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社会和技术变化的快速变化，新颖且未解释的现象至今仍存在（Gruber，2023），因此我们认为当代管理学研究应更加重视以现象为驱动的研究。在这篇社论中，我们探讨了现象驱动的研究如何推动管理领域的理论发展。我们首先反思我们领域中某些评估规范可能使得发表强有力的现象驱动研究变得更加困难。我们随后论证，现象驱动的研究是该领域自我更新的主要机制。尽管理论贡献仍是AMJ的关键重点，但我们坚持认为，在现象驱动的研究中，拓宽其实现方式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新现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会（Gruber， 2023）以及该领域在应对全球重大挑战方面有限的记录（George， Howard-Grenville， Joshi 和 Tihanyi，2016）。最后，我们总结了一些指导原则，说明作者和审稿人可以适当放松理论约束，通过现象驱动的更新推动新理论的发展。

本文基于Ter Wal, A. L. J., Little, L. M., Grimes, M. G., & Roberson, Q. M. (2026). Loosening the theoretical reins: A case for phenomenon-driven research in A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9(3), 441-454. 整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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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管理现象，但投稿时却被审稿人追问——"你的理论贡献在哪里？""这个现象能用现有的XX理论解释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你不是一个人。

《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MJ）的四位编辑——Anne Ter Wal、Laura Little、Matthew Grimes和Quinetta Roberson——在2026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重磅社论，标题直指要害：《放松理论缰绳：为AMJ的现象驱动型研究辩护》。

他们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管理学界对"理论"的过度迷恋，正在扼杀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

二、理论是如何"僵化"的？一个生命周期模型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看看理论是如何演化的。AMJ编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生命周期模型，包含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生成性涌现（Generative Emergence）

理论诞生于对某个被忽视、 poorly understood 或真正令人困惑的现象的解释。比如，Meyer和Rowan（1977）的制度理论，最初就源于一个简单观察：很多组织的正式结构似乎与日常工作的实际需求并不匹配。Latham和Locke（1979）的目标设定理论，也是从伐木工人的一个现象出发——当给他们具体的生产目标时，他们的表现总是优于那些被告知"尽力而为"的工人。这是理论最富有生命力的时刻。

第二阶段：生产性应用（Productive Application）

理论开始在相邻的情境和现象中找到 productive 的应用，产生新的发现和精细化。学者们不断验证、扩展、深化这个理论，它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确。

第三阶段：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成为审稿人和编辑"期望看到"的"透镜"。它出现在博士课程的必读书单上，成为某个研究领域的"标准语言"。

第四阶段：僵化（Ossification）

这是最危险的阶段。 理论变成了强制性的模板，将学术研究引向越来越增量化的"理论缺口"。研究者开始采用"缺口发现"（gap-spotting）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研究——"现有研究忽略了X和Y之间的关系，本文填补了这一缺口。"

但问题在于：当理论成为模板，它就会限制我们能看到什么。那些不符合现有理论的现象被忽视，或者被强行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中。正如Hambrick（2007）警告的，这会"阻碍重要理论的发现"。

三、为什么"理论先行"正在主导管理学界？

AMJ编辑们指出，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中，"理论先行"（theory-first）仍然是实证管理研究的主导取向。这本身是一种合法且富有成效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数据显示，虽然AMJ上发表的"现象驱动型"研究比例近年来有所上升（从2017年的约15%上升到2025年的约37%），但相对于理论先行的研究仍然占少数。

为什么会这样？编辑们指出了三个制度性压力：

第一，动机层面的压力。 研究者被推动通过"问题化现有理论"来论证自己的研究，而不是通过识别一个被忽视或 poorly understood 的现象。

第二，框架层面的压力。 研究者被期望遵循既定的理论结构和词汇，即使现象本身抗拒这种框架。

第三，贡献层面的压力。 所谓的前沿进展通常要在已有的理论对话中注册，这更偏爱增量式扩展，而非引入全新的概念领域。

Grant和Pollock（2011）曾指出，一篇有吸引力的引言可以"加入一个正在进行的对话"或"开启一个新的对话"。但在实践中，前者完全压倒了后者，后者几乎成为例外。

四、什么是"现象驱动型研究"？

AMJ编辑们给出了清晰的定义：现象驱动型研究是指由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求知欲所驱动的学术研究，这些问题我们集体认为很重要、需要解决，但我们尚未完全理解。

换句话说，现象驱动型研究"处理的是与管理实践相关、但超出现有理论范围的问题"（von Krogh, Rossi-Lamastra & Haefliger, 2012: 277）。

关键澄清：现象驱动型研究不是反理论的。 恰恰相反，理论更新的潜力深深植根于探索新现象的好奇心和驱动力。它不是理论的退却，而是理论再生的源泉。

五、理论是"柱子"，现象是"行"：一个形象的比喻

AMJ编辑们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说明现象驱动型研究如何推动理论发展：

想象一个网格，理论是"柱子"（columns），每个柱子在特定的机制、关系、过程等领域内建立深度。这种"垂直发展"是理论精确性实现的方式，也是文献对话组织的方式。博士训练必然将学者引入特定的理论传统，而柱子内的共享语言使协调研究成为可能。

但问题是：现象很少能 neatly fit 进任何一个垂直的柱子。

有时候，现象超出了现有柱子的覆盖范围——我们的现有术语（构念、过程、关系）无法解释现象所呈现的实证模式。这时，真正的新理论是需要的。现象驱动型研究通过建立新的柱子，水平扩展这个网格，从而"改变某个文献中的对话"。

六、现象驱动型研究的三种贡献路径

AMJ编辑们借鉴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的框架，将现象驱动型研究的理论贡献分为三种类型：

1. 拓展者（Expander）：拉伸现有理论的边界

拓展者在理论建构上得分较高，在理论检验上得分中等。他们识别出现有理论的边界，展示其解释力的局限，或发现现有理论已建立但从未充分解释的关系背后的因果动态，或需要整合多个理论传统来解释现象。

三种子路径：

• 边界识别：现象揭示了现有理论在哪里失效。例如，Sine、Mitsuhashi和Kirsch（2006）挑战了结构权变理论的适用性——该理论建立在大型组织中"有机式vs.机械式"结构的区分之上，但Sine等人发现它无法解释高度动态环境中的新创企业。

• 机制发现：现象揭示了现有理论已建立但从未充分解释的关系背后的"为什么"。

• 跨传统整合：现象无法被任何单一的理论传统解释，需要整合多个对话。

2. 建构者（Builder）：创造新的理论构件

建构者在理论建构上得分最高。他们引入新的构念、新的关系、新的机制，为文献提供全新的概念工具。

3. 检验者（Tester）：在全新情境中检验现有理论

检验者在理论检验上得分高，但在理论建构上得分相对较低。他们严格地将预测建立在现有形式理论之上，并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但不引入新的构念或关系。

对于现象驱动型作者来说，当现象本身提供了一个异常强大的实证情境来检验理论的预测时，检验者路径是可用的。特别是，当一个现象与现有理论所基于的现象根本不同时，在新情境中检验该理论可以揭示理论的哪些部分成立、哪些部分不成立，从而给出理论运作的条件。

七、从现象到理论：现象驱动型研究的分析旅程

AMJ编辑们详细描述了现象驱动型研究的分析过程，这对于想要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尤为宝贵。

核心原则：理论不可知论（Theoretical Agnosticism）

这不是指缺乏理论参与，而是指在探究的早期阶段暂停理论承诺。过早的理论承诺会窄化研究者能看到的东西——它过滤了哪些模式被注意到，哪些意外被认真对待，哪些现象方面被视为核心而非边缘。

理论不可知论意味着：在决定需要哪些理论工具（新的或已有的）来解释现象之前，给现象空间来揭示它自己的结构。

五个分析步骤

第一步：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

看到数据中某些东西不是随机的，而是结构化的、反复出现的或系统性的。这是现象开始成形为分析对象的时刻。

关键问题：什么令人惊讶？什么反复出现？什么不符合？研究者不仅问"发生了什么？"，而且问"鉴于我们所知道的，什么不应该发生？"

第二步：候选解释的产生与评估（Gene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andidate Explanations）

在识别出现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模式后，研究者问："什么可以解释这个？"这是溯因推理最基本的形式：对令人惊讶的事实寻找最合理的解释。

关键区别：研究者考虑多个理论传统作为候选解释，并根据现象来评估它们——现象裁决理论，而不是反过来。

第三步：数据与新兴解释之间的迭代循环（Iterative Cycling）

每一轮数据通过都精炼解释。每一次精炼都将研究者送回数据，寻找不同的东西：确证证据、反证证据、边界条件、不符合的案例。

这与论文通常呈现的线性叙事截然不同。Shepherd和Sutcliffe（2011）将其描述为"归纳式自上而下理论化"——宽泛的理论直觉通过与数据的互动逐步 sharpen。

第四步：概念建构（Conceptual Construction）

命名研究者所看到的东西。什么时候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值得一个新的构念？什么时候一组观察需要新的词汇而非现有术语的应用？

这是建构者和拓展者分歧最大的地方。建构者需要创造领域尚未拥有的语言。拓展者需要展示现有语言不足，并精确说明必须如何被拉伸。

第五步：命题发展（Propositional Development）

明确研究者建构或识别的概念如何相互关联。这是过程模型、理论框架和关系性主张成形的地方。

八、给审稿人和编辑的评估指南

AMJ编辑们不仅面向作者，也为审稿人和编辑提供了评估现象驱动型研究的原则：

原则一：排序与校准（Sequencing and Calibration）

先评估现象，再评估理论。 根据论文的动机和它试图做出的贡献类型来校准问题。

在第一轮审稿中，重点可能放在现象本身和实证基础上：这个现象是真实的、重要的、且未被充分理解的吗？实证证据可信吗？论文是否确立了真正令人困惑的东西，或者现象确实被忽视了、或仍然 poorly understood？

如果答案是"是"（或甚至"可能是"），那么理论贡献可以在后续轮次中发展。

原则二：参与分析过程，而非仅评估产出

审稿人可以用一个词汇来评估作者如何到达他们的主张，而不仅仅是他们主张了什么。

建设性的发展性问题包括：

• 作者是否真正让现象引导探究，还是理论透镜被过早施加且未经审视？

• 合理的替代解释是否被认真考虑并排除，还是作者过快锁定单一候选？

• 概念词汇是否合理，还是超出了证据支持的 proliferation？

原则三：自我诊断与对不确定性的容忍

在断定现象驱动型论文缺乏贡献之前，审稿人可以问自己：我的担忧反映了论文的真正弱点，还是我对更熟悉的理论框架的偏好？

如果审稿人批评的核心是"如果通过某个既定理论来框架，论文会更强"，那可能是僵化信号而非质量信号。

同样，可能存在过快向上抽象的趋势，直到一个发现似乎符合领域已知的东西。但在某些情况下，论文的理论价值恰恰在于贴近现象本身的层次。

九、为什么这很重要？管理学的时代使命

AMJ编辑们在结语中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吁：

"鉴于社会变化的空前速度，以及有效应对复杂多方面挑战的迫切需求，管理学 scholarship 在理解正在塑造世界的现象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继续履行这一角色，我们必须在理论缰绳可能限制我们参与新兴或 poorly understood 现象的能力的地方，放松它们。"

管理学领域不能仅仅通过向熟悉的理论提出越来越精细的问题来更新自己；它必须通过面对那些动摇我们所知道的现象来更新自己。

现象驱动型研究不是理论的退却，而是理论再生的源泉。

十、对中国管理学者的启示

这篇社论对中国管理学者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

第一，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是现象驱动型研究的宝库。 从平台经济的崛起到数字化转型的阵痛，从"996"工作制到远程办公的普及，从国企混改到专精特新"小巨人"——这些现象很多是西方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的。

第二，不要急于用西方理论"套"中国现象。 理论不可知论提醒我们，在探究的早期阶段，要给现象空间来揭示它自己的结构，而不是过早地套用某个西方理论框架。

第三，三种贡献路径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你可以是"拓展者"（展示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边界），可以是"建构者"（基于中国现象创造新的理论概念），也可以是"检验者"（在中国独特情境中检验现有理论）。

第四，投稿策略需要调整。 如果你从事现象驱动型研究，需要在引言中更加突出现象的"被忽视性"" poorly understood 性"或"令人困惑性"，而不仅仅是"理论缺口"。

结语：让理论为现象服务，而非相反

Hambrick（2007）曾警告，管理学界对理论的迷恋可能是"过犹不及"。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似乎更加严重。

AMJ编辑们的这篇社论，是一剂及时的"解药"。它提醒我们：理论是手段，不是目的。 理论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现象、解决实践问题。当理论成为束缚我们视野的枷锁，当现象被削足适履地塞进理论的鞋子，我们就需要勇敢地"放松理论的缰绳"。

对于中国管理学者而言，这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在全球管理学界呼唤"现象驱动型研究"的今天，中国丰富的管理实践和独特的制度情境，正是贡献原创性理论的最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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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8c8NAn5zK2xyF4QLs9TjA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