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优绩主义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优绩主义在美国迅速兴起。广受追捧的“美国梦”就是一种典型的优绩主义理想：在美国，一个人的前途不由出身决定，只要有能力、肯努力，就有机会改变命运。战争结束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让数百万退伍军人进入教育体系，其中约230万人进入大学，高等教育的大门由此向更多人打开。战后繁荣创造了大量依赖学历和专业能力的社会位置，美苏冷战又把人才引进、培养上升为国家竞争战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由此汇聚美国。越来越多接受教育的人真正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优绩主义也逐渐成为美国社会解释个人成败的主导观念。它为“美国梦”提供了一套解释成功的逻辑，“美国梦”中的成功者又不断为它提供现实证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套观念随着全球化走向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优绩主义的出现削弱了贵族血统、家族门第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让普通人也能通过教育和工作改变自身处境，是历史的进步。但优绩主义几乎从诞生起就伴随着批判。1958年，迈克尔·扬在《优绩主义的兴起》中对优绩主义进行讽刺，他虚构了一个完全按照智力和努力分配地位的社会，旧贵族虽然退出了舞台，但新的优绩精英却占据了同样的位置，并在获得成功之后开始强化阶层壁垒。

果然，如迈克尔·扬所描绘的那样，优绩主义在打破旧贵族垄断的同时，也塑造出一批新的优绩精英。他们依靠教育和职业竞争取得优势，又依靠自身资源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起点。旧的世袭身份看似退出了社会分配，优势却通过家庭重新积累起来。优绩主义原本要反对世袭，最后却制造出新的世袭。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流动问题日益显现，优绩主义也再次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优绩主义许诺机会平等，却没有阻止优势在代际之间延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分析“平等的权利”时指出，只有从同一个特定方面看待不同的人，才能用同一尺度衡量他们。现实中的人并不相同，所处的条件也存在差别，形式上的一致并不能消除这些现实差异。

在优绩主义语境中，竞争在形式上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因而，成功者更容易忽视自己得到过哪些帮助，容易忘记自己无法选择却已经拥有的客观条件，而将自己得到的一切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于是社会竞争的结果被简单地推演成了一种道德判决，逻辑很简单：我成功是因为我的能力和努力，而你作为失败者没有成功，就是因为你不够优秀，或者不够努力。

当社会把竞争结果理解为道德判决，成功者往往被认为更加优秀，失败者则要承受对自身价值的否定。原本需要由社会共同解释的种种差距，最后被归结于失败者自己的责任。优绩主义需要批判的，正是这种从具体评价到总体判决的扩张。它用一次考试的胜负来判定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把个人成败解释为才能和努力的直接结果，使成功者把所得视为完全应得，也把失败者所处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到他们自己身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一个人在某次考试中得分更高，只能说明他在这次考试所测量的范围内表现更好；一个人能够胜任某项工作，也只能说明他更符合这项工作的具体要求。

对优绩主义批判的批判

在优绩主义语境中，一个人取得成功，就会被认为更有能力、更加优秀；一个人遭遇失败，就会被归结为不够努力，甚至被贬低得一无是处。所以我们需要批判优绩主义，因为它把具体竞争中的成败泛化成了对人的总体评价。但是，在当前的舆论传播中，一些针对优绩主义的批判又走向了另一种泛化，从一种极端走向了另一种极端。优绩主义变成了一个可以解释所有问题的标签，许多人开始用它批判考试制度、批判内卷，甚至批判个人努力。前一种泛化用竞争结果判定人的全部价值，后一种泛化则用优绩主义泛化所有问题。我们要批判的，正是后一种对优绩主义批判的泛化。

考试制度以分数评价学生的学业表现，并根据结果分配有限的教育机会，所以被视为优绩主义在教育领域最直接的体现。优绩主义原本的问题，是社会把一次考试的胜负扩大为对人的全部评价。一些批判却反过来把这种概念扩张归咎于考试制度本身。“一次考试不能定义一个人的全部价值”逐渐被扭曲成了“考试本身没有资格评价一个人”。批判对象就这样从考试结果的泛化转向了考试制度本身。这些批判常常把高考解释为科举制度留下的惯性，将整个考试制度概括为“用一场考试决定孩子的人生”。另一些观点不断放大家庭资源对成绩的影响，进一步把分数换算为家庭资源，认为考试不过是在完成阶层复制。原本针对社会应该如何使用考试结果的讨论，最后却转向了考试制度。

在这些人的语境中，考试制度成了优绩主义规训个人的工具。他们认为，考试用分数和排名把学生推入同一条竞争赛道，迫使学生为有限机会不断增加投入。沿着这种解释，围绕考试展开的教育竞争也就都成了内卷。有些人提出：“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卷一场考试？”有些人把不相信分数能够改变命运并放弃努力的行为称为“反内卷觉醒”。内卷原本指向竞争中不断增加投入、实际收益却没有相应增长的困境。但在标签化的优绩主义批判中，内卷失去了其具体边界。沿着这条路，反内卷开始混淆正常竞争与无效内耗，由此继续推进到对个人努力的怀疑。有些人说：“我们小县城努力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有些人说：“考上了，读上了，那又怎样，还是牛马，放过自己吧。”这些表达把结果不理想直接等同于努力没有作用，把现实挫折变成了停止行动的正当理由。

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况，都是在各类优绩主义批判的文章、视频中观察到的真实情况。根据调查，这些观点往往传播量不低。这种标签化优绩主义批判之所以容易传播，是因为它既为受众所遭遇的现实挫折提供了一个可以概括一切的标准答案，也为受众逃避继续努力的责任提供了理由。有人甚至直接说“努力是最没用的东西”，认为“人靠勤奋是发不了财的，太用力的人走不远”。相比于具体分析升学压力、就业困难等现实问题的形成原因，这样的结论更简单直接，也更能提供所谓的情绪价值。对于那些本来就不愿行动的人而言，它尤其具有吸引力。既然考试只是落后制度的延续，努力不过是在参与内卷，那么躺平也就有了正当性。

事实上，每种理论在解释现实时，都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和边界。但标签化批判则不然，只需要一个足够吸引眼球的结论，更迎合情绪，也更容易获得流量。于是，在这些人的观点中，充斥着标签化的优绩主义、弗洛伊德、福柯等。和小学生作文中随处可见的“鲁迅曾经说过”，有异曲同工之妙。

教育领域能不能抛弃优绩主义？

一些优绩主义批判就这样从反对成王败寇的道德判断，走向了对考试制度的否定，那么教育领域究竟能不能抛弃优绩主义？

在当前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不可能无限供给，必须通过一定方式进行分配。因而，教育除了育人功能，还必须承担评价和选拔功能。只要机会仍然有限，竞争就不会消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支持教育领域的优绩主义。教育领域应当摆脱优绩主义对人的总体评价，却不能放弃以学业表现为依据的公开竞争。

以学业表现为主要依据的公开竞争，目前依旧是最具相对公平价值的分配方式。公开竞争意味着提前公布规则，让所有考生按照相对统一的标准参加竞争，再依据可以核验的结果决定机会归属。这种方式已经尽可能地压缩了财富、身份、关系等因素影响结果的空间。现实中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公平，公开竞争已经是现有条件下能够实现的最具相对公平价值的方式。即使取消公开竞争，竞争也不会消失，优质教育资源仍然有限，有限机会仍然要分配。只是当公开标准退出以后，受益的只会是拥有财富、身份、关系等社会资源的人们，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重新受家族门第支配。真正拥有家庭资本的人，不会因为几篇反优绩主义文章就停止为下一代积累教育优势。最容易被“考试没有意义”影响的，恰恰是那些需要依靠公共教育，通过明确规则争取阶层流动机会的普通人。

反内卷≠反努力

教育领域既然不能放弃公开竞争，竞争带来的压力就不会消失。有人因此认为，维护公开竞争就是在支持内卷。这种判断事实上就掉入了标签化优绩主义批判中的话语陷阱。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相关文件同时强调，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是不要竞争，而是要引导竞争更加健康有序。所以，竞争不等于内卷，反内卷也不等于反努力。

学生为了掌握知识而认真学习，为了参加考试努力准备，这些投入即使最后没有得到预期结果，学习过程中积累的知识、经验也不会随之消失。这样的努力会带来压力，却仍然属于正常的教育竞争。

我们所说的教育领域的反内卷，是指学生已经完成必要的学习，仍然要不断堆积证书和项目，只为了不在排名中掉队。一个人增加一项经历，其他人担心失去机会，也必须跟着增加。付出越来越多，门槛越来越高，学习的目的却逐渐从培养能力变成了比较筹码。在这种内卷竞争中，大家忙着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真正能够学到什么反而是次要的。学业竞争因此变成了零和游戏，人们将同伴的努力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担心自己的排名因此下降，由此产生更强的焦虑。所以，反内卷反对的是那些无法带来真实成长的额外消耗，反思的是把所有学生赶向同一条赛道的评价环境。

反内卷反对的绝对不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个人成长应当付出的正常努力。有的人甚至都没有迈出一步，却先用内卷证明努力没有意义。有的人连基本的学习任务都没有完成，也没有尝试培养个人能力，就借“反内卷”理论完成了自我和解。反内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逃避个人责任、为躺平洗白的政治正确。

不可否认，教育领域中存在的资源分配、评价制度等问题当然需要改革，但是教育改革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如今，新中国成立已近77年，恢复高考也已近49年。我们都相信这些问题在未来一定会得到解决。可是，未来的变化无法改变今天的情况。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无法任意选择自己面对的条件。我们要明确：一次竞争的失败并不能否认人的全部价值，努力未必一定能够成功，但努力依然是人在既定条件中实现自身成长发展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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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