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吴宓五十六岁。面临去留，他在信中写道： "宓年五十六，身非国民党员，又无政治兴趣，亦无活动经验，然以中西文学及历史道德之所召示，由宓之愚，自愿在甲方区域中为一教员或民人。" 

他留下了。但不愿去北京。

他说："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宁投嘉陵江而死，不愿……" 留下，就要改造。

1951年，有人劝他烧掉日记。吴宓写了三条理由，拒绝： "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 "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 日记没烧。但日子越来越难。 

1954年，文字改革方案公布。吴宓在日记里写："宓读之大愤苦。夫文字改革之谬妄，吾侪言之已数十年。"简化字推行后，他又写："文言废、汉字灭，今之□□乃真亡矣。"□□是日记原文自讳，他不愿写下那两个字。

 1957年，反右。吴宓记："呜乎，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 

1965年元旦，他用了一个比喻——"譬如人赤身站立在染坊之靛汁瓮中者，靛汁浸透其人之全身自颔以下，欲其人洗清体肤，同他人之白净，岂易事哉？" 

1967年春节，他在日记里写："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 

1969年，在梁平，被两名高大的男生挟持疾行，腾空甩出，腿扭折成三截，仍勒令半跪半坐三小时。之后断水断饭。他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没有人给他水。 

1972年，一个曾经的学生来看他。吴宓在日记里只写了五个字——"持手喜极欲泣。" 1973年，胞妹吴须曼来探望。他穿的那件蓝布棉袄，缝补了三十六处。蚊帐还是1938年买的。 

1974年，批林批孔。人人表态。吴宓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宁可杀头，我也不批。" 此言一出，定性处理。 

1977年1月8日，他离开西南师范学院，由堂妹吴须曼接回泾阳。当地领导说了一句话："我不管他头上戴的什么帽子，他既是泾阳的儿子，就应让他回泾阳来。叶落归根嘛！" 回到老家时，他全部的积蓄——枕头下七分硬币。 双目失明，全身瘫痪。有一天跟妹妹闲谈，听说乡间中学没有外语教师，开不了英语课。吴宓急了："他们怎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教书呀！" 

又有一天，他拄着拐杖在街上散步，走累了坐在路边。一个青年走过来，喊了一声："吴老师。"吴宓以为听错了，努力睁大眼睛问："你在叫我吴老师？"青年说是。吴宓热泪盈眶，从内衣口袋掏出十块钱塞给那个青年，说："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 

1978年1月17日凌晨，吴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二医院去世。死因：双侧颈内动脉血栓形成，呼吸循环衰竭。 据亲人回忆，他神志昏迷时反复念叨："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1979年8月，平反。1981年1月17日，骨灰葬在嵯峨山下。 

1927年，王国维投湖后不久，陈寅恪和吴宓有过一场谈话。陈寅恪说，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 吴宓接了一句："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特有大小轻重之别耳。" 不幸一语成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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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