期不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或从相关学科刚刚转行而来。同时，他们还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从那种深入骨髓的阶级斗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并不容易。
学科中断的苦果要由我这一代学子来咽下。在重建之初，学科园地一片荒芜。我备考研究生的时候，还没有一部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供参考。民国时期虽然出版过若干《西洋政治思想史》教材，但大多内容比较简单，且多藏于一些老图书馆中，我直到读研究生期间才有机会读到。当时手头能用的，就是苏联的两套官方教材的中译本。记得最初读到的是曾任苏联副总检查长的莫基切夫主编的《政治学说史》（两卷本）。那是一部高度政治化、充斥着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典型范本，内容空洞贫乏，不仅观点不可理喻，哪怕想从中提炼出一点儿有用的材料都不容易。而后又搜罗到凯切江和费多金主编的《政治学说史》（三册）。它的出版早于前者，相对而言，多少还有点儿学术性，也包含着较多的材料。此外，就只能从西方哲学史、世界史、法律思想史等材料中剥离出与政治思想史有关的内容。
书的匮乏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那个时候读进去的东西，既是入门和启蒙，也是负面的精神资产。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不得不通过对它们层层深入的反思，通过一个近乎反刍、过滤、清洗与排毒的痛苦代谢过程，实现自我蜕变与升华。这大约是一次历时十余年的精神苦旅。
在那个时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完全被弃置不顾，思想演变的历史被硬塞进历史发展五阶段的基本框架中。思想史的研究成了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延伸，给历史上的思想家打上阶级的标签，便成为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被视为某个阶级利益的表达，代表某个阶级的立场。一旦阶级标签确定，其历史定位与价值评判便自然生成。所有剥削阶级的思想都要遭到批判和否定，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更替之际的新兴剥削阶级思想则会肯定其相对的进步性。于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是反动的，而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则有一定的进步性；随后，地主阶级的思想成为反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则被赋予革命性。当然越革命越值得肯定，革命主张越彻底越暴烈越好，革命者的温和、克制与妥协的主张，必然会遭到抨击。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则一律被斥为没有任何正面价值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垃圾。
政治思想史套用哲学史框架，也沿用哲学史的评价。在哲学上，唯心主义是错误的；相应的，唯心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也必然是反动的。在唯一科学的思想体系诞生之前，能够为其提供某种思想原料、成为其理论来源的思想，则会获得最高的评价。而一旦这一理论体系横空出世，真理的发展便只有一条轨道，溢出这个轨道的西方其他思想，就如长出幼苗后的种子躯壳，不再有任何营养，只有走向朽烂的命运。
那时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是非常粗陋的。对一个政治思想家理论内容的叙述，通常是先提炼出其基本观点——他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亦即鼓吹什么、宣扬什么、胡说什么、攻击什么，然后把他的著作大卸八块，寻章摘句地将其填充在预设的框架下面，接下来便是一番以阶级分析为基调的大批判式的评价。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完整面貌无需深究，复杂多面的内涵必须忽略，与既成的阶级定性不协调的言论一律被确定为欺骗性的伪装。要做好这个工作，核心的基本功是掌握那唯一科学的理论武器，而一个入门的捷径便是熟悉“经典作家”（在当时有特定的所指）对这些思想家的直接评语。我入学时就拿到一本油印的《经典作家论西方政治思想史》，对那里面的语录，我几乎默记成诵，派到用场的时候，就如万应灵药一般一锤定调，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
所幸，这一切都在改变。我读书的年代，是冰雪消融、万物萌发的春天；是常识回归、理性觉醒、良知复苏的黎明。我的导师徐大同先生，在学科恢复重建时期，是国内老一代学者中唯一没有完全中断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传承着学科薪火、且受教条束缚较少的一位。他宽和包容、鼓励新见，为我创造了独立思考的宝贵空间。正是在读研期间，我开始系统阅读思想家们的原著，并借助于一些英文材料，一步步地清除各种意识形态偏见，力求理解各种思想体系的真实内涵并把握其内在逻辑，由此走上理性思考与学术研究的轨道。与此同时，在这些思想材料所承载的价值观念的滋养下，我也于潜移默化中初步形成了现代的政治价值观，并将其作为评判历史上各种思想体系的基本价值准则。
我的起点很低，但正是在这很低的起点上，反倒更容易体味抛弃陈见、突破桎梏、获得新知与洞见的愉悦。从无数点滴开悟的汇聚，到整体观念的层层蜕变与次第更新，我不断超越自已，也将思考所得汇入学科发展进步的洪流。
三
这部文集的论题从古代到当代，纵贯两千余年。当我完成论文的遴选，开始审视目录的时候，恍然发现，这些散乱地分布于四十余年间的文字，看似零碎，其实暗含着一个主题，它构成串连这些文章的清晰主线——那就是探讨西方政治思想由传统向现代、再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原来，这就是我一生在现实关怀的驱动下求索解惑的历程，也构成了我思想演化的阶梯。显然，我对这个主题至今仍萦怀于心，以至于不经意间挑选的文稿，都是围绕这个轴心的。于是，这套文集的题目也水道渠成地浮现了出来。
这个求索过程起于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关注。最初，正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吸引我踏入这个学科领域，因为它能够回应我心头的困惑，与我的问题意识深度同频，因而击中了我的心。
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的主旋律是现代化。建设现代文明，实现民主法治，培育公民文化，成为我们这一代政治学人的时代使命。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从西方丰厚的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我与当时多数同行一样，最容易与现代政治文明形成时期的政治思想产生共鸣，因为它最契合我们的现实关切。
在本科阶段开始接触西方政治思想时，最打动我的是卢梭，特别是他那追求自由平等的炽热激情。若干年后，我才开始识破卢梭思想反个人自由的深层逻辑与必然导向极权政治的实践结果，认识到洛克才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典型代表，因为他集中阐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为现代民主宪制建构了基本框架。
然而，我的第一篇作品即硕士学位论文却选择了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批判。这篇硕士论文没有发表过，本书后续有关黑格尔的一组论文都是二三十年后对该文的某一部分内容的进一步展开。我当时选择研究黑格尔，直接的动机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清理此前深深浸染了我的内在世界的意识形态，这是一项自我清理的工作。同时，我也意识到，只有对现代化的种种异路歧途形成清醒的认识，现代政治文明的信念才会走向成熟，才能避免现代化的重重陷阱，守住现代化的正途。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就是这种陷阱之一。
从学术的角度上看，黑格尔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的努力，使他对现代与前现代（亦即古今之别）的界分比其他思想家阐述得更为清晰透彻。因此，如果不被其误导，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反倒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由主义。尽管我从整体上否定了他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的方案，但也深知他的分析有深刻之处。虽然他提出的社会整合思路指向了错误的方向，但他也将不容回避的真问题摆到人们面前。从那时起，黑格尔所揭示的古典自由主义导致社会原子化的问题和他提出的自由主义时代的社会整合难题，成了一直萦绕于我心头的困惑。直到后来面对以自由主义为名的后现代进步主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是古典自由主义内在缺陷的自然成长和恶性畸变。后现代进步主义犹如一面高倍放大镜，借助于它，我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因缺陷有了清晰的认识。
四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场风潮中，《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被从教学计划中砍掉了，我的老师一代的经历竟又降临到我辈的头上。所幸时间不长，很快就重回正轨。在这期间，为了保住学科的传承，我以迂回的方式将课程做了调整，以《外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名义纳入教学计划。这个曲折的经历反倒成为一个意外的学术契机，使我得以潜心深耕一向在学术界处于边缘的西方古代中世纪政治思想，回到现代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根基处，理清它的源流。尤其是以基督教神学为主体的中世纪政治思想，虽然历时一千余年，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所有现代基本政治观念的最初形态，但学者们往往像黑格尔当年所做的一样，“穿上七里格靴，迅速地将其跨越过去”。然而，不深入了解基督教传统，就无法理解现代文明。
几年研习的结果，使我对古代中世纪政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理解。1996年出版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和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2003年出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在这个时期思考成果。在文集的第一部分，我对古希腊的公民文化、古罗马的共和精神、罗马法的政治遗产、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以及中世纪封建主义政治传统的系统阐述，一方面回应了九十年代文化热潮中社会和学界了解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我此前对现代文明基本观念的理解有了纵深的历史维度。有了这个维度，现代文明的内涵变得更为清晰，对现代那些核心政治观念的理解就不再是单薄和浅表的，而是具有了贯通古今的更为厚实的根基。
对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还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是从传统中孕育而生的，传统中已蕴含着现代性的基因，孕育了现代文明的胚胎。因此可以说，西方的传统是前现代的或准现代的；尤其是基督教传统，乃是现代文明的直接母体。我花费了大量精力发掘两者的逻辑联系与历史联系。正因传统与现代存在这种有机联系，我对传统的挖掘从来不是一项单纯的知识考古工作，而是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对现代文明基本理念的阐释。对这种联系的认识使我意识到，审慎守护和不断回归这个传统，就是在守护和培植现代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根脉。
五
对于中国迟到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超越前现代。然而，当中国重新踏上现代化之路的时候，却又遭遇到后现代主义的干扰和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舶来的后现代主义开始流行，并迅速成为一种时尚潮流。人们追随它，以反思现代性的名义解构现代性。一时间，现代主义仿佛成了过时之物，散发着土里土气的陈腐味道，充满了荒谬甚至罪恶。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痛恨现代文明的后现代主义者都自然与前现代势力结盟。于是，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便遭到前现代与后现代势力的联手夹击。
我对这种思潮感到陌生，甚至本能地反感，对这类书经常翻几页就觉得不堪卒读。但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一些人偏激、荒诞、猎奇，热衷于批判与破坏，这种代表社会边缘人的奇葩学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希腊罗马时代的犬儒主义、中世纪基督教内部的各种激进神秘主义、19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在我看来，从20世纪中期以降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激进女权主义、深绿加深红的生态主义、后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后殖民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等，五花八门、花样翻新，无非是同一类现象的当代翻版。它们自外于主流社会，如同嬉皮士运动，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他们是败坏的、堕落的，但历史的发展会将其边缘化甚至淘汰。
然而，我错了。最初让我警醒的，不是理论上的认识，而是西方社会的现实。2005到2006年，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耶鲁访问一年，才发现这些后现代进步主义思潮至少已经在精英群体中成为主流并获得了话语霸权。正是它们所推崇的核心价值，构成西方社会的禁箍咒，即“政治正确”。
那一年，我花了大量时间与美国各色人物交往，接触社会的各个角落，尽量直接地观察美国社会，获得大量感性认识。结果就是我对美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忧虑。我常跟美国同行说：你们如此热衷于解构家庭，必将导致社会的解体；你们这样解构自身的文明，这不是自虐和自残吗？这不是文明的自杀吗？你们不再鼓励传统的工作伦理，转而奉行平均主义甚至逆淘汰规则，你们拿什么与新兴国家竞争？你们这样敞开大门无节制地引进移民，有朝一日，你们会变成墨西哥加南非，或者黎巴嫩……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一个学者与我有过认真的对话。他们或者一脸茫然，似乎不知我之所云；或者显然不接受我的观点，但不屑于与一个不懂基本“政治正确”规则的外国学者争辩。
2008年，我受卡特中心邀请赴美观察大选。经过近一个月在各地的考察，最后在投票日的那个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观选团都集中在华盛顿的一个宾馆的大厅里等待结果。当奥巴马当选的消息落定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个国家的观选团成员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欢呼声，我看到那么多的美国人喜极而泣。中外知识界几乎一致认为，这是美国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奥巴马的当选真正意味着什么。唯独我感到一丝沉重：二百年来，美国一直被视为现代文明的灯塔，是推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如今，违背常识的后现代进步主义真的要在这里成为主流了吗？美国也要成为带领人类走向后现代文明的主力了吗？
西方社会何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近年来，当保守派人士反思和批判欧美后现代进步主义的时候，大多仍把它视为一种错误选择，是西方社会被左派误导而走入歧途，甚至是全球主义精英的阴谋。从美国观察大选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承担了主持“西方政治文化研究译丛”的任务。借主持翻译丛书的机会，我审校了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多部书稿——《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文化的演化》和《现代化、文化变迁与民主》（未能出版）等。英格尔哈特教授是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政治文化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对政治文化的量化研究似乎与我的专业相隔甚远，搞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学者几乎不会去碰他的书。但这段跨学科的客串经历让我得到意外的收获，英格尔哈特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启发了我，使我掌握了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问题最有解释力的理论。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以对世界价值观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为基础，揭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社会发生的一场“静悄悄的”价值观革命：民众的价值观或优先价值由“物质主义”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由“生存价值观”转向“自我表现价值观”（也称“幸福价值观”“解放价值观”），即“后现代主义价值观”。
英格尔哈特认为，这场价值革命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在价值排序上，将人的解放、自我表现、个体的自由选择、满足精神追求的生活质量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赋予最高优先级。基于这种价值观，后现代人更强调个人的自尊和归属感，追求自我表现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要求更大范围的个人解放和在生活方式上更多选择的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更重视以精神品质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要求更多的社会政治参与，在性别、种族、移民、宗教、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宽容等。所以，它意味着更人性化和更高级的文明。但在我看来，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极端个人主义。它以自我为中心，打破了现代文明的个人与整体的平衡，热衷于解构家庭、宗教、民族和国家，解构所有秩序和权威，摧毁现代文明的基础性规范，必然导致社会的解体和文明的衰败。
英格尔哈特的调查证明，到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者已经达到西方社会人口约一半的规模，有的国家甚至更多。这场价值革命带来了发达社会整体上的文化变迁，推动着西方国家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在我看来，英格尔哈特对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的评价是错误的，但他对价值革命事实的描述是可靠的。我以前从纯粹思想史的研究中，观察到西方社会发生的两次价值革命，构成我解释19世纪以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框架。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所揭示的其实是第三次价值革命。经过吸纳他的理论，综合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我建构了贯通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三次价值革命框架：（1）由古典城邦时代的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转向基督教超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2）从基督教内部演化出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3）超越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而形成的后现代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
至此，一套解释系统在我的头脑里逐渐变得明朗：为什么西方社会日益走向衰颓？因为它内部生长出来的后现代主义因素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内部的败坏性因子，它在解构家庭、社区、教会和国家，解构秩序和权威，解构规则和话语，总之，解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为什么西方主流社会不断采取种种荒唐的自虐自残自杀性政策和措施？因为后现代主义者企图超越现代文明，追求新的乌托邦——绝对自由的乌托邦、情欲的乌托邦、纯净的乌托邦，他们是西方文明的掘墓人；为什么被奉为圭臬的“政治正确”违背基本常识，而常识却变得不“正确”？因为后现代主义精英们掌握了话语霸权，将他们的后现代进步主义观念设定为不可触犯的政治戒律，这套反现代主义的戒律必然颠覆现代文明的基本文化规范和道德规范；为什么西方社会的冲突日益剧烈？因为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撕裂了社会，而基本价值观的冲突没有妥协的空间，坚守现代主义价值观与拥抱后现代进步主义价值观的人，都认为对方不可理喻、非常邪恶；为什么一些看起来边缘的甚至扯皮的话题成为撕裂社会的严重政治议题？因为后现代进步主义者基于其价值观发起了文化战争，将这些议题带进了政治的中心；为什么西方社会普遍出现政党和选民的重组？因为基于价值观的投票超过了基于经济利益的投票，在传统的经济利益之外，价值观成为社会分化组合的新的轴心；为什么在保守派阵营内部，传统保守派与新兴保守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为当代保守派与激进主义的冲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现代文明内部两种路线的冲突转变为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的冲突，于是，保守派与激进派必须重新定义——新兴保守派站在文化战争的前沿，守护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而传统保守派对后现代进步主义要么不敏感，要么与其合流，丧失了领导保守派抵制当代激进主义的资格……
人们看到左派进步主义者高举自由、平等、民主、包容、多元、（分配）正义的旗帜，很容易为他们的努力所感动，却不知道这些标志着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概念都被他们进行了后现代进步主义式的改造，将其变成了摧毁现代文明的武器。看起来，正是近些年欧美新兴保守派的崛起，破坏了岁月静好，导致激烈的党派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被动的守护者和迎战者，而后现代进步主义者才是激进变革的推动者。
所以，今天西方社会的种种乱象，不仅是思想上误入歧途的结果，也不能仅从经济上寻找原因，更不能完全归咎于少数精英的阴谋或利益谋划，而是现代文明发育成熟后开始走向衰败的征象。所有那些看起来自杀性的违背常识的观念与违背常规的现象，都是“后现代综合征”的表现，其病根正是后现代主义价值革命。
形成这个见识让人心情沉重，因为它预见了一种不详的前景。现代文明的灯塔飘忽不定、日益晦暗，这绝非人类的福音。但是，若没有这个见识只是盲目乐观，历史并不会按人们一厢情愿的路径前行。如果人们仍囿于传统的思维框架理解西方，或继续以万能的经济因素解释一切，或不能摆脱对制度与法律的表面观察和狭隘视角，甚至将如此明显的文明演化的大趋势归咎于个人的邪恶或集团的阴谋，就难免陷入困惑与迷乱中，无法理解西方社会真正发生了什么，就会不断被现实的发展所羞辱。这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是否正在被侵蚀、被毁坏？对这个问题，马斯克一言中的：“假如西方文明崩塌，其余一切都无意义”（Nothing else matters if civilization falls）。如果不能认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前者具有的颠覆性威胁——包括它已经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恶劣影响，反而将其作为现代主义来拥抱，那就会完全误解这个时代，甚至与堕落和邪恶的势力为伍。
这就是我最后一组文章和本文集导论所关注的问题，这些文字主要是我最近十年来的现实关切和思考成果。从思想脉络上看，我在这里从洛克走向了柏克，从对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阐述走向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我仍然坚持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立场，但我现在相信，柏克才是这套价值准则完整而准确的阐述者。尽管受制于大环境，这些文章有诸多言不尽意的遗憾，也引发了尖锐的争议。但我却敝帚自珍，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作品，相信它们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由此，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观革命，在我这里便凝练为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框架；进一步说，也是理解更广阔的文明史的基本框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内容极为丰富，但价值观念的演进是其深层动力。文明进步由它支配，异路歧途由它引领，衰败死亡由它推动。与它相比，意识形态的纷争与更替只是在深层洋流之上的表层风浪。我以前所发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两次主题转换，与价值革命比起来只是一条辅线，其本身也受价值革命的支配。而概述三次价值革命理论框架的一篇长文，恰好可以充作统领整个文集的导言。
六
回顾四十余年的学术历程，我庆幸此生以政治学为业，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业。亚里士多德曾推崇政治学为“高踞于所有实践学科之上”的学科，“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这在今天尤为恰当。而西方政治思想史在这几十年间，是政治学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学科。我感念这个时代，它让我在经历苦难后得以品味甘甜，让我从很低的起点获得不断跃上新境界的喜悦，从桎梏与束缚中体验破茧展翅的舒展和破冰前行的振奋。它一方面以开放的空间，让学者能够思考和表达见识，同时也以不确定的风险，试炼学者的良知和勇气。唯有勇毅者方能体验那种边缘行走、冒险说出真理的快感。
今天检视这些作品，我可以借用古代智者刘基的一句话聊以自慰：“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不如人意之处，皆因自己根基浅薄、学力有限；而无愧于心之处，在于我尚能恪守学者的本分，以竭诚而无伪、尽心而不怠自律，至少，从未以虚言谀辞曲意逢迎，更未凭妄言谬说谋一己之私。
为了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和缺憾，我在退休后开始重读西方政治思想家的经典，并着手撰写一套较大部头的《西方政治学说史》。我把它视为补课，期许能够超越自己以往的研究。古人云，“白首自怜心未死，夜窗风雪一灯青”，表达的正是我此时的心境。
诚然，我知道，属于我的时代已渐行渐远。想想当年积累资料的时候，我还在学老一代学者笨拙地抄录卡片，将卡片堆满了抽屉；而今天在撰写这篇后记时，已经可以用AI查找与核对一些记忆模糊的信息了。这过山车般的变革还在加速，未来不可期。今人的苦心孤诣，在后人看来也许不足称道，但我仍要倾尽余力，希望在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之际，留下一道较少遗憾的背影，庶几求得一个稍慰平生的落幕。
这部文集能够与读者见面，必须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和陈卓先生。在纸书已进入黄昏的时代，陈卓先生堪称孤勇者，倔强地坚守着出版人的理想与情怀。他的纯粹、担当、敬业和鉴赏力，都令人钦佩。著书之人能遇见这样的出版人为知音，实乃幸事。唯愿拙作不负他的一番苦心与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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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