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兄花吉
语言从来不只是语言。
它是思维的边界，是文明的接口。
今天刷到数学老师汤家凤公开呼吁“取消英语作为核心课程地位”的视频上了热搜，看到他那句“英语只是一个工具，会用就可以了！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该结束了！”。我一秒钟和他辩论的兴趣都没有，因为这种观点不仅愚昧，而且low。
但他给了我们一个契机，重新思考并定位英语！
我先旗帜鲜明的表达我的观点：我主张将英语作为中国第二官方语言
诚然，教育内卷下英语耗费了家庭巨大的资源，但若仅仅因为“痛”就挥刀砍向这门语言，将其贬低为“只是工具”，那才是真正的短视与愚蠢。
想想看，现在的教育模式是什么？从小学到高考，十几年英语教育，目标是"考试能拿分"。背单词、刷语法、做阅读理解，学出来的是一套应试技能，不是语言能力。
这是70后、80后一代真实的教育经历，我们学的基本是哑巴英语，broken English!
但问题出在哪？恰恰是因为把英语当"工具"来学，才导致了全民资源浪费。恰恰是"工具化"的层次太低了。
新加坡、印度、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并没有让全民花十几年专门"学英语"，而是让英语成为教学媒介和行政语言，整个国家都是英语环境。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用英语学习数学和科学，到中学毕业，英语已经长在思维里了，不需要额外花十几年刷题。
所以真正浪费资源的不是"把英语当工具"，而是"把英语当考试工具而不是使用工具"。
语言从来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是思维的车厢，是文明的密码，甚至是一种价值观！
我统计了一下，目前全球约 57-58 个主权国家，外加约 30 个非主权属地实体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
看看我们的邻国与世界的案例吧。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力排众议推行双语政策，将英语定为工作语言和第一语言。正是这门“殖民者的语言”，让新加坡不同族裔融洽共处，并借由英语搭上了全球化贸易的快车道，实现了经济奇迹。它让新加坡人天然地具备了全球视野，能够无缝对接世界最前沿的科技与思想。
再看印度，尽管国内有上千种语言，土邦林立，但他们通过《三语方案》，将英语定为“第二官方语言”。虽然印度也在进行“去殖民化”，但不可否认，正是英语让印度在IT产业、国际商业外包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优势，英语是印度连接世界的超级纽带。
还有我们的邻国越南。这几年越南改革力度不断加大，越南政府宣布《2025-2035全国外语战略规划》，决定从小学一年级起将英语设为必修课，构建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全链条英语学习体系，甚至要求在2035年实现部分大学的全英语沉浸式教学。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突破劳动力英语短板，抢占全球产业链高地。
这些国家没有把英语当成“崇洋媚外”的毒草，而是将其作为打开现代文明与财富之门的钥匙。
我热爱汉语。我也迷恋唐诗宋词和中国书法，沉醉于《兰亭集序》的笔墨气韵，汉字是中华民族的魂与根，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审美基因，这一点，我从未怀疑，也绝不让渡。
然而，热爱母语不等于封闭自守，珍视传统更不等于将传统神化。但恰恰是因为我看清了一个残酷的历史真相。纯粹依靠传统文化，无法诞生现代文明。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心理深处，始终横亘着一道“华夷之辨”的鸿沟。我们习惯于用“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来划分世界，习惯于在“东方叙事”中寻找心理安慰。
但请让我们冷静地审视，在这个星球上，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东方”与“西方”，只有“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科学精神、法治观念、人权意识、契约精神、逻辑思辨，这些并非西方独有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经过血与火的试炼后，共同淬炼出的普世价值。如果因为诞生于欧美，我们就将其贴上“西方”的标签而拒之门外，那不是文化自信，而是文化怯懦；那不是守护传统，而是固守野蛮。
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比身体疾病更可怕的是“国民劣根性”。他翻译外国著作，倡导“拿来主义”，正是为了让中国人摆脱封建枷锁，获得现代人的独立人格。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引入实验主义，也是为了用现代逻辑改造我们的思维。那一代大师，没有一个人主张封闭，他们主张的是“输入学理，再造文明”。
有人问：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自发产生？为什么民主与法治的萌芽在封建王朝的土壤中难以长成？
除了制度原因，语言与思维的局限是致命的。
我们的传统文化重感悟、重意境、重整体，却轻逻辑、轻实证、轻分析。方块汉字的意象之美，在赋予我们独特审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现代科学理性之间的屏障。赵元任、瞿秋白等民国学者曾深刻探讨过汉字的繁难对民众启蒙的阻碍，甚至提出过拉丁化的设想。虽然汉字拉丁化未能实现，但他们的焦虑是真实的：我们需要一种工具，来承载那些传统文化中缺失的、冷峻而精确的逻辑思维。
英语，正是这样一把钥匙。
语言革命在民国时代就产生过巨大的辩论。
中国的语言学者和思想家们，恰恰是最渴望融入世界的一群人。
鲁迅，这位被隐喻“民族脊梁”的文学巨匠，一生都在与外语打交道。鲁迅不仅精通日语、德语，对英语也颇有研究。他主张“硬译”，借外语的语法和逻辑来改变中国人几千年缺乏逻辑性与科学性的思维习惯。鲁迅眼中的世界，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致力于让中国人成为具有人类意识的“世界人”。如果鲁迅只把外语当成“会用就行”的工具，又何来那些直击灵魂的译文？
再看胡适、赵元任。当年在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圈子里，面对中国各地方言隔阂，他们甚至激烈讨论过“中文拉丁化”。赵元任后来协助林语堂、蔡元培推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林语堂编写了风靡民国的《开明英文读本》，用英语向世界讲述中国。那时的精英们深知方块汉字难认难学，要教育大众、要解放民族，必须拥抱拼音文字，必须掌握英语这门世界语。
中华文明确实有着几千年的灿烂底蕴，但几千年的封闭与因袭，也让我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我们的母语思维需要新鲜的氧气。英语不仅是一门语言，它背后承载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权、科学、民主与现代商业规则。把英语贬低为“只是工具”，是把文明的交融降维成了“拧螺丝”。当我们把英语仅仅当作一门“外语课”来考级时，我们错失的不仅仅是分数以外的风景，而是直接阅读、理解、消化现代文明底层代码的能力。
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不是一次语言的替换，而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这不仅出于教育效率的考量，不仅出于文明融合的渴望，更出于一个简单而迫切的判断：这是中国迈向更高层级全面改革开放的标志，是盘活经济、吸引世界到中国来旅游、投资、生活与定居的关键一步。
改革开放将近50年，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市场。货物进来了，资本进来了，技术进来了。但坦白说，我们的"开放"更多停留在商品和资本的层面。人员流动的壁垒、制度对接的摩擦、文化理解的隔阂，依然深厚。
一个外国投资者来到中国，面对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合同需要翻译，谈判需要翻译，与政府部门沟通需要翻译，孩子上学需要翻译，日常生活需要翻译。每一层翻译，都是一层摩擦成本。每一层摩擦，都在劝退那些本可以留下来的人。
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除了法治和税收，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因素是：英语。全球资本、全球人才到了新加坡，不需要学一门新语言就能工作、生活、投资。语言零摩擦，是新加坡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阿联酋的迪拜，一个沙漠中的城市，凭什么吸引全球富豪定居？英语是它的事实通用语。印度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俄罗斯人，到了迪拜都能用英语无缝衔接。语言便利，是迪拜成为"世界公民之城"的基础设施。
语言便利，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型开放。
一个不会中文的外国游客，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连点菜、打车、问路都困难。这不是"文化特色"，这是经济机会的流失。
再看外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但外资企业在华运营的语言成本极高。跨国公司必须为管理层配备翻译，为文件配备双语版本，为内部沟通建立额外的协调流程。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反映在投资决策上。
还有人才。全球高端人才流动中，语言环境是核心考量。一个硅谷工程师考虑移居亚洲，新加坡和香港几乎是默认选项。中国如果想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胜出，语言便利不是加分项，是入场券。
当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意味着府公共服务提供英文版本，不再是"额外服务"，而是"标准配置"、教育体系双语化，培养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人才，城市公共标识、政务服务、医疗教育，全面对接国际标准。
这些改变，表面上是"方便了外国人"，实质上是降低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降低，直接转化为投资的增长、旅游的收入、人才的流入。
如果中国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我们的孩子将不再需要花十几年时间痛苦地“学英语”，而是可以直接“用英语学”。从小学开始，数学、物理、编程、国际法……都可以采用双语甚至全英文教学。当语言回归其作为“思维媒介”的本质时，学习成本反而会大幅降低，效率会指数级提升。
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绝不意味着取消汉语，更不意味着否定中华民族的根与特性。相反，只有当我们的根基足够深，我们才敢放眼世界。
我主张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是因为我渴望看到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一场普遍的觉醒。
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中华文明的成年礼。只有当我们不再恐惧一门外语，当我们的孩子能直接用英语思维去审视世界、去输出中国价值、去参与制定全球规则时，中华文明才能真正洗去千年的自卑与封闭，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愚蠢的人把语言当工具，智慧的人用语言重塑思维，融入世界。
我渴望看到，未来的中国年轻人，不再需要通过翻译去理解康德、罗素、哈耶克；不再需要隔着文化的滤镜去理解国际规则；不再在“东方”与“西方”的伪命题中内耗。
我渴望看到，中华文明能够洗去千年的封闭与沉重，以一种平等、开放、理性的姿态，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潮。
它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回到汉唐的封闭辉煌，而是以开放的姿态，重新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bMwzICKLgJIGxqT2XA3qg?scene=1
编辑 | 人格与社会课题组黄传斌
